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0年至1642年），明清双方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史称松锦大战。这场战略决战以清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在决战中，清军消灭了明军在关外的绝大部分精锐力量，间接导致明朝因无兵可用而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也为清军入主中原创造了机会。
松锦之战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祖大寿诈降皇太极。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祖大寿在大凌河城、锦州城连续两次诈降皇太极，让皇太极又气又恼，但又无可奈何。此后，清军虽然多次和明军争夺锦州，但始终未能将其夺下。
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皇太极在完成迫降朝鲜、消灭林丹汗等扫清明朝外围力量的行动后，再次发兵锦州。三月，皇太极命令济尔哈朗和多铎率军前往义州屯粮、筑城，为攻打锦州做准备。
鉴于清军过去曾有强攻宁远、锦州受挫的教训，皇太极采纳汉臣张存仁的建议，制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迫其出降的作战计划，并定下“由远到近，坚壁清野”的方针，准备逐步将锦州明军困死于城中。为此，皇太极曾于当年五月亲率护军营、汉军八旗等部队，携带红夷大炮到达锦州城下，并拔掉了周边许多明军哨所。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锦州城东关守将吴巴什向清军投降，清军攻占锦州外围，完成对锦州城的包围，切断了明朝对锦州的援助和给养。锦州的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守将祖大寿向朝廷报告，城内的给养仅能维持约一个月，若清军再次攻城，将难以坚守。
清军围困锦州之际，明朝也在商议应敌之策。早在三月底，明朝就已经得知清军集结于义州。崇祯曾为此召集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户部尚书李代商议对策，并下令边军时刻注意清军动向。
四月至五月间，辽东巡抚方一藻和蓟辽总督洪承畴分别向朝廷上书，陈述自己对锦州局势的看法和应敌方略。方一藻认为清军难以长期围困锦州，明军应当示弱诱敌，而后出奇兵驱逐清军。从后来的情形看，他对形势的判断存在严重失误。
洪承畴则认为清军既然采取屯田、筑城、坚壁清野的措施，必然是已经做好了死困锦州的准备。明军要想解锦州之围，必须主动出击。但又不可操之过急，应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向锦州推进。”洪承畴还对明军应采取的具体部署作出了说明：以吴三桂、刘肇期率领一万官兵分别驻扎于松山城和杏山城，自己亲率本部一万五千人驻扎于前屯和中屯，再用一万六千蓟镇兵防守左右两协，让永平巡抚移驻山海关，总兵马科出镇中后屯。最终，朝廷采纳了洪承畴的方略，并命其出关督师。
起初，洪承畴只是驻军宁远，想按照自己制定的“持重缓进”策略，待准备充分后再进军解锦州之围。但崇祯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感到兵多饷艰，不断催促洪承畴速战速决，并严令他“刻期进兵”。洪承畴此人虽善于用兵，但性格犹豫，不够坚定。他最终迫于朝廷压力，在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率领宁远总兵吴三桂、辽东总兵王廷臣、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白广恩，共计六万大军前往松山。
崇祯和陈新甲的这一决定成为了明军战败的主要原因，但明军也的确面临着极大的后勤压力。这就和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时类似，赵军因为后勤难以支撑，不得不主动出击秦军，结果被白起包围歼灭。无论是长平之战中的赵军，还是松锦大战中的明军，都败在了后勤不足。
明军到达松山后，在初期与清军的交战中取得优势。四月二十五日，明军仰攻清军位于乳峰山上的营地，进攻时虽然遭到了埋伏在山麓中的清军骑兵冲杀，但明军“兵气强劲”，清军冲阵不动。最终，明军攻破清军军营，并挫败其反攻。此战参战清军共两万多人，明军实际接战人数与清军相当。洪承畴向朝廷上奏称，明军斩获清军首级一百五十二级，俘虏清军二十五人，包括一名投降的牛录额真，自身伤亡一千五百四十一人。实际上，明军的真实杀敌数远远超过报功的首级数。
清军方面，济尔哈朗也在给皇太极的奏疏中称斩获明军首级两千，自身伤亡近千人。考虑到清军素有夸大战功，减小战损的作风，两相印证，基本可以确定此战清军伤亡惨重。
洪承畴认为此战能胜，全因且战且守，主张明军要“积小胜为大胜”。在五月到八月间，明军与清军在松山、杏山、乳峰山一带持续交战。明军锐气正盛，连续取得小胜。
七月二十六日，明军八位总兵率领十三万精锐集结，正式誓师，准备与清军决战。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抵达锦州城南乳峰山西侧，当时整个乳峰山上下，明军营寨林立，旌旗翻飞，夜间灯火通明。
八月二日，锦州城内明军与外围援军合力攻打围城清军。战况惨烈，总兵杨国柱率军攻打清军阵地时中箭身亡，山西总兵李辅明接替指挥，继续猛攻清军。明军士气高昂，清军无不“大骇”，史载“奴贼兵马，死伤甚多”。最终，清军失利，几近溃败。此战中，吴三桂立首功，洪承畴称赞他“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备尝，此番斩获功多。”明军斩首清军一百三十余级，斩杀二十余将官。多尔衮为避明军锋芒不得不令清军坚守不出。
明军派遣援军的同时，清军也在不断增援锦州前线。六月，皇太极命令耿仲明、尚可喜、孔友德（后来的三顺王）率部支援锦州。七月初又命令所有撤回后方轮换的将领及休整的部队回到前线。五月至八月间，清军连连失利，皇太极此时身体抱恙，心急如焚。史书记载，他后来率兵支援锦州时一直流着鼻血，并且无法止血，行军途中，只能一边骑马，一边拿碗接着鼻血。很好奇他究竟患了什么病，这个病又是否和他后来在入关前夕暴病而亡有关？可惜，这件事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未解之谜。
八月二日，明军在陈新甲的催促下，全军出击，再次给清军造成较大损失。皇太极终于坐不住了，决定亲率大军支援松锦前线。与此同时，他命令蒙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部和察哈尔锁诺木卫宰桑部必须在八月十九日前到达松山、杏山之间。朝鲜也派出了大量水陆军队及火炮支援清军作战。八月十五日，皇太极下令“悉索全沈之丁”。可见，为了与明军在松锦地区展开决战，清军几乎是举国动员了。八月二十日，皇太极赶到前线，此时清军已经与蒙古兵、朝鲜兵汇合，在前线与明军展开对峙。
关于清军的总兵力，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人数从六万人到二十四万人不等。根据《明清战争史略》中的分析，清军兵力应当在十万以上，不会少于明军，至少说，双方旗鼓相当，往多估计，稍多于十三万，但不能达到二十四万。也就是说，清军参战兵力大约在十万至十四万之间，与明军基本相当，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较为客观。
但需要说明的是，兵力相当并不意味着实力相当。这一点也常常被许多研究这场战役的人所忽视。明朝后期，军队构成较为特殊，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往往只有将领身边的少量家丁亲卫具备较强的战斗力。因此，明军虽然多达十三万，但精锐家丁较少，这让他在与清军的战力对比中处于下风。
皇太极抵达松锦前线后，立刻登上山岗察看明军部署。见明军阵势严整，他感叹说：“洪承畴果然知兵，名不虚传”。后来，他仔细观察良久，苦苦思索后又忽然省悟“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于是，他根据明军前重后轻的部署，定下掘壕围困、断绝明军粮道的作战方针。
八月二十日，三万多清军迂回松山与杏山之间，就地挖壕，截断明军后路。根据记载，清军壕沟“断绝松山要路”，深约三尺，宽约一丈，一直延伸到海边，长达30余里。同时，清军还非常注重保密工作，“有刈薪、汲水者，辄为逻卒所杀”。为了进一步削弱明军的补给能力，皇太极密令阿济格趁落潮时突袭笔架山，夺取了明军囤积在此的12堆粮草。
由于明军是迫于朝廷压力匆忙赶来，所以并未随军携带太多粮草。当笔架山粮草被夺，后路又被清军截断后，明军仅余三天军粮，这在军中导致了恐慌。
二十一日，明军试图“闯壕”，但遭到清军顽强阻击，未获成功。洪承畴于是召集诸将，主张决战突围，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想要逃回宁远。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次日突围，他对诸将说道“守亦死，不战亦死，不如死中求生。明日诸君共同突围，举矢奋战”，并作出部署：突围时由大同总兵王朴、蓟镇总兵白广恩、密云总兵唐通为左路；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关总兵马科、怀来总兵李明辅为右路。
然而，在二十一日夜间，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导致明军“各兵散漫，步骑大乱，黑夜难认，自相践踏，刀甲弃于遍野。”吴三桂部想沿海边突围，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军掩杀，部队损失大半。侥幸突围的明军大多奔向杏山和塔山。但清军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分兵多路拦截逃跑的明军。最终，只有吴三桂和王朴率领少量残兵于二十六日逃回宁远，洪承畴、曹变蛟等人未能突围，只得撤回松山坚守。
从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六日，短短五天，明军惨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由于皇太极在战前指出明军“有前权而无后守”，部署前重后轻，过于集中，忽视了对后路的掩护，因此有许多人认为洪承畴部署不当也是明军战败的重要原因。皇太极的判断自然是正确的，但笔者以为洪承畴作此部署也是迫不得已。明清两军的交战，总体上明军败多胜少，大多数明军对清军有畏惧心理。洪承畴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畏惧心理，才让明军高度集中，企图通过报团取暖的方式，让明军保持作战的勇气。从明军在松锦决战前期取得的胜利来看，洪承畴的策略是有效的，但奈何最终功亏一篑。但是不难想象，如果将明军分散部署，缺乏勇气的明军在分别面对清军时，大概率只会未战先溃或者被各个击破。
洪承畴逃进松山后，清军将松山城包围，此时城内的明军约有1万人。在两军随后的交战中，曹变蛟曾于夜间突袭清军大营，并一度攻至皇太极身前，迫使其亲自拔刀抵抗，但最终被清军合力击退。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由于叛徒出卖，松山城被清军攻破，曹变蛟、王廷臣等皆死，洪承畴被俘，后被囚禁于沈阳。紧接着三月至四月，塔山、杏山接连陷落于清军手中。
至此，松锦大战以清军完胜告终，这场战役在实质上奠定了后来明亡清兴的历史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