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华南海岛开发中权力和利益的纠葛错综复杂,显示了国家政权扩张与地方社会之间长期调适过程的实态。涠洲岛所在北部湾海域自古盛产珍珠,民间以采珠和渔捞为业。明代先后在涠洲岛和沿海地区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垄断珠池,打击民众非法私采。涠洲岛及其周边海域成为明政府与"珠盗"周旋角力的舞台。清代以后,涠洲岛上偷渡私垦活动屡禁不止;同时多股“洋盗”在粤西和安南之间出没,冲击海防秩序, 使官府的海岛经营策略长期处于封禁和开放的两难境地。至清末法国传教士协助大批广东客民移居岛上,迫使清政府放弃封禁政策,涠洲岛稍具规模的聚落街庄得以逐渐形成,国家行政构架构最终在岛上稳固起来。基于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促成了涠洲岛上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渔民村庄与客家聚落混融共处的独特的历史遗存和社会文化结构。
【关键词】涠洲岛;海防;采珠业;客家;天主教
华南地区近海岛屿星罗棋布。除台湾和海南两大海岛外,常住居民小海岛数以十计, 其经营和开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明代以后沿海社会经济形势急剧变化, 近海岛屿在渔业生产和海防战略上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研究表明,一方面,随着大批沿海居民以不同形式移居近海岛屿,海岛的开发由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开始向以渔业、农业、海上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并举的开发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在明清时期逐步建立的海防体系中,近海岛屿既发挥“御海洋"的前哨作用,也是"海寇"觊觎大陆的踏板。"山海盗 贼"相互接引,对沿海地方社会稳定造成长期困扰.明政府曾在浙闽粤沿海岛屿添设水寨游兵,哨守海上,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退守海岸.清初为防范民众接济海上反清武装,一度厉行"迁海",弃守近海岛屿。 但民众偷渡私垦和出海捕捞活动始终无法禁绝.兼之清代中后期水师巡海会哨制度逐渐废弛,不少海岛再次成为"洋盗"、"贼船"滋生的温床.
在以往的研究中,海防思想与制度、海上贸易活动、海盗、海商集团以及海外移民等方 面已有许多引人瞩目的成果。相关论述的侧重点和研究方式各有不同,但较少立足于整体 的区域社会史视角的专题研究,深入考察上述多元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对近海岛屿开发进 程的影响。有的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神庙系统所表达的社区内部结构和村际关系,去重 构广东东部一个多族群定居的岛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但囿于文献缺略,讨论只侧重于神 庙和仪式蕴含的文化整合的意义.不少文化地理学者都注意到,海岛既有其地域小单元 的相对独立性,也因商品、人群和文化流动与大陆之间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把这种"海岛 型文化”的空间特质还原为一个商品、人群和文化流动的时间历程,需要进行多层面细致的 个案考察和区域比较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以北部湾的涠洲岛为例,就文献所见和实地调查所得,重点探讨其从一个荒岛、贼穴演变为军事重镇,进而形成聚落街庄,最终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社会变迁过程,力求从中把握小海岛的开发与明清国家政权向沿海地方社会扩张的宏观历 史脉络之间的复杂互动。 疏失 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石室、采珠人与涠洲岛早期开发
涠洲岛位于北海市南面浅海,离岸21海里,东南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相望,全岛面积约24.98平方公里,是北部湾最大的岛屿。距离涠洲东南9海里有斜阳岛,面积约1.89平 方公里。1994年,由两岛组建的涠洲镇划归北海市海城区政府管辖,现辖2个居委会、9个村(居)委会,总人口约1.59万人,耕地面积逾14000亩.涠洲岛和斜阳岛是北部湾内一对姊妹火山岛。根据近十多年来地质学家对涠洲岛地貌发育历史和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可知晚更新世末期涠洲岛南湾火山和斜阳岛斜阳村火山射气岩浆喷发,形成典型的低平火山口和巨基浪堆积几乎覆盖全岛,在长期海蚀作用下塑造了两岛以火山地貌为主的现代景观.明代方志以奇闻遗事描述涠洲“古名大蓬莱,上有温泉黑泥可以浣衣,令白如雪", 显然与岛上的火山地质有关。但也正因为山石嶙峋,薪樵无从取材,直到清初在地方政府眼中仍是不宜人居的海岛。
目前所知最早明确记载涠洲岛的传世文献,当推晋人刘欣期《交州记》一书,有言:
合浦八十里有围洲,周迥百里。
合浦围洲有石室。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木杖倚著石壁。采珠人常致祭焉。
与涠洲岛隔海相望的北海地区和雷州半岛,汉晋时期属合浦郡管辖.《交州记》所谓 “采珠人”",在明清文献中一般称为“蛋人",特指采珠的渔民群体,如嘉靖《广东通志》引 《杂记》曰:“珠池居海中,蛋人没而得蚌剖珠”;有时也泛指当地百姓,如屈大均(1630- 1696)《广东新语》有言:"产合浦之地者,多称珠人。”上引《交州记》的意义不在于指出涠洲古地名"围洲",重要的是表明当时岛上已经出现了以采珠渔民为主体的固定祭祀场所。由于涠洲岛与合浦之间的北部湾海域盛产珍珠,至迟在刘欣期所处的汉晋时期,采珠已经成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和商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循吏列传》载汉顺帝时期 (126一144)孟尝担任合浦太守时,"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来粮食”.又如《晋书》载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合浦郡土地晓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 "不仅百姓以采珠为业,地方政府也参与采珠进贡。 据《三国志· 孙权传》有"黄武七年…改合浦为珠官郡”等记载,张荣芳等学者推测当地必定很早就设立过“珠官"等官方性质的采珠机构.一直到元代,珍珠都是该地区最主要的贡品之一。 只不过在明代官领采办以前,历代官方采珠或采或罢,并无专官定制.由于官私采珠业兴 盛,我们不难推知,早在汉晋时期这座离岸八十里的海岛即便尚未形成聚落,至少也是出海 采珠的渔民经常性避风栖止的场所。
《交州记》描述采珠渔民经常祭拜鼓形石头的"石室",很可能就是今天涠洲岛上最重要的民间祭祀中心——三婆庙的前身。在当地乡民传说和庙史记录中,早期的三婆庙只是海湾岩壁下一处天然洞穴,直到宋代才在洞外搭建茅草房,几经修葺慢慢建立庙宇。由拜祭石头、树木或露天神坛到立神像、建庙宇,是华南地方神明崇拜的普遍现象.笔者近年实地探访三婆庙时,依然可见庙宇后的岩洞摆放供桌和香炉,只不过岩壁已被砌上了水泥墙, 以防岩层风化剥落。有意思的是,尽管三婆庙如今悬挂"天后宫"匾额,供奉妈祖神像,不再祭拜鼓形石头,乡民们也声称"三婆”就是"涠洲妈祖”.但由岛上有关三婆庙的传说故事推断,妈祖神像的安放和拜祭历史可能要晚近得多:
元朝忽必烈皇帝下旨派京都巡官到沿海一带巡查,来到荒凉的涠洲岛时,士 兵上岸找淡水,发现港湾处有一间茅草房。取足淡水后,巡官见四处无人就放火烧了这间茅草房。但士兵起锚返航的时候用尽力气也无法把锚拉起来。巡官再派士兵下去看个究竟。士兵上来报告说: "有一位姑娘压住锚。"这姑娘就是今天的妈祖娘。当时巡官心想这是神仙也,双足跪下说: "请求神明在上,不怪小人之过,我把你茅草房放火烧了,敬请神明大发慈悲,放我回朝,向皇上汇报,再来此地建间庙宇给你。"回朝后巡官马上向皇上汇报此事。皇上即派巡官准备好材料运到涠洲岛,同时雕刻妈祖神像。
上述传说作为岛上信众认可的“历史"被写人《三婆庙五次建筑简况》,张贴在庙宇外墙 供人参观。 官兵取淡水处则由乡民搭建起一座亭台,奉为"圣水井".这个故事具有明显的 神话色彩,但至少说明一点:在乡民看来,早期简陋的"三婆庙"里并无妈祖神像供奉,所以才不幸被误认为无人居住的茅草房被烧毁。 正因如此,通过"妈祖娘"显灵而立像建庙,这个故事从一侧面也强调了庙宇早在元代就得到朝廷认可,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化正统性。
没有其他旁证表明上述传说中的"元朝巡官"参与了三婆庙的修建。但万历《雷州府志 ·古迹志》追述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岛上一度设有"涠洲巡检司".按元制,巡检司设巡军弓手,其数多寡不同,"职巡逻,专捕获".可知涠洲岛上至迟在元代已有军政设施无疑。 但囿于文献记载,对于这个涠洲巡检司的实际情形也不得而知。
总之,涠洲岛周边海域的采珠和渔捞作业由来已久。在明代以前,渔民在海岛港湾候泊栖止,逐渐由原本天然的岩洞发展出固定的祭祀点,进而慢慢搭建了茅草房,并且很可能由于元代巡检司一类官方机构设立而出现了更加持久性的庙宇建筑。随着明代官府竭力垄断涠洲岛周边海域的各个珠池,数百年来地方民众采珠为业的合法性被彻底颠覆,涠洲才逐渐成为官府与"珠盗"周旋角力的舞台。
二、珠池、内官与涠洲游击
明代方志谓“海产珠,方内惟雷廉为然”.当时涠洲岛海域有珠池八处,切近广东雷州、廉州二府,其中"廉州之池七,日青莺、曰杨梅、日乌坭、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渚 沙,雷州之池一,日乐民”.一般认为,洪武二十九年(1396)始诏采珠,未有专官采办,至正统年间命内官二员分镇雷廉珠池,并倚池建厂,专守防盗.不过检阅地方文献,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已有"差内官于广东布政司起取蛋户采珠,置户给与口粮"的记载.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一O《公署·廉州府》又载:
珠池公馆,洪武永乐间设于珠场巡检司之右。景泰间寇发,改迁府治前。
上引珠场巡检司位于廉州府东南六十里白沙海岸,切近白沙珠池,又称"守池巡司".
明代广东内官公署有" 衙门 "、" 公馆 " 等名号 . 由此可知 , 明初已 设 有 专 门 看 守 池 采 珠 的 内 官 衙 门 “ 珠 池 公 馆 " , 一 直 延 续 至 景 泰 年 间 ( 1450-1456) 才因寇乱搬迁。 宣德三年 (1428) , 内 官 杨 得 荣 " 奉 命 来 守 珠 池 " , 又 在 该 地 临 近 海 岸 处 兴 土 木 , 祭 海 神 , 陆 续 营 建 天 妃 庙 和 宁 海 寺 , 内监采珠衙门已渐具城池规模,在明清方志中 一 般称之为 “ 白龙厂" 、 " 白龙墩 " 或 “ 白龙城 " . 康熙二十三(1684)钦差大臣杜臻巡视广东, 曾于二月来到荒废的白龙厂遗址。 据他所 述 ,该地乃“明时采珠内监所驻 , 有城 ,四门 。 内官署及巡道署废址犹存于城之东隅 ” .
与廉州一样,雷州府在正统时也一度倚池建太监厂.但由于成化、弘治以后乐民池产珠日少,加之正德年间太监赵兰激变雷民,御史陈实奏革雷州守池太监,此后官方采珠遂以廉州各池为中心。 如嘉靖年间提督两广军务右侍郎林富所言,雷廉二府"俱产珍珠,设有内官二员分地看守。 成化、弘治年间乐民珠池所产日少,正德年间官因裁革,惟廉珠池一向存留守".因而由上述白龙厂内监采珠衙门统辖的珠场巡检司及廉州沿海水寨,长期构成拱卫珠池的主要武力。 对此,崇祯《廉州府志·经武志》有扼要叙述:
白龙墩,府南七十里,前内监采珠衙门。居八寨之中。珠场巡司衙门、东西八寨俱属管。
所谓"东西八寨",指位于白龙厂东面永安千户所属地的乌兔寨、凌禄寨、英罗寨、萧村寨、井村寨、对达寨、丰城寨、黄泥寨,以及西面的川江寨、陇村寨、调埠寨、白沙寨、武刀寨、 龙潭寨、古里寨和西场寨,加上珠池巡司衙门所在的珠场寨,"由西而东而北,凡十七处,分军巡哨,以防盗取之患",额设守兵144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英罗寨至对达寨"俱近海,有箔,只宜迁近不可插远”,自川江寨以北"俱近珠池,不可插箔”."插箔"又称"塞箔", 是广东沿海渔民常用的一种捕捞方式。可见当时珠池附近海域也成为限制民众捕捞作业的禁区。
明代遣派内官从事采造活动,"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是最为后人诟病的虐政之一.广东采珠内监也不例外。明中期采珠进奉愈演愈烈,雷廉一带"传闻采取,民各惊疑,多至逃遁”,"珠官一至,百姓远徙,近海百里绝无烟火".提督两广军务右侍郎林富深谙粤中情形,于嘉靖八年 (1529)八月奏请停采珍珠:
迩者诏下广东采珠。臣闻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采,未有隔两年一采如今日者 也。……自天顺年间采后,至弘治十二年方采,珠已成老,故得之颇多。至正德九 年又采,珠亦半老,故得之稍多。 至嘉靖五年又采,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 今去 前采仅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 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余人,而得 珠仅八千八十余两。 说者谓以人命易珠。 今兹之役,恐虽易以人命,珠亦不可得 矣。
林富回顾往年采珠情形,历数采珠之弊。但“疏入报,如前旨: 采办进用,无得迟误". 采珠既然势在必行,林富退而求其次,不久又上疏乞罢看守珠池内官,谓"珠池约计十余年 一采,而看守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 后,其所得珠几何”,况且看守太监“倚势为奸,专权生事,宪职不得禁诘,诸司不得干预。非惟费供役之烦,抑且滋攘窃之弊".因此他认为珠池太监"不必专设",守珠事宜可改由海北道兵备官带管.林富的提议得到朝中臣僚声援,在嘉靖十年(1531)得以施行,时称"两郡 安辑”.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年间内官奉诏采珠又甚嚣尘上.
究其实,珠监专权生事固然激化民怨,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官府的珠池垄断政策与数百年来沿海民众采珠为业的生计之间的抵悟,由此引发了以私采、盗采活动为中心的长期地方动乱。不仅雷廉官民"上下通同侵盗,其禁愈严,其弊愈出",安南濒海居民也“潜与钦廉贾客交通,盗余珠池”.在这种背景下,临近珠池的涠洲岛成为"珠盗”据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洪武三年(1370)始,涠洲岛由雷州府遂溪县西八都蚕村的涠洲巡检司管辖,额设巡检1员,徭编弓兵30名.明初天下要冲处皆设巡检司,缉查奸细,说明官府很早就把涠洲纳入巡防体系。然而涠洲巡检司毕竟设在雷州半岛上,以岛屿为信地,随后雷州府裁汰弓兵,每司仅存8名供巡检使令,甚至"巡检客居郡县城,兵随之,信地空虚",缉查地方之责成 为虚文,到万历年间已革除.
可能是地方官出于“移民殖边"的考虑,万历六年(1578)曾"移雷州民耕住其地"”.当日移民涠洲岛的情形不详,但"珠贼为患"的局面并未因此好转:
万历十三、四年,新、顺、东莞等县奸徒聚至三四百艘,倚涠州一岛,屹恃中流 为窟,几成变故,驱逐乃散。
东莞、顺德、新会等县船只大批聚集涠洲岛不足为奇。官府早前就曾因他们"往来买卖,熟知海利",大量雇佣东莞等地船只采珠。但他们频频越禁私采也让官府极为困扰。 万历末年刊行的《海防纂要》就直言,东莞等县"皆盗贼渊薮也。每藏集凶徒,肆行抢掠。珠禁驰则驾大船以盗珠,珠禁严则驾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接济番舶,蠹害最甚".
让官府始料不及的是,耕住涠洲的居民非但没能发挥珠池守护作用,反而倒戈接济"珠盗",最后只得设法又将他们徙入内地。万历《雷州府志》收录《检讨邓宗龄记》载:
天妃于海神最灵。诸渡者必走谒祠问吉凶。或中流难起,则舟人匍匐叩神, 望赤光荧薄帆樯则神来也,舟人无恐矣。以故濒海在在置祠。而涠洲孤岛立起海 中,沃壤而邻于珠池。亡命啸聚辄操大艇阑入剽窃,则居民载酒牛配精饷之。神恶其弗率也,时见梦于居民曰: "若不捕奸而歹于佐奸,罪浮于奸。若不俊,大师且 至。吾不能为若庇矣。"涠洲民惴惴大恐。而监司王公民顺、参军陈公居仁廉,得 其状,谓全粤何赖于撮土而令之延□以种祸,宜罢之。便乃以事白制府吴公文华, 请尽罢涠洲税而徙其民于内地。吴公报可。遂遣材官具触胪载之。材官以告神， 神欣然从也。乃奉其像舆,父老子弟俱来,悉入郡祠中。
这里的"郡祠"指雷州府城南亭坊的天妃庙,旧有行祠,从正统到嘉靖年间曾多次重修.上述检讨邓宗龄这篇记文描述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天妃庙的一次重修。王民顺、 陈居仁、吴文华等官员将涠洲天妃神像迁入郡祠的同时,也"尽罢涠洲税而徙其民于内地". 邓宗龄的说法充满神话色彩,值得注意之处在它显示了当时“亡命啸聚"盗采珠池而涠洲居 民"载酒牛酗精饷之”的社会背景。字里行间与其说记述了天妃显灵的"神迹",毋宁是官僚 士大夫借用神灵的口吻警告涠洲居民"歹于佐奸,罪浮于奸"的行为。民盗难分的海岛局势,由此可见一斑。
罢税和回迁涠洲居民不等于弃守。事实上,从万历初年始,涠洲一带海域就规定雷州 府广海游击往来汛守。据黄中青对明中期广东水寨游兵的研究,一般做法是: 寻找数个常 为倭寇或海贼据以为巢穴,或者适宜停泊船只的小岛,在岛上设置游哨,每年汛期哨官督领战船驻扎于此.有意思的是,往来汛守的海防安排很可能一开始就遭到官兵的抵制。清初巡视广东海防设施的钦差大臣杜臻曾了解到:
(涠洲)居民因珠盗充斥,尽徙内地。万历初移广海游击将战舰三十以戍之。 十四年,有侯游击者惮其险远,请分所将战舰为二,自统其半驻永安,余使其属统 之守滨逆。雷州府同知徐学周建议驳之曰:将,心也;卒,手足也。谓心与手足可异处乎!涠洲绝险,故不可撤备。滨逆密迩珠池,彼所求驻者,意在盗珠耳。议上,侯游击之请格不行。
“侯游击"提议将驻扎地从岛上迁至廉州府海岸的永安千户所和滨碰两地,遭到雷州府同知徐学周否决而未果。事情发生在上述万历十三、四年(1585、1586)东莞等县船只大批聚集涠洲岛前后,不禁让人怀疑官兵们平日"惮其险远”,也疏于巡哨。而从地方官的言辞 推测,他们很可能也暗地参与“盗珠"牟利。
万历十八年(1590),朝廷以"钦差镇守广东涠洲游击将军"专札岛上,取代了上述往来汛守的权宜做法,涠洲岛在区域海防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崇祯八年(1635)游击张绍良撰《永安营题名碑记》对此有扼要回顾:
涠洲者,古之小蓬莱也。孤悬溟渤中,四望无际。斜阳岭屹峙于南。六珠池 环互于北面东西,雷廉琼崖交趾如棋错而不可睥睨。神宗十八年始设游击将军驻扎于此,因改今名。是时游击为漳南陈公起元。其奉敕莅止也,披荆棘辟草莱,建城堡创衙宇,已乃招兵抚民,而涠洲遂成重镇焉。……战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员名。雄视海天,鲸鲵灭迹。故朝廷无后顾之忧焉。后因涠洲峻石巉岩,泊舟匪便,二十七年适有开采之役,移驻涠洲游击于永安所。
按明制,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日镇守,"或挂将印,或不挂印,皆曰总兵,次曰副总兵,又次曰参将,又次曰游击将军。旧于公侯伯都督指挥等官内推充任".首任涠洲游击将军陈震(起元)即从漳州卫指挥调任.由碑记可知,游击将军陈震在任上有营建城堡衙宇和招兵抚民之举。后来由于"泊舟匪便"和采珠之役才移驻廉州府岸上的永安所。一说游击府"万历十八年初建于涠洲,寻为风毁。二十年改迁永安所城内,即海防公署,而以涠洲为汛".不管如何,涠洲游击将军至迟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迁离涠洲岛,改驻永安所城,成为定制。
有关涠洲游击的兵力情况,上述《永安营题名碑记》载有战船60只,官兵1800名。查 《明实录》万历三十八年(1610)六月兵部复两广总督戴耀《征黎善后四议》,有"涠洲游击原 设水兵一千四百名,专为防守珠池”等语.万历《广东通志》(万历三十年刻本)则载涠洲游击各哨战船共52只,官兵杂役1351名.略相当于一个千户所的兵力规模.考虑到文 献成书年代有别,兵额稍有出入,很可能是不同时期增裁记录的结果。
至于巡哨区域,万历《雷州府志》仅笼统地说"十八年始议设游击一员专札涠州防汛,割海康东场角起至钦州龙门止皆属之"。另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涠洲游击信地和兵力分布情形如下:
中军哨把总一员,战船九只,防守永安、对达、兼哨湘洲、对乐、乌坭、平江、杨 梅、青莺、断望等信地。
左部分总一员,前队哨官一员,战船十只,分札东场、海康、乐民、博里、包金、 调楼等信地;左队哨官一员,战船十只,分札断洲、对达、英罗、嘴多、浪禄地等信 地。
右部分总一员,右队哨官一员,战船八只,分札龙门港、白沙、滨潼、竹林、武刀 等信地。后队哨官一员,战船九只,分札和融、榕根、大濂、谢家、川江等新地。
昼总一员,战船六只,防守钦州龙门港信地。
由上可见,涠洲游击的巡哨范围涵括了东起雷州府海康县东场,西至廉州府钦州龙门港的环北部湾海域。按照这一海防体系,涠洲岛由中军哨把总巡哨,成为重要的军事前哨站。
涠洲游击设立初期发挥了防守珠池的震慑作用。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兵部为游击将军陈震等人首叙战功,奏称: "雷廉珠池自涠州设有专官,外寇远遁,内盗随擒。"万历二十九年(1601)游击将军黄忠调任,当地官民为他立去思碑,其中也有"公既至,盗贼闻公威望,戢弓口弋者十之六七,公乃严檄之”等语.不过,此后种种迹象显示,涠洲游击的作用 和地方社会局势仍让人堪忧：万历三十五年(1607)冬,"交趾贼"突袭钦州,逼近廉州府城, 涠洲游击张继科自永安驻地发兵,"次葛麻山不前,使贼去复来,如入无人之境",时人痛斥 其“罪不容于死矣,何以兵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涠州游击王熙"听勘以交夷入 犯"被革任;天启二年(1622)四月,涠州游击陈文炀被告发“赃私狼藉"革任;崇祯三 四 年 间 ( 1 6 3 0 - 1 6 3 1 ) , 廉 州 濒 海 近 地 发 现 新 珠 池 , " 近 海 愚 民 、 守 海 营 官 公 然 盗 珠 , 樯 橹 相 击 ……"。
概言之 , 明代以涠洲岛为中心的 濒海社会动荡 和 海 防 设 施 演 变 , 始 终 围 绕 官 府 的 珠 池 禁防政策展开。然而防守官兵阳禁阴纵,从中牟利,"外寇"和“内盗”纵横交错,正所谓“官既厉禁,小民失业,往往去而为盗。……乃守益密而盗益多。官兵反藉以为市".官、民与盗三者之间身分界线模糊 , 竞相逐利 , 从一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华南沿海地区的社会乱象。
三、洋盗、水师与海岛封禁政策
明清交替之际,华南沿海普遍经历了长时间“不明不清”的激烈社会动荡。在北部湾地 区 , 以 " 海寇 " 邓耀 、 杨二 等 为 首 的 海 上 武 装 盘 踞 龙 门 诸 岛 , 迂 回 粤 西 和 安 南 之 间 , 长 期 与 官 府抗衡.出于杜绝濒海民众接济海上反清势力的目的,康熙元年(1662)诏迁海界,其中广 东 " 自 闽 界 分 水 关 西 抵 防 城 , 接 于 西 粤 , 画 界 三 千 七 百 里 " , 廉 州 、 雷 州 府 等 北 部 湾 沿 海 地 区 也在“画界”的范围内,沿海遍立墩台排栅,禁民外出,"涠洲诸游汛皆弃而不守".
有 关 清 初 的 " 迁 界 ” , 前 人 已 有 许 多 出 色 研 究. 这 里 要 强 调 的 是 与 " 迁界 " 同 时 在 地 方 社会进行的海防制度改革。康熙《廉州府志》有言:
(廉州府) 东南八十 里 地 名 珠 场 八 寨 , 瞰 视 大 海 , 旧 设 游 击 统 兵 防 御 。 康熙 元 年 迁 界 改 为 水 师 营 , 而 珠场 等 处 亦 迁 界 外 。 自 展 界 后 , 将 旧 设 白 龙城修复 … … 自城而东约二 百里 即永安所 , 城池俱已修复 , 系 高 雷 琼 海 道 之 咽 喉 , 为 合 浦 左 腋 , 向设涠洲游击一员领兵驻守。康熙元年迁界,将涠洲官兵改入廉镇左营,珠场、陆营官兵改设乾体水师营,其沿海八寨及永安所城皆系水师营分拨官兵防守。
换言之,"迁界"时曾将原涠洲游击官兵并入了廉州镇总兵衙门。据杜臻《粤闽巡视纪 略》所载,当时廉州总兵领兵3000名,其中就包括“涠洲兵一千".与此同时,由珠场、陆营官兵改设乾体水师营,分兵防守沿海八寨和永安所城。水师营设游击1员、守备1员、千总 2员、把总4员,领兵1366名.兵力大致与明代涠洲游击相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全面复界后,钦差大臣杜臻与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堪沿海形势,裁廉州镇总兵衙门,将乾体水师移设龙门协水师,额设副总兵一员驻守龙门港,仅留千总1员守乾体营,拨守备1员、把总1员守永安城.明末龙门地区仅设水寨驻守,有把总1员,大小兵船16只.自此之后,由龙门协督率水师官兵巡哨环北部湾洋面成为定制,真正实现了从明代涠洲游击水寨体系向清代龙门协水师的转变。有关清初龙门协之成立和水师制度变革,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要指出的是,促成龙门取代涠洲成为北部湾区域海防中心的动力,除了龙门濒临安南,清初海盗跨境活动频繁的社会背景之外,也许更直接的因素在于清初彻底摒弃了前朝与民争利的珠池垄断政策,所谓"国朝从无设官,亦无诏采,边方赖以安宁",珠池近地的禁防自然不在官府首要考量之列了。
前面说过,"迁界"时涠洲诸游汛皆一度弃守。其后违禁出海采珠也时有发生.值得 一提的还有当时一批“涠洲民"也随之被徙入内地安插。杜臻就了解到,"涠洲在海中…… 周七十里,或曰百里,内有八村,人多田少,皆以贾海为生……迁界时地久虚,今不开".又据乾隆《廉州府志》载:"天妃庙……一在南城外。相传神像来自涠洲。国初徙涠洲民于内地,神像为居民奉之俱来。廉之商贾士庶饮食比祝,显灵特异于他庙。"由此不难推知,明末清初涠洲岛上的民间垦殖又悄然兴起,不仅再次形成颇具规模的渔民村落群,妈祖崇拜也随之复兴起来。但在沿海复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涠洲岛是否开放民众前往垦殖的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地方官府对此十分谨慎。雍正九年(1791),雷州海康县民颜福初呈请开垦涠洲田地,官府以"事属难行"格而不行。乾隆七年(1742),广东巡抚王安国檄地方官吏实 地勘察涠洲岛,查得岛内"村基八处,面面皆山…·藉资灌溉可作水田者约二十三顷零,余旱田七十五顷零。山石巉岩,不产竹木器具,薪樵之属无所取材",认为"洲形似蟹,船只收 泊,风信不顺,难于进澳,设兵安塘,所费不赀",再次搁置开垦之议。乾隆十八年(1753),雷州知府周硕勋以涠洲"介在雷廉,漫无专辖,恐聚匪藏奸",请饬水师相机控制,初步议定由龙门协每年定期赴涠洲岛亲查结报。
然而,涠洲岛的民间偷渡私垦活动从未中止。相传民众在岛上开垦种植后就返回大陆,待作物成熟后再去收割;倘遇到官兵巡查,往往贿赂了事.乾隆五十四年(1789),军机大臣等会议两广总督福康安奏捕盗章程及巡缉事宜,力求将涠洲等近海岛屿纳入清查严禁之列:
粤东雷廉二府交界海面之涠洲并迤东之斜阳地方,俱系孤岛荒地。无籍贫民 每有前往搭寮居住者,不免与洋盗串通滋事。业饬地方官逐一递回原籍,草寮概行烧毁,勿使窝留。此外洲岛一律清查严禁。
地方官员关注民众不断潜入涠洲居住,无非担心他们与"洋盗”串通滋事。但是不分良莠,概行禁绝可能适得其反。对此,乾隆五十五年(1790)上谕指出:
今沿海民人居住海岛,久已安居乐业。若遽饬令迁移,使滨海数十万生民失其故业,情殊可悯。且恐地方官办理不善,张皇滋扰,转致漂流为匪,亦非善策。 所有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久已遵行外,其余均著仍旧居住,免其驱逐。至零星 散处人户僻处海隅,地方官未必能逐加查察,所云烧毁察房,移徙人口,亦属有名 无实。今各岛聚落较多者已免驱逐,此等零星小户皆系贫民,亦不忍独令向隅。 而渔户出洋采捕,暂在海岛搭察栖止,更不便概行禁绝,且人户既少,稽察无难,尤非烟户稠密之区易于藏奸者可比,自应听其居住,毋庸焚毁。所有沿海各省地方 均著照旧办理。惟在各该督抚严饬沿海文武员弁实力稽察,编立保甲。如有盗匪 混入及窝藏为匪者,一经查出即将该犯所居察房概行烧毁,俾知微惧。
由上可见,地方官员忧心忡忡,表面上有防患于未然之心。但直到乾隆末年朝廷其实默许民众移住海岛,并不打算真正采取严厉的封禁政策。在朝廷看来,海岛和沿海社会稳定与否,关键在于地方文武官员是否实力稽查,遵行海防制度。实际上,前述福康安上疏巡缉事宜,还奏请酌拨守备千把等官兵300名移驻涠洲岛上,试图扭转海岛无兵可守的局面。 不料事情尚未落实,乾隆五十七年(1792)新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就以"涠洲海岛四面大洋,飓 风猛烈,如建盖兵房,难期经久,且礁石鳞列,战船亦难湾泊"为由,奏请"毋庸办理",最后仍责成廉州府龙门协水师和雷州府海安协水师每月"会赴涠洲,更番游巡".郭世勋的说法有夸大其词之嫌。涠洲岛属南亚热带海岛海洋性气候,"惟盛夏南风大作,不可停舟,余时 皆有湾泊”,沿海渔船历来也大批栖止于此,何以"战船亦难湾泊"呢。郭世勋所谓水师不 便 移驻岛上,恐与前朝官兵一样有"惮于险远”的难言之隐.
已有不少学者探讨过乾、嘉年间广东海盗猖獗的社会情势。究其原因,广东洋面辽阔的地理因素、越南西山叛乱的影响以及地方海防体系的破坏等,都是值得深究反省的因素.嘉庆初年,广东督抚奏称“近年来营官以船身损坏,不便驾驶,地方官则以修费不赀, 互相推诿,致终年停泊,日久徒归朽废”,水师营伍废弛和经费不敷问题已十分突出.甚至 有龙门协水师将领循例巡海,"侈陈鼓吹,随以爱姬",反被海盗挟持,巡洋缉盗渐成虚文. 在这种背景下,涠洲岛无兵驻守,又放任移民,不久就沦为海盗"上岸抢得男妇"后"泊船候赎"的主要据点,"洋匪与岸匪相通,踞为贼巢".
嘉庆十五年(1810),两广总督百龄(嘉庆十四年至十六年在任,1809-1811)选命提督童镇陛、总兵黄飞鹏率舟师百余艘出海剿捕乌石大、乌石二等"海寇",再次严饬涠洲居民徙人内地,岛上居室田亩尽毁.海岛封禁政策终究浮出水面。今天我们仍可在涠洲岛上看到的"封禁碑",正是在这次大规模剿寇后不久勒石的。碑文曰:
两广督部堂百(龄)示: 照得涠洲、斜阳两岛孤悬大海,最易藏奸。本庙堂奏明 永远封禁,不准来此居住。倘敢故违,定罪。
嘉庆十五年七月
海岛封禁政策是嘉、道年间广东海上防卫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视为"清剿"与"招抚"对策的补充。问题在于,对于涠洲岛上数百年来偷渡私垦活动禁而不止的情况,地方官不可能置若罔闻。封禁固然可收一时之效,终究难以持久。至道光十二、十三年间(1832- 1833),违禁偷渡上岛者仍时有发生。水师提督李增阶等巡查"涠洲禁山",缉拿"盗船洋匪",发现早前的封禁石碑"日久溧嫖",奏请两广总督卢坤申明“照旧封禁",再一次立碑示 禁于涠洲南湾。
不难想见,这一时期违禁上岛居住的民众要冒着与“盗匪"画上等号的危险,具有规模的聚落自然难以形成。与官府打击的盗匪活动不同的是,渔民数百年来就在涠洲岛海域捕捞作业。他们季节性地上岛避风候潮乃至搭建住所,又该如何在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上与 “盗匪"区分开来呢?这或许可以从有关三婆庙的传说故事中窥见一斑。
前面提到"三婆"也称“涠洲妈祖”,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以渔民(采珠人、蛋户)为祭祀主体的信仰传统。明中期至清初官府安插潮洲居民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把具有象征意 义的妈祖神像一并迁回内地。但由于岛上移民始终无法禁绝,在涠洲居民的解释里,三婆 庙在清初经过“重修"之后一直存在下来。相传在康熙年间,皇上下旨派官员黄开广到沿海 一带视察治安民情。他来到涠洲查看,认为三婆庙"向注不好,护贼不护民".得到皇上批 复后,黄开广备好材料运到岛上,重建了三婆庙.传说中的黄开广不见载于清代官修实录和现存各类地方文献。但现在涠洲岛三婆庙内除了一尊三婆神像外,最引人瞩目的摆设正是"三婆庙始创人黄开广大人"的牌位和香案。人们通过追溯这类庙宇来历的故事,显示三婆庙经过官方的重建,也就被赋予了"护民"的象征意义。经此一变,三婆庙的信众也就不可能是"贼"或"盗"了。在官府与盗匪的激烈冲突中,这在文化心理层面为违禁上岛的民众找到了的合法依据。正因为三婆庙"护民"不"护贼",嘉庆时期"海寇"乌石大、乌石二之所 以被官府成功清剿,据说也要归功于"三婆娘娘"显灵,为民化凶为吉:
相传乌石大、鸟石二以涠洲岛的贼老洞为据点,后来移住斜阳岛。但由于斜 阳岛路陡斜高攻不上去,清政府派官员到涠洲扫除贼匪,三番五次都没有办法攻上去。后来人们就当猪杀羊祭祀三婆娘娘,请求三婆娘娘显神灵。清兵手执三婆 的令旗令箭前往斜阳岛。登上岛就见乌石大、乌石二俩兄弟和贼匪们举枪投降 了。清官问贼仔:"为什么我们一枪不发,你们就举枪投降了?"那贼仔就讲: "你们 未来前,岛上站满了你们的清兵。"后来才知道"三婆娘娘"运用唱草成兵之术。所 以他们兄弟二人只好举手投降。这都是三婆的灵应,为民化凶为吉,贼匪全部活捉。
在一次实地调查中,负责看守三婆庙的老者还郑重其事告诉我,庙门正对着远处海面 上的斜阳岛,就是"三婆娘娘"看守住海岛不被海盗肆虐的缘故。 可见类似的传说故事在岛上早已深入人心。
将三婆庙的传说故事置于前述历史背景之中,笔者并非强调它们比官修文献更接近 “事实真相",而是它们有助于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官、民与盗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如何在地方文化的层面上得以调适。 从弃之化外、默许移住到全面封禁,清代前期官府运用种种政治军事手段不断审视海岛的开发;与此同时,地方民众其实也适时巧妙地通过改造三婆 庙的象征意义,运用正统性的"国家话语"与之"协商".由此也可见,国家观念在早期涠洲 居民的身份认同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客民、天主教与聚落发展
清末国家政治和地方局势风起云涌。随着同治初年法国传教士协助大批广东客民移 住涠洲,涠洲岛的开发开始朝着官府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
事情肇端于咸丰四年(1854)广东鹤山、恩平、开平和新宁等县爆发的大规模土客械斗。 据刘平对械斗过程的研究,土客矛盾可以追溯到清初客民自粤东山地向中西部沿海地区迁徙,与土民发生冲突的历史背景,而导火线则是清末广东洪兵起义时官府依仗“客勇"讨贼, 客民借机报复土民。至同治五、六年间(1866-1867),瑞麟、蒋益澧等地方督抚动用官兵剿抚大批聚集在新宁县曹冲(涌)、赤溪等地"客匪",这场风波才暂告平息。
值得注意的是,剿抚"客匪"期间,官府原本伺机选择高廉雷琼等府作为安插客民之所, 却由于法国传教士赴营声称“客匪中有奉教者千五百余人"而陡增变数。同治五年(1866) 九月十七日,军机处呈报两广总督瑞麟奏言:
臣等正在筹办剿抚间,接据徐文秀、李邦达会禀,据法国教士文铎德赴营声称客匪中有奉教者千五百余人都是安分,请分别安置。意欲带令到省,又无川资,欲 该副将等禁令将来勿犯该教民等语。臣等查客重中有奉教者一千五百余人,即或尽是守分之人,一经剿办,岂易分辨玉石。当饬该将等转令该教士查明确数造册, 不准携带尺寸军械,分作数起,带领赴营,按名点验。该将派勇备文押送至恩平、 新会两县暂住。一面飞速禀报,再由臣等筹资安置,不必带领来省,徒多纷扰。
瑞麟(同治四年至十三年在任,1865-1874)身为地方大员,自然了解此前咸丰八年 (1858)《中法天津条约》有"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 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等条文.面对传教士文铎德以客民奉教为由要求官府保护安置的"棘手情形",他一方面担心"中外交涉以来,每遇事机,动多辖。凡游手无业之徒一 经入教,即恃为护身之符。洋人复不辨贤奸,悉力相助,稍拂其意,掠衅酿争,致贻口实",一 方面向朝廷保证"总当随时随事,委屈严防,既弗令外人从而生心,亦断不使奸民幸逃法网 ”。 这种谨慎周延的对策得到朝廷上谕认可。
由于客民身份的转变,安插客民的内政变成了关涉中法外交的事件。同年九月二十六 日,总理衙门就此事专门致函法国公使伯洛内。这份函电义正词严,除了申明"该奉教人等 皆系中国人民,自应由中国照例办理,本非该教士所能干预",以及"中国办事只分良莠,不分习教与不习教"的立场外,也希望法国公使转饬传教士确查奉教客民身份:
此次教士声明客匪中习教人数,该督抚因其恳求之切,令其查明确数造册,不准携带尺寸军械,分起点验,派员妥为安置,并吁请大皇帝恩施允准,实属法外之 仁。除由本衙门咨复粤省督抚切饬地方官管束外,为此函达贵大臣,希即转饬教士确切查明,此客匪中之千五百人,果系夙常奉教,因不得已而溷迹于客匪之中, 抑或夙未奉教,因该省官兵剿匪势急,遂假托奉教,以希冀幸免。惟经宽免之后, 该教士自宜切为晓谕,此奉教诸人,迅速呈缴军器,早行投出,勉为善良,勿再溷于 客匪之中,致官军无从辨识,势不能不玉石俱焚,想贵大臣深以为然也.
为求妥善安置,广东地方官曾"传询教民一千五百余人".据说他们"情愿散往钦州安插".为此,两广总督瑞麟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致函总理衙门称"即于九月二十六日,多给银 米,雇备船只,点名护送前去",而客民"均感朝廷法外恩施,欢欣就道,并不藉教士片言只字 得以揽权市惠,或致他虞".由于总理衙门已经据瑞麟奏报"将就抚客民中之天主教人一 千五百名备船送回钦州,并饬到境令该地方官每人给资本银四两一事"致函法国公使,后者 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照会总理衙门表示"感激之忱”。
然而,这批客民并未于九月即启程赴钦州。直到该年十二月初十日,瑞麟又据地方官员禀报上奏: "教民一千五百余名已往石城投其教主,均各相安,实无麝聚一处或有意外之 虞。"换言之,前面官府所谓"点名护送前去"实属虚文。
客民与传教士会合的石城,位于高州府与雷州府交界,再稍往南进入遂溪县境,即可取道涠洲岛洋面前往钦州。不过正因官府并无护送前去,这些客民最终放弃前往钦州安插, 于同治六年(1867)来到了涠洲岛。
据说当时文神父听闻涠洲岛能居住数千人的消息,即与客民族长江明兰、陈有荣等带 领数十名教徒上岛了解,随后他正式带领一千多名客民到岛上居住,以贱价大量购买岛上 土地,出租给教徒耕种。一说此次移住涠洲岛是在法国传教士错士神父的具体监督下进行 的。他请准官府同意后,租用帆船从雷州来到涠洲,建立了一间小教堂,同样购买大量田地 供教徒耕作。为了防备岛上居民及海盗向他们进攻,客民们在村庄筑起了围墙,后来甚至 由神父协助运来一千多支三响钩枪自卫.无论如何,大批客民到来和客民聚落的出现加 速了涠洲岛开发。 合浦士绅梁鸿勋撰成于光绪年间的《北海杂录》有言:
涠洲墩乃一小岛,周围约七十里,在北海之东南百余里。岛中居民多捕鱼为业。同治初年,广东巡抚蒋中丞(益澧)将曹涌客民派送至此开耕,而居民始事农 业。法国神甫亦到传教,目染耳濡,习以成风。故居民约八千余,而天主教民已不下一千矣。
梁鸿勋注意到,由于客民的到来,涠洲岛上生产结构从"捕鱼为业"到“始事农业"的转变,也看到了天主教在岛民中的传播影响。不过,梁鸿勋所谓客民由官府“派送至此开耕” 却未必如实,很可能只是客民本身为了证明移住合法性的说法。光绪五年(1879)五月,两 广总督刘坤一(光绪元年至五年在任,1875-1879)在一份《封禁荒岛拟请安插客民片》中开篇就说:
嘉庆十五年间,洋盗乌石二盘踞劫掠,经前督臣百龄奏请永远封禁,毋许奸民 偷越私垦。 厥后地方辽阔,远隔重洋,蛋户贫民仍不免私往耕种,商船渔艇亦间有 停泊寄碇者。 同治七年间法国领事又有教士在彼传教之请。 虽经前督臣瑞麟婉 词推却,并饬地方官随时查禁驱逐而旋去复来,终难祛除净尽。 现闻在彼居住者, 教民与客民居其大半,土民亦复不少。 若复援案驱禁,不惟有名无实,徒使若辈无地谋生,流而为匪,并恐外人以教民之故借为口实。 是以数年以来听其居处,尚属相安无事。
可见,直到光绪初年,对官府而言涠洲仍是一个"封禁荒岛".据刘坤一追述,同治七年 (1868)传教士可能确曾通过法国领事向官府申请许可令而未果。换言之,同治初年客民越禁上岛,依然清晰可见嘉庆、道光年间立石封禁的碑文。除了经常捕捞于此的渔民等早期居民,他们要面对更为困扰的群体是海盗武装。正因如此,上述有关客民村庄高筑围墙和 拥有大量枪械的种种说法,至今仍是他们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之一。不管如何,朝廷谕准的 封禁令在先,而客民越禁上岛在后,传教士等外国势力从中支持,左右为难的地方官还是选 择默许移民的既定事实。刘坤一深谙个中利害关系,只得为前任官员辩护说,客民查禁驱 逐后旋去复来,援引禁令又怕他们流而为匪。其苦心孤诣尽在不言中。
刘坤一在光绪五年(1879)重提涠洲岛的处置问题,同样与安插客民有关,并非有意重翻旧案。前面说过,同治年间不少客民曾被安插到高廉、雷琼等府县。不料光绪初年这批在琼州府儋州、临高等县安插的客民("新客")与当地久居客民("旧客")和土人再次发生冲 突械斗.其中就抚的客民三百余人即以涠洲岛"有亲可依,有地可耕,自愿迁往居住种作 等情"禀请官府再次安插。 为此,刘坤一奏言,"涠洲墩系久经封禁荒岛,并经奏明有案,固 未便遽与开禁",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垦殖,"近来地渐肥沃,耕种固可望有收,即其余旷土平 坡,杂粮亦可期栽种",因此他认为"度势审时不得不权衡缓急,饬令妥为安插".与此同时, 刘坤一也严饬地方官吏随时察看岛上客民能否相安,不致日后滋生事端,并遣派官员前往勘察该岛地势,就应否开垦、奏请弛禁以及添设文武员弁、派兵驻守等通盘筹划,据实禀报,不久就得到上谕批复许可。 如此一来,涠洲岛移民逐渐合法化,岛上的设官建制也正式被提上政治议程。
就当涠洲岛地位悬而未决的难题有望尽早解决之际,刘坤一于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 奉命调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直接导致事情又往后拖延逾十年。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涠洲岛正式划归廉州府合浦县管辖,并移驻县丞和永安司巡检;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两广总督陶模另设"涠洲墩司巡检"隶合浦县,同时"龙门师船常派一 艘驻泊,以资镇压”,标志着涠洲岛全面开禁,真正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
清末涠洲岛开禁极大地推动了周边渔捞业的复兴,"每年九月至十二月,渔船到此捕鱼者约千艘,颇为热闹".更意味深长的影响还在于,伴随着客民的迁徙和涠洲开禁,包括教堂、钟楼、修道院、学堂和育婴堂等设施在内的天主教会建筑群陆续在岛上营建起来,其中就包括了我们至今仍可在客家人聚居的盛塘村看到的一座占地逾百平方米、高二十四米的 哥特式教堂,以及城仔村规模较小的圣母堂.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先前以渔民为主体的三婆(妈祖)信仰的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光绪十年(1884)俞功懋任官合浦县时指出,岛上"近来村基重辟,寓客四五千人都入教也",但相比之下大陆上的合浦北海口岸虽"居有洋人", 尚且处在“觊觎传教"之中.正因如此,从整个沿北部湾区域来看,清末涠洲岛成为该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基地,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岛上的天主教会还辖有钦州、防城、灵山、合浦 和北海等两广地区的天主教堂,客观上“扮演了外来文化在进入大陆之前一个中转站的角色"。
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涠洲岛的历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华南海岛经营和开发过程中,官府与民众、内政与外交、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等多元因素的复杂纠葛。从中可见国家政权扩张的宏观历史过程对近海岛屿的影响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明代以前,渔民在涠洲岛海域的采珠和渔捞作业由来已久。地方政府采珠上贡,但从未垄断珠池。作为渔民出海采珠驻泊的海岛偶尔见诸记载,却并未真正进入国家 视野。其次,明政府基于珠池禁防政策,先后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打击民众非法私采,涠洲岛成为官府与"珠盗"周旋角力的舞台。在这一过程中,涠洲岛 开始成为广东海防体系的重要一环。但其时官与民争利,民与盗不分,愈演愈烈的沿海社会动荡根源于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之间的深刻矛盾。第三,清代前期珠池禁防政策被彻底 摒弃。但从弃之化外、默许移住到全面封禁,官府在涠洲岛的经营策略上长期处在封禁与开放的两难。一方面岛上偷渡私垦活动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海防制度和设施无法切实维持,致使清代中期“洋盗"以海岛为据点频繁出没于粤西和安南之间。第四,清末官府迫于 中外交涉形势,起初仅默许法国传教士协助大批客民移居岛上,进而务实采取弛禁政策,设官建制,移驻县丞和巡检。岛上稍具规模的聚落和农渔生产得以迅速发展。至此,涠洲岛才真正完成从"盗区"向政区的过渡。谭其骧先生曾指出: "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 单位。……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相对于明中后期至清初华南大陆地区普遍进行县一级的基层政区建制来说,涠洲岛的社会转型和开发程度要明显滞后得多.究其原因,国家经营策略长期迁回反复,通盘筹划不足是关键制约因素之一。
与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扩张互为表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观历史过程,是涠洲岛上持续数百年的民间垦殖活动。在清末大批客民移住以前,早期涠洲住民以渔民、无业游民 和所谓"海盗"群体为主,以采珠和渔捞为业。在海岛禁防政策的制约下,涠洲岛上难以形 成稍有规模的聚落,更不可能培育出文人士大夫群体,因此没有像明清时期华南其他地区 样向宗族建设的方向发展。这不等于说涠洲岛长期处在无序的社会状态。以设官建制 的标准衡量,作为一个开发程度不高的海岛,我们从明清政府对三婆(妈祖)庙的多次迁建, 以及三婆(妈祖)信仰所表达的百姓关于王朝国家的观念中,仍不难看到官方认可的正统性神明崇拜是地方社会借以判别"民”与“盗”的身份标签最重要的标准,民间信仰在早期海岛居民中具有身份认同和社会整合的独特作用。 结合近年来研究者所揭示的华南大陆乡村地区民间信仰的内涵,以及粤东三山国王信仰在早期台湾移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涠洲岛 的案例或可以视为中国地域文化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的一个新注脚。
至于清末天主教的传播,毋宁说是海岛开发过程中一个插曲。在当时土客械斗的背景下,成为“教民"是摆脱“客匪"身份的有效途径之一。正因如此,天主教在客民迁徙和聚落 形成过程中因缘际会扮演了与三婆信仰类似的整合作用,促使岛上原本以三婆(妈祖)信仰 为中心、以渔民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结构又叠加了外来宗教和客民的因素。这同时也意味 着,在清末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涠洲岛这个地域小单元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正统性的竞争,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社会生活背景的人群。就目前文献所见和笔者实地调查所得,两者 之间的调适在地方百姓生活中表现得和谐而平静,并未见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描述中西文化冲突的那种紧张。今天涠洲岛上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渔民村庄与客家聚落混融共处的独特的历史遗存和社会文化结构,正是上述历史文化过程叠加互动的结果。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基层社会的国家建构是研究者普遍关心的话题。有关华南海岛的经营和开发,每因史籍缺略而难得其详。洲岛的个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验, 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国家政权扩张与地方社会的调适在大陆之外近海岛屿上展开的实态。细心体会其中文化、历史与国家的互动,特别是注意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对于未来中国海岛更为全面的保护开发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