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国际禁毒上海论坛暨社会、政府和科学同精神活性物质的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该论坛同时也是2019年的“国际酒精和毒品史学会双年会”。
该论坛以近期人们对酒精和精神活性物质态度与认知的转变为切入点，从史学角度探究社会之于酒精和毒品观念与管理策略转变的内在动力。
在过去的20多年，酒精和毒品使用的生理研究范式自认为可以理清酒精和毒品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改变人们的观念的方式。与此同时，人们对特定毒品（从酒精到大麻）的认知已经彻底改变，消费者、科学家、医生和决策者，甚者那些拒绝改变的人亦受之影响。
总之，历史学者对酒精和毒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犹豫不决的官员和政治家、不屈的道德家和各种消费者皆为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历史学家进行毒品研究的对象。毒品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在此齐聚一堂，共商毒品研究的最新进展，探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毒品和酒精观念和态度转变及未转变之原因，进而理清对当前毒品治理实践、观念和政策的历史理解。

南希·D.坎贝尔（Nancy D. Campbell）教授现为纽约州伦斯勒理工大学（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科学与技术研究系主任。
2019年6月13日，在“国际禁毒上海论坛暨社会、政府和科学同精神活性物质的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坎贝尔教授做了一场题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部关于纳洛酮的社会史”的主旨演讲，旨在探讨全球“减害运动”中毒品政策制定者与社会活动家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互动。
自身的疼痛经历，使坎贝尔教授试着从病理学角度理解药物受体、激动和拮抗的概念，并启发她思考：“药物过量”为何在学术圈成为热点话题，“麻醉药品的拮抗作用如何发挥作用”，查尔斯·林德布伦所说的关于药物过量的“有用的知识”是如何被提出的？
南希·D.坎贝尔（Nancy D. Campbell）教授是伦斯勒理工大学（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科学与技术研究系主任。同时，她是《酒精和毒品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Alcohol and Drugs）的主编。她致力于研究药物滥用背后的政治意涵，其著述包括《发现成瘾之谜：药物滥用背后的科学和政治》、《性别成瘾：神经化学世界中的戒毒政治》（与伊丽莎白·埃托雷合著）、《麻醉品农场：美国第一所成瘾者监狱的兴衰史》、《女性毒瘾者：性别、毒品政策和社会正义》，以及即将出版的《药物过量：纳洛酮和防止药物过量的政治》。以下系其现场演讲整理稿节选。
一、纳洛酮：从无人提及到“超级英雄”
纳洛酮是一种有效的类阿片拮抗剂，通过竞争阿片受体而起作用，能解除类阿片药物过量中毒和术后持续的呼吸抑制。起初，纳洛酮是一种便宜的、没有商标的药物。1960年代早期，纳洛酮在日本和美国成为主要的紧急药物和麻醉剂；1971年，经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批准，被用于逆转类阿片药物过量；1990年代中晚期，纳洛酮被投入“减害计划”社区正式使用。2010年，苏格兰政府发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纳洛酮计划”，但此时纳洛酮的普及在美国仍是地方性的，直到2017年夏天才在各个州取得合法地位。自此，美国所有的州修改了《好撒玛利亚人法》或《纳洛酮使用法》，以回应公众对“预防药物过量致死”关注的增加。2012年，坎贝尔教授所居住的伦斯勒县的治安部门，成为美国第一批要求所有司法官助理随身携带纳洛酮的部门。短短7年时间，纳洛酮就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纳洛酮如何逆转药物过量的故事似乎已经人尽皆知。
当我们更加了解纳洛酮、“减害计划”的概念和实践以及麻醉品的拮抗作用时，我们对它的药理学研究就更深入。现在，分发纳洛酮急救包已经成为一种“有用的知识”。随着吸毒和药物过量致死人数的增长，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爱沙尼亚、伊朗和越南等国家，纳洛酮使用已经实现了民主化。此外，很多宣传活动都在强调纳洛酮是一种神奇的药物，如印着“保持冷静和携带纳洛酮”的运动T恤，佩戴印有“英雄”标志手镯的人可把纳洛酮带回家，“纳洛酮忍者”每天推送和记录纳洛酮挽救的生命故事。
社会活动家、纳洛酮倡导者、临床医生、科学家以及机构和组织，为非政府组织招募了首批卫士，他们致力于分发“瓶子里的能量”——一种逆转药物过量的分子技术。成千上万套纳洛酮急救包已经被分发出去，数以千计的“救援”或“逆转”记录在案，这样的简单救助模式避免了成千上万的“不必要的死亡”。
然而，在上个世纪，药物过量曾处于被边缘化、污名化的极端境地。据估计，在美国每天有150多人死于可预防的死亡，每天有近1000人因类阿片药物相关问题接受治疗。然而，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这些死亡人数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每年死于抗凝血药物过量、酒精和烟草的人，要远多于此。在官方层面，成瘾者和药物过量很少被提及。除了名人药物过量致死的新闻曾引起社会关注，药物过量一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大众媒体，则往往把一场丑陋的死亡描述成成瘾者离经叛道的下场。
尽管从1990年代开始，官方统计的药物过量致死人数小幅上升。然而，至少在循证实践（EBPs）的讨论中，从未有人提及用纳洛酮预防药物过量。除了急诊医生，普通人几乎没有听说过纳洛酮。上世纪90年代，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医生们都是行为古怪的唯心主义者，他们认为把药箱送到那些可能目睹药物过量的人手中，简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想法。让社区做好应对药物过量的准备，更像是美国“减害计划”活动家的白日梦。
然而，在“减害运动”的非官方渠道，使用纳洛酮预防药物过量致死的想法确实存在。现在，纳洛酮成了一种工具，使政策转向减少危害；药物过量也被视为一种常见的、模式化的、最重要的是可预防的行为。药物过量已从一个法医问题演变成一个复杂的公共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纳洛酮作为一种简单的、可以逆转死亡的类阿片拮抗剂，已成为具有特殊力量的“超级英雄”。
二、社会认知的转变：纳洛酮如何登上历史舞台
坎贝尔教授的报告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纳洛酮这项被紧急医疗急救员经常使用的医疗技术是如何从一个相对固定的封闭状态转变为一个可被获取的状态？纳洛酮又是如何从一个被困在社会运动中不为人所熟知的文化客体转变为一项稀松平常的“被认可的技术”，从而被用以预防类阿片药物过量致死？纳洛酮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
与大多数技术手段一样，社会对麻醉药品拮抗剂的认知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不会上瘾的止痛剂，但几乎毫无结果。1929年，美国国会下令建立一个实验室，以寻找科学治疗麻醉品成瘾的方法。1935年，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和联邦监狱管理局联合运营的大型临床机构下的实验室，即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麻醉品农场，满怀希望地开业。成瘾研究中心在1948年被更名，成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的实验室之一。该中心在1951年对美沙酮进行了大规模临床试验，期间两次过量服用纳洛芬（nalorphine）被逆转。
20世纪4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反对使用“成瘾”一词，反对称人为“成瘾者”。他们的科学研究表明，在长时间内接触足量的类阿片药物，任何人都可能对其产生依赖。当人们开始注射海洛因时，这些风险就增加了。而且，警方无法可靠地区分使用、滥用和成瘾。随之而来的是药理学上的启示，纳洛酮的前身即第一个麻醉药品拮抗剂——纳洛芬。
在临床研究病房发生的一起不同寻常的事件中，默克（Merck）牌“纳伦（Nalline）”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麻醉药品拮抗剂。事实证明，警察不仅把纳伦作为一种监视工具，而且还把它当作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大力宣扬它是警察科学的福音。纳伦测试项目加强了加州的公民承诺计划，并帮助加州严格限制成瘾者的活动，纳伦成为麻醉品战争中的新武器。
纳伦测试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并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很少有证据表明它达到了其支持者所宣称的效果。只要吸毒者接受过这种试验，他们就会熟悉麻醉品拮抗剂的监视和惩罚意味。因此，他们学会了躲避，而且很少有人意识到纳洛芬逆转了药物过量。尽管纳洛芬诊所在20世纪70年代被逐步淘汰，但在最近的《加州证据基准手册》（California Evidence Benchbook）中，纳洛芬的检测方法仍然有效。尽管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在1971年批准使用纳洛酮逆转药物过量，但纳洛酮并没有立即取代纳洛芬。
纳洛酮合成者——杰克·菲什曼（Jack Fishman），被称为“预防药物过量的无名英雄”。他合成纳洛酮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慢性类阿片药物使用的副作用——便秘。由于当时的纳洛酮没有真正的市场，因此没有公司急着申请专利开发它。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政府对交通责任的自我反省，一场紧急医疗运动才应运而生。
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首次扩大了纳洛酮的使用范围，之后澳大利亚和英国纷纷效仿。英国通过医疗保健系统渗透“减少危害”理念，但与美国相比，英国对社会运动的需求更小。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针头和注射器交换”在英国的合法性使其更早地注意到直接供应纳洛酮的益处，但是这个过程仍然很慢。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和其他艾滋病组织在美国的城市建立了地下项目，社会活动家则通过减少危害联盟努力使这些措施合法化。芝加哥康复联盟（Chicago Recovery Alliance）于1991年开始启动“注射器交换”项目，随后采取了其他“减少伤害”的措施，旨在将康复重新定义为“任何积极的改变”，并将纳洛酮直接分发给成瘾者，并教他们使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努力才真正发挥成效。其部分原因是，直到最近纳洛酮研究才得到官方支持。直到2000年初，首次以“纳洛酮：一种预防药物过量的方法”为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才由开放社会基金会毒品政策联盟（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organization the Drug Policy Alliance）主办，在西雅图召开。药物过量必须先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纳洛酮的使用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最后，坎贝尔教授从历史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出发，思考了毒品政策研究者所做的贡献。自纳洛酮被广泛使用的25年来，公共卫生政策和政治已经达到“以证据为基础”的高度。然而，证据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当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框架时，光有证据是不够的。在寻求历史定位的技术和伦理方面，科学与技术研究鼓励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理解“知识是如何被利用的”，从而明白科学与生物社会的共同建构。
当社会运动与情感和伦理问题作斗争时，它们是在不断变化的认知冲突中进行的。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知识工程揭示了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以一种将超然和距离提升为科学规范的方式构建了客观性。
坎贝尔教授表示，当她怀着纪录的冲动开始讲述纳洛酮如何从医学飞地解放出来的故事时，她的研究变成了专业领域内的党派之争和宣传。这是一场非常公开的社会运动，人们已经参与其中。纳洛酮作为一种解毒剂，象征着为社会变革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以及一种团结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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