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全球加征所谓的”对等关税“，加上各国的反制，全球经济格局及供应链体系将进入一轮深度博弈与重构。
作者：供应链星球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拉开了新一轮“对等关税”政策的帷幕，这一举措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全球贸易的版图上猛然炸开一道巨大的裂痕。
仅仅一周时间，美股市场市值便如退潮般急剧蒸发，高达5.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出严正警告，指出此次加征关税的举措将使全球贸易形势急转直下，原本预计3%的增长态势将直接逆转为1%的衰退，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被中断。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政策宣告了中国企业过去所依赖的“产能外迁避税”策略彻底失去了效用。以往，部分企业通过将产能外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试图规避贸易关税和税收压力。
但如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毫无差别地挥向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甚至连荒无人烟的南极大陆也未能幸免。
美国对全球加征所谓的”对等关税“，加上各国的反制，全球经济格局及供应链体系将进入一轮深度博弈与重构。
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供应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究竟该如何突破重围，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模式失效：供应链“中国+1”策略遭遇滑铁卢
自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1”策略成为众多中企乃至跨国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选择，即在中国之外再选择一个国家布局产能，越南、墨西哥成为热门目的地。
2023年，这一趋势达到高潮，根据英国FDI Markets数据，中企在越南投资项目数量飙升至39个，在墨西哥更是高达41个，均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数据背后，是企业寻求降低关税成本、维持美国市场份额的急切需求。
从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对越南、墨西哥的产业转移成果显著。中国对越南计算机零部件出口额在过去三年间增长了200%，凸显越南在电子制造领域承接中国产能的趋势。而墨西哥在汽车领域，中国汽车出口量已占据当地市场份额的20%，比亚迪、上汽等车企纷纷布局，试图借助墨西哥靠近美国的地缘优势以及《美墨加协定》（USMCA）的优惠政策，迂回进入美国市场。
然而，特朗普此次推出的关税政策却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他将关税的触角伸向了全球各个角落，甚至对供应链中的“转口贸易”实施了穿透式审查。
以墨西哥输美汽车为例，如果其中含有中国零部件，那么这些零部件可能会被追溯征收叠加关税。这一举措意味着，企业仅仅通过地理迁移来规避供应链成本激增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供应链战略，寻找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
中企生死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
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自美国对中国芯片加征25%的关税后，中国企业若选择通过越南进行组装再出口，将面临重重税负。除了越南当地15%的本地税，还需承受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对等关税”。
这一严峻现实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单纯依靠低成本的发展路径已然难以为继，必须寻求新的突破方向。
然而，在关注关税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制约因素，尤其是新兴市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
越南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呈现出快速上涨的态势，2024年越南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薪已达到350美元，每年以15%的速度递增。土地价格更是在过去5年里飙升了3倍，胡志明市周边工业区的土地租金从2019年的每平方米10美元涨至2024年的30美元。
墨西哥虽然具有靠近美国市场的地理优势，但物流成本却比中国高出22%。墨西哥的物流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道路、港口等设施老化严重，导致货物运输效率低下。此外，墨西哥熟练劳动力缺口高达40万，这使得企业在招聘技术工人时面临重重困难，不得不增加培训成本，进而影响了企业的产能和产品质量。
印度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方面也状况百出。印度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持续加强的外资审查，让许多中国企业望而却步。2023年，中国企业对印度非金融类投资下降了37%。
在全球供应链“短链化”的趋势下，东南亚国家的原材料进口依赖度超过60%。以越南为例，在电子制造领域，尽管承接了大量中国产能，但70%的电子元器件依赖进口，主要来源为中国、韩国和日本。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或供应链上游出现问题，在越南的工厂将遭受严重影响，甚至可能面临停产的风险。
破局之路：从“被动规避”到“主动重构”
一是构建“分布式制造”网络。
全球经济活动将更注重“经济安全”，而非单纯的“比较优势”，经济形态从斯密式分工向多样化结构转变，战略性原材料储备需求受到更多关注。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下，构建“分布式制造”网络成为中企应对挑战的关键策略之一。
一方面，推行“本地销本地产”策略。对于在美国有业务布局的企业而言，韩华Qcells的成功经验极具借鉴意义。韩华Qcells积极在美国本土建设2GW光伏基地，充分利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所提供的补贴政策，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该公司将当地原材料采购比例提升至40%，有效规避了关税风险，并帮助其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提升至20%。
另一方面，实现供应链“深度本地化”。中企可借助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优势，积极构建区域内供应链。例如，在东南亚地区精心布局“原料-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充分利用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优惠政策，有效对冲美国设置的贸易壁垒。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二是积极开拓新兴市场蓝海。
欧洲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中匈牙利已成为中资电池企业布局的理想之选。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知名企业纷纷在匈牙利投资建设电池工厂，充分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政策。这些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能够辐射整个欧盟市场，有效规避了欧盟碳关税的限制。据报道，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建的电池工厂预计将于2025年正式投产，首期年产能目标设定为40GWh，这将为中企在欧洲市场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东南亚内需市场同样不容忽视。在越南设厂的中企可适时调整生产重心，将更多精力转向本地消费市场。以美的为例，该企业在越南工厂的产品本地消费占比从12%成功提升至35%。通过深入了解当地市场需求，精准调整产品设计与营销策略，中企能够在东南亚内需市场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降低对出口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分散经营风险。
三是创新运用政策工具以应对挑战。
深入研究美国关税豁免细则，如USMCA协定中的汽车零部件规则等，通过合理调整供应链占比满足相关条件。比亚迪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通过建设“电池-电机-电控”垂直整合园区，将本地化率提升至72%，并借助模块化设计将区域价值含量（RVC）提高至75%，成功规避了部分关税风险。
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原产地规则谈判，对于中企建立“亚太制造”身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在加入CPTPP后，通过与其他成员国进行协商，成功优化了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规则，使得日本汽车在亚太地区的出口量增长了25%。中国可充分借鉴这一经验，加强与CPTPP成员国的合作，争取更有利的原产地规则，从而扩大在亚太市场的份额。
此外，充分运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使用CIPS的中国企业有效避免了因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企业通过CIPS进行跨境结算，不仅显著提高了结算效率，还降低了对美元的依赖，增强了在国际贸易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
四是构建适配度高的供应链韧性评估体系。
对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的中资企业而言，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供应链韧性评估体系迫在眉睫。该体系可构建包含地缘政治、政策稳定性、成本要素的三维评估模型。
在地缘政治维度，密切关注国家间关系、贸易协定变化等因素对供应链的影响。例如，国际局势的紧张或缓和、贸易协定的签订或修订等，都可能对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产生重大影响。
政策稳定性维度主要考量目标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与可预测性，包括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频繁变动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企业需要对目标国家的政策环境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
成本要素维度则涵盖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企业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因素，选择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和布局方案。
通过构建这样的评估体系，中企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估供应链的韧性，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应对，确保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全球化未死，只是换了战场
特朗普挥舞的关税大棒，表面上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可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困境下的一种焦虑宣泄。
美国长期推行产业外移政策，导致本土制造业逐渐萎缩，如今面对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只能通过关税手段来试图挽回局面，然而这种做法不过是扬汤止沸，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曾经，“低成本转移”被一些企业视为发展的捷径，仿佛只要将产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就能轻松获得竞争优势。但随着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实施以及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这一神话已然破灭。
中企不能再局限于“跟随规则”的固有模式，被动地适应他国设定的贸易框架和规则。相反，我们必须勇敢地跳出这种惯性思维，积极迈向“制定规则”的全新赛道。
谁能够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敢于突破传统、重构游戏规则，谁就能掌握主动权，引领产业发展的潮流。
当关税壁垒逐渐成为旧时代的残垣断壁，中企已然站在了规则重构的历史拐点之上，我们拥有重新定义产业格局、塑造贸易规则的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