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晚清王朝的历史，就是怎一个憋屈了得。除了隔些年挨个打，就是动不动挨个宰，简直成了人家案板上的弱肉。但就是这么一段悲戚戚的历史里，有一个“亮点”，至今还被津津乐道：挨打的大清朝，怎么突然有钱了。

乍一看去，1840年以后的大清朝，别看一直挨打，“腰包”却真鼓得快：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年间，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已经下跌到每年三千八百多万两白银，比“康乾盛世”时的最高值缩水一千多万两。但两次鸦片战争挨过揍后，同治年间的清朝财政收入，就迅速突破了六千万两大关。待到甲午战争惨败，几年后又被八国联军打上门，惨遭“大放血”的清政府，1908年的财政收入，更突破两亿三千万两，堪称“越挨揍越有钱”。

如此“突然有钱”的景象，自然离不开“洋务运动”等近代建设活动，以及晚清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庚子国难”后的十年里，清王朝掀起“实业投资”的热潮，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里统计，1904年至1910年，中国新增加万元以上资产的新厂276家，增长率堪称清代之最。每年民族工业资本的增速更高达百分之十五。如此红火景象，不但给清政府带来财源，也让近代以来一些“专家”大唱赞歌。但问题是，大清，真如这账面上一样“有钱”吗？

不妨，瞧瞧下面三个事实。

一、大清钱多，但外债更多

晚清挨打次数多，每次挨完打都要签不平等条约，内容除了割地就是赔款，赔到兜里没钱，当然就要向列强借债，这债当然不是白借，除了高昂的利息，还附带大量政治经济条件。这就是清末负担无比沉重的“外债”问题。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还不算重，自从签了《马关条约》后，一笔笔“外债”就如大锅般扣来。比如为了支付《马关条约》的赔款，清政府向“俄法”与“英德”三次举债，名义上借了三亿两白银，实际到手两亿六千万两。连本带利要在四十五年内还六亿两，还要以中国的海关与江南的厘金做抵押。这一大笔“阎王债”，中国一直从晚清还到民国，直到抗战打到惨烈的1938年，还“欠”着人家三百多万英镑。

而要跟接下来的“庚子赔款”比起来，这一笔“阎王债”，其实还算“小钱”。一场“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咬牙吐血签下《辛丑条约》，连本带息赔给列强超过十亿两白银。海关盐政等财税项目，更是统统抵押出去。除了要赔钱，“钱袋子”还被人家牢牢捏着，彻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如此窘境下的大清朝，就算手里的钱再多，也是列强们随意拿捏的“提款机”。

而且为了多找大清“提款”，各路列强们也绞尽脑汁。比如甲午战争后的“英德借款”，就以严苛的条款规定，禁止清王朝“提前还款”，为的就是每年利滚利的高额利息。《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也玩起了花样，“赔款”的本金是从1902年开始算，但利息却要从1901年7月开始算，只这一样，清政府就要多赔一百多万两白银。

甚至“庚子赔款”每年的赔款数额，也要和是年的“国际汇率”挂钩，如果白银贵，就用白银支付，法郎成了硬通货，大清赔偿的白银，也要再兑换成“法郎”。如此进进出出，大清“不知不觉”又被宰割了一大笔。尤其无耻的是，1905年国际银价下跌，清政府除了要“兑换支付”，还要额外掏出八百万两白银，来贴补列强的“损失”。

如此“花样宰割”，看似“有钱”的清王朝，每年到手的钱再多，大多也不过手里焐一下，没焐热就赔出去。晚清最后十年，财政收入“连年飙升”的清政府，每年亏空三千万两，年年入不敷出——落后何止要挨打，还要挨宰。

二、“飙升”的收入，来自竭泽而渔

但虽说每年都“挨宰”，清政府财政收入飙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节节攀升的收入，真的都来自“工商业建设”？其实更“大头”的，是来自对老百姓竭泽而渔般的盘剥。

最常规的盘剥，就是田赋。号称“永不加赋”的大清朝，近代最常见的操作方式，就是在田赋上附加“地丁银”或“漕粮”，这个“附加数额”，每年都有不同，但一“加”就是巨额数字，比如1901年，四川的“地丁银”就高达一百万两。江西的“漕粮”也有三十万两。这还只是清政府收到的数字，中间被多少官吏中饱私囊？那更是个无法精确统计的数字。

“厘金”也是晚清的“常规敛财招数”，甲午战争前，厘金就在晚清各省泛滥，甲午战争后大清财政困难，厘金更是滚雪球般猛涨。1899年广东征收的厘金，就比1895年暴增了一倍。四川的厘金从1895年到1901年，平均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直隶烟酒的厘金也是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到六十。这些还是“不完全统计”。晚清最后十年里，“厘金”就像野草一样，恣意的在各地滋长，“多收”的部分，当然是加在苦老百姓头上。

更简单粗暴的招数，当属捐税。跟捐税比起来，无论“地丁银”还是“厘金”，那都是小儿科。晚清老百姓从锅碗瓢盆到养驴养马，样样都要交“捐税”，甚至还有“花捐”“剃发捐”“茶捐”“河捐”“车捐”“烟酒捐”等各种名目。在辛亥革命前的大清朝做个老百姓，不夸张的说，大到出门办事，小到喝茶理发，不留神就得刮一笔税。

如此横征暴敛，自然惹得民间反抗四起。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里，清王朝发生的“抗捐抗税”的“民变”，竟多达483次。山东的农民甚至高呼“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株死”。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成立了“死绝大会”。所谓“死绝”，即“以死抗捐”。“有钱”的大清背后，是多少百姓倾家荡产的血泪。

三、越有钱，死得越快

不过别管“钱怎么来的”，大清朝总算是“收入增加”了。倘若这些“增收”的钱财，全都用在富国强兵上，大清朝就算苦几年，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晚清最后十年，清王朝“实业”“练兵”等大事也红红火火，似乎看来，这钱花得值。

但近代风云人物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就戳穿了其中的画皮：当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去英国商谈购买新式军舰，如此国防大事，载洵却是不问兵舰，先向英方询问给多少回扣。结果是“声名狼藉，贻笑中外”。

如此闹剧，放在清末的政坛上，还都算是正常表现。晚清的“铁帽子王”奕劻，清末时权倾朝野，却把政务做成了“生意”。各级衙门要职，都成了明码标价，每次只要有要职“空缺”，他立刻出手“炒作”。比如1911年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就被他“炒”到了三十万两白银，然后“卖”给了盛宣怀。他与他的党羽，更被戏称为“庆记公司”。1908年他七十大寿，一场寿宴就收了五十万两白银的“礼金”。英国《泰晤士报》更估算，仅奕劻本人在银行的存款，就超过七百万英镑，“公司”生意很“红火”。

“上梁”如此，“下梁”当然各种歪，民间的苛捐杂税，自然也被各级官吏层层加码。比如清末的长葛县知县，就把朝廷要征收的“厘金”“捐税”样样加码，每样都加收一倍多，多出的钱全搂进自家腰包。各地的地方官，也多是“外托举办新政之 名 ,其实尽饱私曩”。有这么一群大小蛀虫上下其手，清王朝“越有钱”，越给这些蛀虫“送肉”，直到瓤子被活活蛀空。

有这么一群人折腾，大清的钱再多，又有多少能用在正路？恰如清末民初学者柯劭忞的叹息：“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能有三四成的钱用于国家建设，就算不错了。

于是，“越来越有钱”的清王朝，也就这么迅速腐败下去，到了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同样以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里记载，京城的大小官员都吓破了胆，纷纷把钱存进汇丰银行。却不料银行里的中方雇员使坏，欺负这帮人不懂英文，尽开了些假收据，随手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据为己有。只这一招，就不知让多少“蛀虫”倾家荡产。

而早已被“蛀空”的大清朝，也在这类闹剧后不久，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留给后世的，并非是“有钱”的风光，却是“越有钱越死的快”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