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第十五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上，中科院院士、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卞修武在主题演讲环节，对新冠肺炎相关遗体解剖病理研究工作以及研究结果进行了介绍。据了解，卞修武在新冠肺炎防控一线已先后完成40余例患者遗体解剖病理诊断和研究工作，建立了目前已知范围内全世界数量最多、病例数据最齐全的首个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

“在今年2月之前，尽管已经有同胞在新冠肺炎的打击下去世，但是全部版本的诊疗方案里没有病理两个字，这是非常遗憾的。没有病理怎么能叫做西医的诊断呢？所以当时全国病理界，给包括中央在内的各方面提议，要求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必须开展尸体解剖。我当时的原话是，如果这个病没有尸体解剖将是科学的遗憾、医学的耻辱。”卞修武称。据他介绍，最终中国内地共完成91例病理样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数量最多、完整性及系统性最好。

91例病理样本进入诊疗规范

自新冠肺炎暴发以来，借助基因组序列以及疾病症状体征、影像学表现，诊疗方案中很快对于新冠确诊标准作出认定。但在病理学家看来，以上数据的摘取对于疾病的深入了解还远远不够。

卞修武在第十五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上发表演讲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方京玉 摄

“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疾病，只有病因诊断肯定是不够的。既然叫它新冠肺炎，不能只知道它有冠状病毒，还得知道主要病变是不是在肺部、未来的病变是不是炎症、是什么样的炎症？还有比如说造成病变的原因是什么、死亡原因的构成是什么？难道每一个病人都是属于呼吸衰竭和肺病变吗？除了这些之外，肺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我们通过肺部影像和一般的症状是难以估计的。”卞修武在演讲中表示。

疫情暴发初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卞修武通过政协履职平台等途径提出开展新冠肺炎尸检工作的建议方案，并被相关部门采纳。

“为什么要在当时那样的时期去做解剖？只有解剖得到结果以后，我们才能知道病变是在肺大叶还是肺小叶等等。有了这些结果之后我们的诊疗方案才完整。2月4日卫健委同意了规范开展尸体解剖，到了武汉后我们争取政策支持，困难比想象的多很多。首先没有明确的政策说让我们怎么做。给哪家做？能不能做？哪个医院都不会为你动员做尸检。其次，机构的资质与团队没有明确，医院都没有尸检室，等等这些。最后我们的团队于2月16日、18日获得了准许，先后进行了尸体系统的解剖以及全身各大器官解剖。”他透露。

“包括大体和穿刺，总共做了40多例，加上全国其他地方做的大小尸检，在我写的公报中一共是91例，这是全世界最多的，是中国有史以来在疫情中尸体解剖病理诊断数量最多的，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把这个病的病理变化写成共识，有利支撑了临床研究工作。”卞修武表示。

应继续加强大自然中病毒的阻断传播工作

据媒体报道，今年9月30日，卞修武、张定宇、王朝夫等专家共同发表研究报告，该研究基于12名新冠肺炎死者的肺和淋巴器官的尸检结果，评估了肺、脾和淋巴结的组织病理学变化，免疫细胞标记和炎性因子表达。这些发现提供了病理证据将重症患者肺部和淋巴器官的损伤与致命的系统性呼吸道和免疫功能障碍联系在一起。

该研究表明，新冠病毒被认为是从动物传播的。到2020年1月，怀疑最初受感染的患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感染了该病毒。

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在第十五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上表示，在当时进行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时，团队发现一开始一部分病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有一定联系，当时建立了一个假说，可能动物是传播的中间宿主，所以团队去华南海鲜市场以及周边取样，但是最终没有在肉类和农产品中检测到病毒，所以武汉并不是动物传人的发源地。

“我们尽量要减少病毒感染人的风险，我们要做到早期发现、做更多的病毒测序，发现人群中以及家养动物中的病毒，早发现早干预。但问题是我们很难这样做，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需要很多人力，例如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等等以及政策支持。我们不可能去救助自然界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他们本身就长期带病毒，我们能做的是采取行动避免其进入人类世界，在其感染人类之前采取行动。所以人类需要要早点行动，预防类似安全事件的发生。”石正丽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