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封建社会后期进入更加专制统治的时代，作为应用与艺术双重性的书法，在皇权文化的作用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明代书法教育形式多样，除一般常见的官方学校教育、塾式教育、私人传授、书法世家等，还在宫廷中设有专门书法教育形式，种类繁多。而科举考试也与书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明代书法大家董其昌、文徵明就曾因书迹不佳而“名落孙山”；亦有善书者凭借一手好字，在考试中拔得头筹。
近日，上海书画社出版的新书《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面世，作者张金梁通过政治、教育、哲学、文学、绘画等方面，将千余位不同阶层的善书者归纳梳理，呈现明代书法发展面貌。本文选摘自书中“明代书法与科举教育”一节。
《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书影
赵秉忠状元卷（局部）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隋唐之后，国家对于人才的发现和委任，大都采用科举考试的方法选取，真正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宗旨。时至明朝时，科举考试的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且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程式。文人想为国家所用，正统的途径便要经过这些国家规定的层层考试，若在其中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便会鱼跳龙门，可堂而皇之地进入仕途。国家考试一般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
文徵明《赤壁胜游图题耑》
书法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诸生考试和殿试中。以府、州、县试选取诸生时，要看书法水平。如文徵明、董其昌，都因为在年少时书法不佳排名时受到影响。
文嘉《先君行略》书影。据文嘉《先君行略》记载，文徵明“少拙于书，遂刻意临学”，成为生员后更加努力临池，每日苦练。但是在他十九岁应岁试时，还是因为考卷上的字迹不佳，而被考官置于三等。
乡试和会试为防作弊，要将考生的试卷重新编号誊录，阅卷者只能看到重抄的文章，所以书法在其中的作用不大。但在殿试时，要看会士们的试卷真面目，书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排名的先后。从明代的实际情况看，会试的入选者称之为会士，他们都要经过殿试环节才能成为进士。由于这是在紫禁城内宫廷进行的考试，所以又称为廷试。殿试的主考是皇帝，因此殿试不仅是会士排名而成为进士的过程，也是让会士们的身份转变成皇帝门生的重要过程。一般情况是，皇帝主考殿试，但阅卷评判及排名是充当考试官的大臣们的事，他们要将所有参加殿试的会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个档次，负责考试的大臣要将殿试卷子前十名优秀者，按顺序排列好交给皇帝观看，一般情况皇帝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有时皇帝也根据自己的看法，将十份卷子的名次作以调整，尤重视被称之为一甲的前三名，最重视称之状元的第一名。
据统计，明朝共举行了88次会试，产生了89名状元。又据相关史料记载，状元中善书且较有影响者就有20余位。
此时的文字书法水平及卷面工整美观，成为非常敏感的形象元素。为了显示对皇帝的尊敬，大臣在选择呈于皇帝的卷子时，已经非常认真地选择那些“词札兼美”者，皇帝再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选择，确定一甲三人，分别用红笔书第一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于卷面，于此本科的状元、榜眼、探花便产生了。二甲的人数也要经过皇帝的同意而定，余者便为三甲，这时便可张榜公布于众了。朝廷规定，获得一甲者，称之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者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吏部根据不同的类别，授予他们不同的官职，一甲第一名的状元，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授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二甲者授正七品的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或被选拔为庶吉士再加学习，成为朝廷重点培养的对象；三甲者人数最多，授从七品等官职，一般外放为地方官员。进士们因身份区别任职虽然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由此正式成为朝廷的命官，开始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黄炳中、申时行《适适圃图册》（局部）
黄炳中、申时行《适适圃图册》（局部）
由于一甲二甲的进士是进士中的精英，要任职于朝廷近侍部门，所以选择时的要求较高，不但要求文章优劣，还要求书写水平高超，这也成为朝廷为进士分等的重要标准。其中一甲三人尤其如此，受到天下文人墨客瞩目的第一名状元，更要在整体上出类拔萃了。从实际情况看，书法水平在殿试中确实发挥着树立卷面形象的功能，为会士们争取好的出身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史书记载中，不乏书法优秀而被选为状元的例子，如《分省人物考》谓：“（申）时行廷试时，上见所对策词札兼美，亲擢第一。”申时行的文章自不用说，而功夫深厚工整精美自然大方的楷书答卷，顿时征服了身为主考的皇帝，毫不犹豫地拿起御笔丹书卷上“第一甲第一名”，申时行真正成为钦点状元，亦成就了文林书坛上的一段美谈。再如《謇斋琐缀录》载：“成化丙戌（二年）廷试，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赞为第一。”程敏政除文章优秀外，卷面文字书法精楷，故而读卷官力推其为第一，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只得了第二名的榜眼，但此足以说明书法在殿试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程敏政跋《陆游〈怀成都十韵诗卷〉》
在明朝的267年中，共举行了88次会试，产生了89名状元（其中一次会试举行了两次殿试，出了两名状元）。他们应当都是如申时行那样“词札兼美”的优秀人才，据相关史料记载，在这些状元中善书且较有影响者就有二十余位，他们是：黄观、胡广、曾棨、陈循、商辂、彭时、罗伦、吴宽、谢迁、毛澄、顾鼎臣、杨慎、罗洪先、申时行、张元忭、朱国祚、焦竑、朱之蕃、赵秉忠、张以诚、韩敬、文震孟、刘理顺等，现将几位较著名者简介于后：
胡广（1370—1418），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建文二年状元，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明雷礼《列卿记》谓其“尤工书法，行草之妙，独步一时”。曾扈帝北征，一路制铭刻石皆出其手，丛帖《晴山堂帖》收有其书《心远先生喻蜀图序》。
曾棨（1372—1418），字子启，号西野，江西永丰人。永乐三年状元，官至少詹事。为文思如泉涌，馆阁中诸大制作皆出其手。《东里集》谓其“一时文人所作碑碣、记序、表赞、传铭、诗赋，流布远迩，盖未有如子启之富者。工书法，草书雄放，在晋人风致，自解大绅、胡光大后，独步当世”。流传有行书《天马赋》，出入苏、米，精美可观。
吴宽 《种竹诗卷》（局部）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其品性高洁，学问渊博，王鏊《震泽集》云：“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颇为中的。其为明朝状元中书法成就较大者，对后世影响亦巨，流传墨迹甚多，代表者有《种竹诗卷》（如图9）等。
杨慎《留赠杨判官与哭晁镜湖太史墓诗册页》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为官不久便因“大礼”事谏争，消籍遣戍云南，直至老死。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曰：“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堂庑。”观其《题东坡竹石图卷》用笔轻松自如，生动自然，可证王氏之言不虚。其特善著述，成书逾百种，罕有比者。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状元，官至春坊赞善，后因性直敢谏削职为民。王世贞《艺苑卮言》曰：“洪先书颇秀润，出《圣母帖》，而丰肉少骨，秾媚有之，苍老不足。”其书有《荆川帖》、《致可大札》等流传，行草如王所论，行楷则劲健可观。
黄炳中、申时行《适适圃图册》（局部）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琼泉等，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状元，官至史部尚书，曾位居首辅。其善真、行、草书，曾有《赐闲堂帖》刊印行世。读其《登尧峰诗轴》、《惠教帖》等可知，得之于“二王”、米芾书法，信笔写来，自然大方，甚见功力。
焦竑（1541—1620），字弱候，号澹园，南京江宁人。万历十七年状元，仕途不畅，为官仅七年便辞归，后专心著述，成就颇大，顾起元《客座赘语》云：“焦弱侯真、行，结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长剑倚天孤峰削日之象。”其有墨迹《远访帖》传世。
朱之蕃《跋王羲之〈大道帖〉》
朱之蕃（1548—1626），字元价，号兰隅，南京锦衣卫籍，山东茌平人。万历二十三年状元，官至吏部右侍郎。其精鉴赏善书画，名动海内外。《江宁府志》曰：“之蕃真、行、草师赵魏公，间出入颜鲁公与文征仲，日可万字，运笔若飞，小则蝇头，大则径尺，咄嗟可辨。”其有小楷书屈原《渔父辞》，功力深厚，精美绝伦，惜末脱去赵子昂衣钵，不能自立耳。
文震孟《行书诗轴》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号药圃，长洲人，文徵明之曾孙。明天启二年状元，官至礼部右侍郎，入阁辅政。其书法颇有曾祖风，“书迹遍天下，一时碑版署额与待诏埒”。其有七律《多少游魂诗轴》传世，笔酣墨畅，天趣横生，在家法的基础上，加之董其昌的润秀，惜骨力稍弱。
商辂《浙藩送行诗序》（局部）
应该说明的是，士大夫们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至于书写只是当工具对待之，即使有喜爱者，亦将此视之为余事末技。故而有诸多书法高妙者，因政绩或其他成就所掩盖。如淳安人商辂，他是明朝唯一连中三元者。所谓三元，即在乡试中为第一名的解元，在朝廷会试中第一名会元，最后正统十年的殿试中获得状元。其书法颇有时名，却因政绩官事名声太大，末技的书法便没人提及了，但喜欢收藏的文坛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国朝名贤遗墨》收有其书，其中可以看出其笔墨功夫之深厚。
又有山东青州赵秉忠，字季卿，万历二十六年状元，现青州博物馆存有其殿试真迹，是当今国内唯一面世的状元卷，洋洋千言，一气呵成。字体步武钟、王，一丝不苟、略无呆滞，充分体现了作者才气横溢和深厚的功力。
不可否认，在明代状元中，没有出现划时代的书家，大都是喜爱翰墨的工书者，即便较突出的吴宽、朱之蕃、文震孟等，也不无辕下驹之嫌，仅可称能而已。这可能与他们长时间浸染于应付科举考试的“台阁体”有关，或因得中状元后，只着眼于仕途，便无意于翰墨之小道了。相反，一些久试不第和无意仕途者，如文徵明、祝允明、王宠、陈献章、徐渭等，却在书法上大显身手有所作为，这又成为明朝书法上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永乐年间朝廷书法专业教育
明朝廷为了培养书法人才，曾经在有关部门设立过书法教育机构，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朱棣以“靖难”之役，推翻其侄建文帝而登上皇位，年号永乐，从而改变了明朝原先的帝系。永乐帝为了尽快稳定统治，除残酷镇压反对者，尽力笼络利用顺从的建文旧臣外，更重要的是采取了借大兴文艺体现文治之名，巧妙缓和了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一是广集天下文人为国家修书，从而有《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永乐大典》等巨编问世；二是将大量的善书之士召入朝廷，储翰林、授官职，一时四方文人墨客聚集朝廷。而后者则成为明代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盛事。
1.召善书者储翰林
明初洪武时，由于不重甲科，以荐举入仕，便有不少儒士以善书得官于朝廷，如胡琏“洪武中以楷书任工部主事”，陈升“以能书为吏部主事”，刘理“洪武中以善篆书为中书舍人”。永乐时朱棣为体现文治，对善书者更加看重，将四方善书者汇聚于朝廷，动作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前所未有。黄佐《翰林记》曰：“永乐二年始诏吏部简士之善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办文书。”杨士奇是当时朝廷内阁成员及此事的操办者之一，在其笔下对此壮举不止一次地大书特书，论述颇详。其《东里集》云：“永乐甲申，诏吏部简士之能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将用之清密之地。长乐陈登思孝以篆籀最先至。”在诸多的史料中，对永乐时召善书者于朝廷，也多有记载，略举几例如下：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少为弟子员，永乐初以善书荐，供事文渊阁，拜中书舍人。（《常州府志》）宣嗣宗，字彦祁，嘉定人。永乐三年诏郡县举楷书士上，彦祁既命从中书舍人书诰敕。无几简从事翰林。诸学士皆重之，宣德初为吏部员外郎。（《东里续集》）
夏昺，以能书召试称旨，命与仲昭（其弟）同拜中书舍人，时人称“大小中书”。（《甫田集》）
朱铨，字士选，太宗选写金字经，入翰林。（《江宁县志》）
刘素，字太初，理之子，永乐中以正书选入翰林，供奉。（《存片录续集》）
滕用亨，初名权，永乐三年被召试篆书，作“麟凤龟龙”四大字，又献祯诗三首称旨，授翰林待诏。（《延休堂漫录》）
沈度尝言于上，有弟粲，其书胜臣，遂亦被征用。（《吏隐录》）
夏衡，字以平，永乐中沈度以善楷书荐授中书舍人。（《分省人物考》）
胡宗敏，歙人，永乐十六年，以楷书征赴文渊阁，宣德九年除泰安知州。（《徽州府志》）
王绂《题万竹秋深图》
当时被征辟到翰林的布衣善书者，很多人没有马上授官，让他们在翰林院等衙门，或帮助抄写处理文件，或在翰林们的教导下对书法等课目进行学习，人们将这些以能书被选入翰林院学习实习的，称为翰林书学秀才，原有官职者谓之翰林院习书。永乐间，在朝廷储习书秀才较多，学习一定时间，朝廷有关衙门需要善书者时，便授他们以官职，如永乐十年三月，“擢翰林院习书秀才朱孔暘”、“翰林院习书州判张固、庶吉士胡敬、监生程玖、秀才沈粲、许鹤鸣、王孟、朱晖、陈宗渊、庞振舒、章炳如并为中书舍人，仍隶翰林院书制敕”。从而可以看出，在永乐中以能书被荐的面较广，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以书授官现象，是此时期社会性的习书热的动力，成为明代书法界的美谈。
明代心学大家陈献章《七言绝句轴》
2.以书选庶吉士
永乐二年三月，时逢大比，朱棣为了进一步培养优秀人才，便在廷试中录取进士四百七十人，将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年青进士没有直接放官，而是选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明史》记此曰：“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庶吉士始创于洪武十八年，当时朱元璋“以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改称为庶吉士。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云”。朱元璋将一部分成绩优异的进士选入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授予庶吉士，主要目的是俾观为政历练办事，来增加实际参政能力，只有解缙等很少几人获得。永乐二年朱棣在新科进士中所选的庶吉士则不同，把他们专设于翰林院，进一步学习深造，有为国“储才”之意。
在永乐二年所选为庶吉士的进士中，有两个选取标准，一是文学优秀者，二则是善书者。《国榷》记载了当时所选情况：永乐二年三月丁未，“选翰林院庶吉士，杨相、宋子环、王训……并习文；汤流、王英、孙奉、余鼎、李永年、袁迩、周远、锺旭、彭礼、戴弘演并习书。户部办事进士当涂李衡，以年少自请，命改庶吉士，同江宁杨勉习书”。其中十余位被选为习书者，都是当时进士时的善书者，成为朝廷首批以善书选为庶吉士习书。朱棣这次在新科进士中所选的庶吉士与朱元璋所选的庶吉士不同，不是让他们观政，而是将他们专置于翰林院，专门选派学士们对其督导进修学习，目的是让他们在政治、文艺方面登峰造极，以弘扬文化振兴士气为国“储才”。
事隔两月，永乐帝又将在各朝廷衙门中的部分善书办事进士，再次选拔庶吉士。《国榷》载：永乐二年五月辛丑，“诸司办事进士曾慎、魏骥、吴敦、漆霄、赵理、赵琰、韩庸、史彬、徐观、樊静、曹彦昌、陈旭、田育、罗处富、邢旭、曾恕、王完、叶贞、陈兴、俞礼、赵濬、潘中、徐昤、胡秉彝、周志义、俞益、曹睦、杨仪凤、谭原性俱能书，选翰林院庶吉士”。“办事进士”源于洪武间的“观政进士”，即将一部分年轻新进士分在各衙门见习政务学习办事，以便授官。不过洪武时将在皇帝近侍衙门的观政进士称之为庶吉士，永乐初则称选进翰林院学习者称为庶吉士，分到其他衙门者称为“办事进士”，其随时可能放官补职。被选入翰林为庶吉士者，不但能得到学问上的继续深造，身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庶吉士学满三年毕业（初有中间授官者），优秀者留院为编修、检讨官等，谓之留馆；次者出为给事中、御史及地方官等，谓之散馆，并且以后逐渐成为制度。每科所选多少不一，偶尔有数科合选之事，成为庶吉士者，为仕途的畅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即事漫述诗轴》
朱棣为了造就时代文艺高峰，不遗余力地对新科进士进行各方面培养，以期他们出类拔萃，为朝廷所用。永乐三年正月，皇帝命再从庶吉士中“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学士解缙、侍读黄淮，“选修撰棨，编修述、孟简，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应二十八宿之数”。庶吉士周忱以年少自请，愿从诸英敏者后，得到了永乐帝的同意，时谓为“挨宿生”。这样入文渊阁学习者，便成二十九个。“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进文渊阁学习的庶吉士，是当时庶吉士中各方面的优秀者，多数以文学为标准得选，以善书入选者有王英、余鼎、汤流、杨相等人。对于选取庶吉士的目的，朱棣在谕旨中说得很清楚：
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因皆今之俊英，然当立心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并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学之至岂天成？亦功绩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仕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有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
可见朱棣为培养优秀人才用心良苦，而以善书的标准选庶吉士及入文渊阁学习者，这在明代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
《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内页
（作者张金梁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有《补证》《明代书法史探微》《校正》《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等。本文经授权刊登，行文有删减，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