纽伦堡正义宫俯瞰图,1945年11月20日。
被告人赫尔曼·戈林:
和蔼可亲的精神病态者
文 | [美]乔尔·迪姆斯代尔
审讯戈林
在权势熏天时,戈林是第三帝国议会主席、盖世太保创始人、空军司令以及第一批集中营创建者。他戴着和蔼可亲人格的面具,而背后的性格是多面复杂的,既有吸引力又令人厌恶。
戈林与众不同——生活放荡、骄奢淫逸、喜欢掠夺财富。
然而与纳粹高层的其他人相比,他有风度、健谈、风趣,还有些古怪。戈林自视为现代沙皇,喜欢身着古装,佩戴昂贵的胸针,经常在自己的宅邸——卡琳宫——举行盛大的宴会,他通常会让客人参观自己驯养的宠物狮子,观看模型飞机向模型铁路上投掷炸弹。在用这些非同寻常的娱乐方式款待客人后,他通常带他们到另一个房间看自己喜欢的牛仔电影和印度电影。
虽然戈林非常腐败,到处掠夺艺术品,但是对动物却表现出仁慈之心,他对自己担任森林部长很自豪,专门颁布法律确保动物受到人道对待。但是戈林还有另一面。在普鲁士颁布了禁止动物活体解剖实验的法律后,他威胁说,任何违反这一法律的人都要面临“严重刑罚……要被送入集中营”。在他关怀体贴的假面之后潜藏着惩罚报复。
对戈林来说,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其实并非他关注的头等大事。当被问到为什么任命具有犹太血统的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元帅担任自己的副手,戈林回答说:“在德国,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2戈林还营救了一对犹太姐妹并安排她们迁居国外,因为1923年他在慕尼黑暴动中严重受伤时,两位女孩救了他的命。
在审讯中,被称为“胖子”的戈林很难让人弄明白。审讯官员多利布瓦描述了戈林的复杂个性:人们用各种负面的语言来描绘他,从恶魔的化身到肥胖愚蠢的阉人……他其实是一个能力出众、精明强干的管理者,才华横溢、敢于冒险,但又残酷无情、贪得无厌。
他有时会施展魅力,和他相处的人会感觉很愉快,他有时又会让人心生厌恶,但是和他相处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戈林被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前提所激怒,认为同盟国的做法非常虚伪,他历数同盟国的罪行:
集中营是英国人在布尔战争期间发明的;
苏联人在卡廷森林杀害了大量波兰军官,还屠杀了数百万自己的国民;
美国人则屠杀了大量印第安人。
听说美国人向日本广岛投掷了原子弹后,戈林评论说:“啊哈,现在谁是战犯?”
戈林是一个有多重人格的变色龙。纽伦堡法庭的审讯人员约瑟夫·迈尔敏锐地观察到:
“在法国人面前,他高高在上,神色鄙夷;
在我们(美国人)面前,他表现得像强健的海盗一样,他认为这样或许可以吸引像好莱坞电影中需要救助的那些幼稚的美国人;
在冷静、老练的英国人面前,他很安静,彬彬有礼,急于表现出他认为能吸引英国人的绅士派头……
(在苏联人面前,戈林)表现出些许的畏缩和奉承。他知道不能装腔作势激起苏联人的好奇心,他对自己见到的每一个苏联人都怕得要死。”
审判戈林
戈林认为自己是所有战犯的首领和发言人,他相信自己应该被特殊对待。安德鲁斯监狱长要求犯人每个周五清理自己的监舍,戈林被这一命令激怒并因此出现心律不齐的症状。安德鲁斯在这件事上向戈林让步,给他分配了一名犯人帮他打扫监舍,但是监狱长讨厌戈林,他评论说:“戈林明显装腔作势,在审判期间一直如此。”
证人席上的戈林
戈林努力组织所有被告人建立统一的辩护阵线,当其他战犯选择独立的辩护路径或者承认罪行时,戈林会气得七窍生烟。
和其他受审的战犯不同,戈林在出庭时并没有认罪,也没有表达歉意。相反,他耐着性子主导了对自己的审判,并屈尊“承认”战争期间出现了暴行,但是所有人都难辞其咎,所有人手上都沾满鲜血。
戈林对最后的判决结果不抱任何幻想。他对自己将被处以绞刑而不是枪决愤愤不平,但是他已经将判决视为成为烈士的方式。“我知道我会被绞死。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会作为伟人载入德国史册……五六十年以后,赫尔曼·戈林的雕像将会遍及德国,而小型塑像可能会进入德国每一户人家。”
杰克逊对决戈林
1946年3月,戈林进行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表演,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在即席做证,他讲述了战争情况,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努力辩解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他记忆力惊人,对细节了如指掌。他的表现令见证者惊讶不已,人们因为他肥胖的外形而误以为他是个平庸之辈。
戈林和大法官杰克逊展开了一场智力的对决。
第一回合杰克逊占了上风,但是这个暂时的胜利很快就逆转了。随军记者哈罗德·伯森(Harold Burson)言简意赅地评论道:“戈林将杰克逊驳得体无完肤。”
杰克逊习惯了其他被告人的辩解风格,他们回答问题的经典论调是:“哦,这些事情太可怕了,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无权制止它们发生。”
而戈林完全不同,他从不认罪,他会以如下方式猛烈回击:“我们当然干了那些事情。蠢货,我们是在打仗。你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戈林这种猛烈的言辞咄咄逼人,杰克逊无力招架,惊慌失措,怒气冲冲而又张口结舌。
罗伯特·H.杰克逊
戈林大肆攻击杰克逊的每一个问题,并将它的意思完全扭曲。戈林英语流利,抱怨译员的翻译不准确,要求在回答问题时给予更多时间。杰克逊试图打断戈林的发言,但是法官裁定,戈林在回答问题时有权发表冗长的言论。
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戈林表现得更好。戈林向自己的律师吹嘘说:“杰克逊比不上我。”当戈林完成做证时,他很享受自己的胜利。“不要忘了,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集结了本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来跟我对抗,他们的后盾可是这些国家的整台法律机器,而我是单枪匹马迎战!”
凯利和吉尔伯特的评估
凯利喜欢嘲讽,不喜欢使用难懂的术语;吉尔伯特爱下断语,而且他后来的著作滑向教条主义。尽管二人风格迥异,但都认为,戈林唯利是图、腐化堕落且残暴无情。
但以上是凯利和吉尔伯特仅有的共识。吉尔伯特认为戈林是恶魔,是一个内心懦弱卑劣的暴徒。相形之下,凯利却仰慕戈林这样的无赖,他进一步宣称,世界上像戈林这样的人多得是。在吉尔伯特看来,崇拜这样的“无赖”不仅离经叛道,更令人深恶痛绝。
凯利和戈林相处融洽,但有些人认为凯利跟戈林走得太近。凯利鼓励戈林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戈林把凯利当成了欣赏自己的听众,而且愿意帮助自己。
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会感到不安,思索这是否已经越过了精神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界限。戈林很显然非常喜欢凯利,当凯利离开纽伦堡时,他甚至伤心哭泣。
道格拉斯·凯利,大概摄于1945年。
凯利报告说戈林的罗夏墨迹测验结果显示,“他天资聪慧,想象力丰富,过着奢侈豪华、争强好胜而又充满幻想的生活,野心勃勃,冲劲十足,想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迅速征服世界”。
在另一份文件中,凯利写道,戈林的罗夏墨迹测验“展现出正常的基本人格”,但是他的思想“表露出显著的自我中心性和强大的情感驱动力”。凯利再次总结说:“这个人精神正常,他没有显示出精神病理特征,他有能力面对审判。”
此外,凯利还在别处评论说:“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在最近出庭做证时异常清醒。他具有强烈的精神信念,一直在为自己的团体振奋士气……戈林用一种达观的态度面对命运。他期待被绞死,他没有精神问题。他不大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屈服,随着指控增加,他只会坚定信念,勇于面对,他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到底。”
罗夏测验图卡II
比起凯利,吉尔伯特对戈林邪恶的一面更加警觉(或者戈林在吉尔伯特面前更多展现的是这一面)。
吉尔伯特文风粗糙、教条,文中遍布矫揉造作的谴责性术语。
例如,“就像典型的精神病态者,戈林不愿受到约束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他摆脱不了婴儿期的自我内驱力”。在另一个例子中,吉尔伯特古板地评论戈林和妻子的关系。
当吉尔伯特在战犯身边转悠时,他会努力偷听和汇总他们之间的谈话。戈林对战争的看法相当深刻,一个确实的权谋家才可能超出他。
为什么?民众当然不想要战争。在农场谋生的一群穷困邋遢的懒人肯定不会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打仗,因为他最好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能够在战争结束后保全性命回到农场。普罗大众自然不想要战争……这点很好理解。但是,制定政策的是国家的领导层,让民众听令是很简单的事情……民众向来服从领导人的命令。你只需要简单地告诉他们正在被敌人攻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心,置国家于危险的境地。这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
吉尔伯特认为戈林是“性格外向的自私自利者,为追求名利不择手段;同时又是一个狡猾、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者。他将实力政治视为争取个人利益的博弈,将历史视为一场表演,自认为像他这样强壮又聪明的人注定要扮演英雄角色”。
吉尔伯特还记录了一些凯利没注意到的事情。戈林特别擅长“挑拨离间”,经常煽动别人争吵。“他在精神科医生面前诽谤心理医生,在信奉天主教的监狱神父面前说信奉新教的监狱牧师的坏话,在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面前中伤神父和牧师,或者反过来对后者说前者的坏话。然而,他会当面挨个奉承每一个人。”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右)和数名纽伦堡战犯在一起
吉尔伯特在做罗夏墨迹测验中最著名的发现,源于戈林在观察图卡时做的一个小动作。
他确实试图“擦掉”图卡Ⅲ上面的“血迹”,在询问中,他对于自己第二次看那张图卡时的病态和施虐狂似的举动只字未提……这其实暴露了他潜意识里的内疚和渴望逃避这种情绪的心态,尽管他故作镇定……正如麦克白夫人的噩梦一般,擦掉这些“该死的墨迹”暴露了他的焦虑情绪……他是个懦夫,当他有能力采取行动时却只会逃避责任。
在接受采访时,吉尔伯特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战犯的态度:“赫尔曼·戈林表现出的勇敢一面是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是懦夫,每个人都是,包括戈林。他们在牢房里都吓得发抖,在法庭上展现出来的只是虚张声势的表演,他们都是色厉内荏之徒。他们随意屠杀别人,自己却贪生怕死。”
鲁道夫·赫斯在狱中阅读
其实,吉尔伯特对于戈林的总体描述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吉尔伯特对戈林的评价是: “为达到目的,他将残忍好斗的个性隐藏在令人产生好感的友善态度中。”几年后,他简洁而又巧妙地称戈林是“亲切的精神病态者”。
戈林的结局
在戈林被判刑后,就有一些蛛丝马迹预示着麻烦来临。
在被执行绞刑前的一个小时,戈林悄悄服用氰化物自尽。他一直说他不会让同盟国绞死自己——这种结局有损他的尊严。
戈林是如何弄到氰化物的,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监狱管理方经常搜查牢房并对犯人搜身,违禁品一经发现,立即没收,但是犯人储藏财物的房间成了搜查盲区。虽然来访者和律师也要被搜身,但是对他们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或许并不认真。因为监狱中士兵的数量逐渐减少,而且对他们担任守卫的岗前培训也不够。
一些卫兵竟然喜欢上他们看守的犯人,尤其是那些名气大、有魅力的犯人,比如戈林。至少有两名守卫有可能给戈林提供氰化物。名为赫伯特·李·斯蒂弗斯(Herbert Lee Stivers)的守卫声称他的德国女友在戈林自杀前不久让他给戈林带过“药物”。另外一个有嫌疑的守卫杰克·“特克斯”·惠利斯(Jack “Tex” Wheelis),被认为对戈林过度友好,帮戈林从监狱的储藏室找回过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甚至连战略情报局都被怀疑帮助戈林自杀。他们对戈林提供的关于德国的情报非常感激,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情报有助于在即将到来的冷战中跟苏联做斗争。允许戈林选择体面的死法或许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交易。
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的助手内德·普策尔(Ned Putzell)声称自己给戈林提供了氰化物,因为“在取得英国方面同意后,多诺万秘密决定让戈林服用氰化物自尽。戈林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作为回报,我们真的应该给予他这种方式的怜悯……他对此也很高兴。这比绞刑要好多了”。
最后一个嫌疑人是道格拉斯·凯利,尤其是在他死后几年,对他的怀疑愈加强烈。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他跟戈林的亲密关系,怀疑他给戈林提供了氰化物。即使是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将氰化物给了戈林,不过他的自杀沉重打击了监狱长安德鲁斯。他的对手瞒天过海,欺骗了他,媒体很快就将账算到他头上。
《时代》杂志的报道怒气冲冲地指责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军队任命的监狱长自负傲慢、毫无想象力……根本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伯顿·C.安德鲁斯上校喜爱这份工作,每天早晨,他拖着肥胖矮小的身躯,像膨胀的凸胸鸽一样,迈着威严的步子走进法庭。”
伯顿·C.安德鲁斯,“垃圾箱”监狱和纽伦堡监狱的监狱长。
几年后,安德鲁斯驳斥《时代》杂志说:“我体重160磅,身高5英尺10英寸,胸围44英寸,腰围36英寸……肥胖的凸胸鸽是这样的吗?”他不愿费心回复其他言论。但即使是在1977年临终之际,安德鲁斯依然被戈林自尽一事所困扰,他迷迷糊糊地大叫:“戈林刚刚自杀了,我必须向委员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