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后街的花灯里,藏着50年代的春节记忆

在五味杂陈中,我在南后街度过春节期间的这一段特殊经历。

(作者:陈敏华)

我的老家在南街的塔巷和黄巷中段,对南后街是熟之又熟。20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那几年,每逢大年初四到元宵节,都要在这里帮舅舅卖花灯。

寒假一开始,母亲就派我和二哥、三哥到舅舅家帮工做花灯。做花灯是舅舅家祖传的手艺,每年舅舅都要制作大批花灯在元宵节前出售,这是舅舅家一年里最主要的收入。所以,每年从11月开始,一到星期天我们都要轮流到舅舅家帮忙;学校放假后三兄弟就得住在舅舅家里,直到年三十前几天才回来。为了多赚点钱,我和表弟从正月初四起就在后街灯市上卖。这样,在春节前就要陆陆续续把花灯从舅舅家运到城里。

舅舅做的花灯种类繁多,飞禽走兽都能入灯,有狮子灯、玉兔灯、绵羊灯、雄鸡灯、仙鹤灯,还有宫灯、走马灯、关刀灯、杨桃灯等;表现形式有提灯、吊灯、举灯、摆灯、行走灯,舅舅最擅长、制作批量最多的是荔枝灯。舅舅有一套祖传的制作工艺,所以能一枝独秀,旁人不敢轻易染指,荔枝灯几乎成了舅舅的专利产品。

破竹削篦、扎制灯骨、裱糊内壁,这是制作所有花灯的主要程序和基本技术;这些工作大抵在元旦前完成。做荔枝灯关键的技术在于如何表现荔枝表面的泡状折皱,这是最繁琐、最费力、手工也最精细的一道工序了。首先要把红纸裁成八厘米长、五厘米宽的长方形,每十张一叠,铺在特制的竹筒上,每个竹筒铺两叠,首尾相接。然后用粗细适中的麻绳一道道紧紧缠绕在红纸上,接着用与竹筒紧密配合的套筒挤压红纸,当红纸宽度被挤压至三厘米时,每张红纸就形成既有弧度又有折皱的模样了。

这道工序对纸的厚薄、麻绳的要求比较严格,纸厚了或者麻绳粗了,体现不出清晰的折皱,反之,纸又容易破损;操作的要领是缠绕要有力,每道间隔要适中、均匀。这道活通常由舅舅、外婆和二哥来完成。接下来的工序,就由孩子们上阵了,两个表妹负责把每叠红纸小心地一张张分开,那是女孩子方能胜任的细活。我和表弟则负责把每张红纸的一端捻尖,抹上浆糊,再沾点金粉或银粉。最后一道工序是装配,把沾了金银粉的红纸,尖端朝下,错落有致地裱糊在荔枝灯架上,然后穿好提绳、绑上提把,挂上流苏、插好蜡烛,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最后一道活也是由舅舅、外婆和二哥、表哥来完成。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紧张忙碌的劳作,一直要持续到除夕前一天。而我和表弟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开始,就要陆续往城里运送花灯。

舅舅家在三叉街,从这里到家足足有十几里路,一清早两人扛着三米多长的大竹竿,上面挂着四五十盏荔枝灯,从舅舅家出发。

一路上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在宽阔繁华的街道上,要小心翼翼地避让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通过解放大桥时,要时刻提防着花灯被江面上的大风刮跑或撞烂;在拐弯处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缓慢地移动,因为是扛着三米长的竹竿,更因为竹竿上的花灯是纸糊的,来不得半点疏忽。开始时大约一里路休息一会儿,到后来歇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休息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恼火的是越接近城区,歇脚的地方就越难找——路边都是大树,低处没有树丫可供借用,想歇都歇不成。两人又累又渴,十几里地足足走了近四个钟头。到家里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也已筋疲力尽,只喝了些水,就倒在床上,饭也不想吃,只想一直躺下去。毕竟,都才十一二岁呵!

旧时南后街紧挨着南街西侧,是与南街平行的一条文化街。它不像南街那样有像样的房屋,多是木瓦房,是典型“纸裱褙”的建筑。这条街的店铺多数是做书画、裱字裱画、工艺品、花鸟玉石和篆刻生意的,当然也有食杂和生活用品铺以及做民间用品生意的店铺;此外,这里还有两家全市最大的典当行。这条街每逢元宵节期间都被辟为灯市,按惯例,从初五开始禁止车辆通行。为了占个好地段,我们都要提早一天来摆摊。灯市约定俗成的规矩是,谁最先使用的地盘,此后一般就归谁使用。母亲老早就看好了一块地方:在一家裱字画店铺门前,有很宽的屋檐可以遮阳避雨,人行道边两棵树的距离刚好可以撑住三米多长的竹竿,确实是个理想的摊位。为保险起见,大年初一,母亲特地到那家店铺向老板拜年、打招呼,请他照顾并且在必要时作个见证,同时,又在两棵树上绑了两根绳子作为标志,这才放心地回家。

到了正月初四这天,吃了早餐,我和表弟带上零钱,扛着花灯出发了。从南街到后街穿过小巷很快就到了,到了裱画店门前,系好竹竿,母亲领着我们见过老板,请他以后多多关照,老板倒是很爽快地允诺了。过了一个多钟头摆花灯的摊位才逐渐多了起来,但是,由于灯市到明天才正式开张,所以摊位看过去仍然显得稀稀拉拉;游客虽然不少,但看热闹的居多,他们今天根本没有准备买花灯,大部分只是打探价格或浏览一下品种,为下次购买时打底而已。所以,尽管母亲一个劲地向询问者夸奖荔枝灯如何物美价廉,一个上午却只卖出一盏灯。将近中午母亲就回家做饭去了,此后,卖花灯的任务就全部落在我们表兄弟俩身上了。吃午饭时分两人轮流回家吃饭,这天下午也只卖出一盏灯。

第一天开市的成绩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给我们打气:以后生意一天会比一天好。嘱咐我们要勤吆喝、勤介绍;对顾客要和气、耐心,特别是人家不买,也要一样热情,说不定他还会回头;如果冷脸冷面对人家,就再也别指望他会回头。同时,母亲又一再叮咛,在初十之前每盏灯不准低于三角钱出卖,只能尽量往高里卖,以后怎么定价,视灯市行情再说。

果然,花灯卖得一天比一天多。一开始我们两人都羞于开口揽生意,过了两天也就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坦然多了。

逛灯市的游客大部分是携着小孩来的,这时候,我们会无师自通地把推销的重点放在小孩身上,向他们宣传荔枝灯如何好玩、漂亮,晚上点起蜡烛更加好看,买一盏回去就知道了等等;而对大人则只是扼要地说明荔枝灯做工精细,不信可以逛完整个灯市再来卖,花钱绝对值得,绝对不会后悔。

遇上老太太、老大爷来买灯是令人头疼的事。他们喜欢提起灯笼端详半天,然后东找一个毛病,西挑一个缺点,把花灯贬得一无是处,每逢这时候,我就把表弟推出去应付。其实这些上了年纪的顾客倒是识货者,他们多数还是打定了主意要买,一番挑剔无非是为了压低几分钱,有的走了一圈后又回来砍一轮价。

最爽快的买主是年轻的爸爸,他们手抱着咿呀学语的宝贝,一手交钱,一手提了灯笼就走。还有就是那些攥着不少压岁钱,衣着光鲜,独自或结伴来逛灯市的半拉不大的纨绔子弟。他们出手要比他们的老子大方多了,仿佛这钱是他们自己挣的,满脸优越感。

在生意清闲时,我出神地看着打扮得花花绿绿、悠闲来往的游客从前面走过,特别是那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羡慕他们。这类游客早已过了打着灯笼满街玩的年龄,他们多半是来逛热闹的,而且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我羡慕的正是这一点。在这个中国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里,多么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和同伴们到处神游、尽情嬉戏!

这几天,几个铁杆同学或单独或结伴来陪着闲聊,帮着高声叫卖。只有他们来的时候,抑郁的心情才有所缓解,可是等他们一走,心头又被阴影所笼罩。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同学,可是又怕看到更多的同学,特别不愿意看到那些高干子弟,怕受到她们的耻笑;也不愿意看到女同学,怕受到他们的嘲笑。不知道这些同学看见自己在沿街叫卖会怎么想?

……

在五味杂陈中,我在南后街度过春节期间的这一段特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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