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的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成为当下美国乃至世界媒体关心头等大事。美国多地爆发抗议活动，如何理解当前美国民意并把握抗议活动的内在特征？
截取断面，能看到事件背后的幽微之处。笔者从身边经历出发，观察到佐治亚州抗议活动中的城乡差别，而这种差别折射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提示了抗议活动可能的演化趋势。
小镇抗议：
从声援黑人权利到号召多重改革
在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故乡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部分民众迅速对于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做出了“响应”。5月29日，上千人聚集到亚特兰大市中心，在奥林匹克公园、马丁·路德·金国家公园等地进行激烈的游行抗议。示威者不仅焚烧警车、毁坏公共设施，还对CNN总部进行了破坏。即使宵禁令开始实施，骚乱在亚特兰大市区仍然持续进行。
笔者所在的地方位于距离亚特兰大60英里一个叫雅典（Athens)的小镇。本以为佐治亚州的抗议活动只会集中在像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里，不会波及这个“穷乡僻壤”。然而在5月的最后一天，还是有上千人聚集到了佐治亚大学正门外的镇中心街区，进行了一场非暴力抗议活动。
对于小镇的宁静被抗议活动打破，笔者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内战时期，佐治亚州就是南方军的大后方，许多南方军的指挥官来自雅典。竖立在佐治亚大学校门外的纪念碑上就刻着许多联盟国军指挥官的名字。2015年，有工人在佐治亚大学校Baldwin Hall扩建过程中挖掘出了蓄奴时期的黑奴的骸骨，这件事引发了学校和当地非裔团体的不满。简而言之，这个小镇具有抗议种族主义的“历史基础”。
刻有内战联盟国军指挥官名字的纪念碑被抗议者涂鸦。
抗议活动呼吁参与者佩戴口罩。此外，组织者向参与者提供饮水和免洗洗手液。
与大多数呈现在媒体上的抗议活动和骚乱不同，尽管这一场活动从人数到规模无法与在亚特兰大进行的抗议游行相提并论，但更为有序。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为何同一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呈现了不同的面貌，这是值得讨论的。
寻求连任的第二区县委员会委员，也是本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社会运动是具有多个个体参与的、有组织的、寻求实现特定目标的体制外行为。作为社会运动形式的抗议活动具备集体性和组织化的特点。运动的组织领导、共同诉求和共同行动是社会运动的要素。发生在小镇雅典的这场抗议活动明显更加接近社会运动。
首先，这一场抗议活动是在公民团体的组织下进行的。领导这场抗议活动的主要三个组织是“黑人选民很重要”（Black Voters Matter）、雅典反歧视运动（Athens Anti-Discrimination Movement)以及正在进行县行政委员会（county commission)选举的候选人玛丽亚·帕克（Mariah Parker）的竞选团队。组织者将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与当地的选举活动结合起来。因此，这一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不仅仅有非裔美国人，还有许多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参与者。
其次，活动的议题并不局限于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警察暴力执法。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和“我无法呼吸”（I Can’t Breath)的抗议口号下，不少参与者举起了写着改善司法、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保障LGBT权益的标语，甚至连号召支持当地经济的宣传标语也出现在了抗议活动中。抗议者有着非常明确的主张和诉求。例如，呼吁两党共同在订立仇恨犯罪法案达成一致（Bipartisan Hate Crimes Bill)；要求在联邦和州范围内订立武力使用法案（The Use of Force Act），建立执法部门使用武力的数据库并向大众公开；要求改善佐治亚州的与逮捕相关的法律条款。由此可见，这场活动不仅是一次对于种族主义和暴力执法的抗议，也是一次对相关议题的理念宣传。
抗议现场出现的选举标语，雅典6月9日将举行县委员会选举。
亚特兰大市中心：
从激情走向脱序和暴力化
相较之下，发生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抗议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是相对脱序的场面。不可否认的是，抗议人群中有一些社会组织和团体，但他们并没有发挥领导这场活动的作用，没有掌握抗议活动的话语权。反而是抗议者中充满激情的积极分子成为了活动的领头羊。他们在抗议活动中的出格的表演更容易在示威者中激发出一种集体的兴奋感，这种兴奋感在群体中不断扩散感染到更多的个体，个体在没有组织和领导下，通过不断互动，在情感和表达上都与这些积极分子趋于一致。然而这种一致性并不等同于纪律性，示威者在行为上更容易滑向诉诸非理性的暴力。正如我们能在新闻画面中所看到的那样，某个抗议者点燃警车的行为受到了旁边参与者的鼓掌喝彩，从而使暴力的行为得到某种程度认可。那些在记者镜头面前激动地喊着抗议口号的人，也不见他们提什么具体的、实质上的诉求。
差异背后的成因
城市生活和乡镇生活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影响抗议活动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原因。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托克维尔式的乡镇自治和结社生活在当下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基督教会在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内战以来，尽管非裔美国人在政治权利上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但是在信仰的发展上，非裔美国人的独立教会和信仰生活成为推动民权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马丁·路德·金是浸礼会牧师）。雅典不仅拥有众多流派的基督教会，而且依托着佐治亚大学，当地建立了许多公民社团、兄弟会、姐妹会。当地很多人都处于某个或几个的组织型关系网络之中。所以，在组织动员方面，社团组织能够有效地动员成员参与到集体活动中。
而城市生活具有明显的原子化特征。社交媒体的发展并不能阻碍人际间隔离现象的加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认为，建立在“弱联系”之上的社交媒体并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工具。社交媒体可以在素昧谋面的“好友”中迅速的传播信息，但是不能决定某个好友接受另一个好友的领导。社交媒体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本身不具备等级制，因而通过社交媒体动员的参与者往往没有一个中心的领导和可以依赖的权威。正如在亚特兰大的抗议中所呈现的那样，抗议活动的信息迅速传播，但是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大多“各自为政”。这也导致了在前文所述的活动中，积极分子的行为和兴奋感的扩散容易在群体中得到认可，加剧了抗议活动向脱序和暴力化发展的趋势。
当前，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剥夺感不断地激发着个体间的认同感、同侪间的觉悟。这种认同感和觉悟不止来自于不对等的政治权力关系，更来自于阶级地位、族群身份。在美国政治极化和贫富差距愈发严重的情况下，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无疑激起非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积压已久的情绪大爆发。这种情绪来自于长期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系统性存在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并没有因为内战和民权运动而得到解决，也没有因为非裔总统奥巴马的当选画上句号。特朗普上台以来不断地操弄族群政治以及对于“白人至上”的右翼势力的偏袒放任，加剧了种族矛盾。在当前政治极化不断撕裂美国社会的情况下，特朗普为了巩固选举的基本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守派，这无疑不利于解决美国国内被激化的矛盾。
特朗普引以为傲的经济数据并没有掩盖美国社会加剧的贫富差距。以亚特兰大为例，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整个亚特兰大年收入中位数的11倍。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非裔美国人相对于白人的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根据联邦劳工统计局的全国性数据来看，从今年2月至4月，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从5.8%飙升至16.7%。这不仅高于白人14.2%的失业率，也高于14.7%的全国平均失业率。而由于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来自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他们不仅比白人工作者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而且在失业潮中，他们也首当其冲。总之，在各种问题的叠加之下，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加剧了美国种族之间的矛盾。
新的不稳定因素：极右团体的出现
当主要的目光还集中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时，部分地方出现了支持警察的“细蓝线旗帜”。这一具有争议性的举动无疑与抗议者相抵触。而在雅典所进行的抗议活动中，有人发现了反政府极右团体“布加洛运动”（Boogaloo Movement）激进分子持枪出没于活动现场。事实上，这个鼓吹第二次美国内战的激进组织在抗议发生之前就已经引起公众的关注。他们反对应对新冠疫情所颁布的居家令，并且在4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议会大厦前就进行了抗议。白人极右团体是否会给当前的局势火上浇油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旦极右势力、保守派行动起来，势必会为当前美国社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本文作者：
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系研究生王志浩。
除特别标注以外，其他图片均来自佐治亚大学校报The Red and Bl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