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化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第二故乡。佛教中国化是综合的、立体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凤凰网佛教特别策划专题《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大家谈》，分别从佛教义理、佛教制度、佛教艺术、佛教教育、佛教生活等方面阐述佛教的中国化传承与发展。本文为2018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本性法师在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提交的《“一带一路”视野下佛教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论文，文中指出，佛教教育国际化之再发展，在当今时代必将大有可为。全文如下：
福建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法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古代著名的贸易线路，也是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与中国佛教走向世界之路。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佛教与世界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佛教教育国际化是佛教与世界各文明间进行交流互鉴深化的表现。
20世纪前的佛教教育国际化及其主要成就
佛教教育的国际化是近百年来出现的新概念，但其出现溯源极早，早在佛教从古印度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便已巍然成风。应该说，佛教教育国际化的出现，是佛教与世界各文明进行交流互鉴的深化，也是其必然的发展结果，同时其本身也对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做出重要的贡献。作为东方各文明历史上的共同信仰，古代佛教教育国际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显著的。
以下，便从三个角度来概况20世纪前佛教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成就。
一、佛教教育国际化诞生了一大批对世界佛教影响至深的高僧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佛教教育的核心即是培养僧人。古代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求法僧、留学僧，便是佛教教育国际化的一个直观体现，也正是这些僧人连缀起丝绸之路辉煌的佛教史。在古今中外的求法僧、留学僧中，不乏开宗立派、对世界佛教影响至深的大师，中国之玄奘大师与日本之空海大师，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玄奘大师是中国三大译经师之一、汉传佛教八宗之唯识宗创始人。大师因感当时中国国内译著欠佳，义理含混，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历五万公里，南抵印度，到达全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玄奘大师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又用五年时间历游五印十八国，通晓三藏，辩才无碍，饮誉天竺。公元645年，大师携657部佛经返回长安，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国佛教史上规模空前的译经事业，共译佛经73部1330卷，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
空海大师为日本入唐八大家之一、日本平安二宗之真言宗创始人。大师于公元804年随日本遣唐使入华求法，居华三载，先后住福州开元寺、长安西明寺、长安青龙寺等，为密教付法第七祖惠果大师的嫡传弟子。回国后，空海大师将惠果所付嘱的佛舍利等宝器法具都存于京都东寺，为真言宗根本道场。大师也致力于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仿照唐朝，在日本设综艺种智院，招请老师讲授佛教以及儒道的内容，对于日本后世教育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玄奘大师西行取经近二十年的时间，游历印度古国；空海大师亦居留中国三载，行迹遍及半个中国。二位大师能取得辉煌成就，与其在留学地的深入交流是分不开的。如玄奘大师所传之法相唯识学，通常被认为是最具印度本土风格的汉地佛教教派，其盛极一时，不仅开启了东亚唯识学的传统，也为汉地义学之发展再次注入了新风。
二、佛教教育国际化促成了一条古代僧人求法留学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佛教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佛教史的角度来说，丝绸之路便是佛教的求法之路。历代求法僧、留学僧留下的记载，已成为了如今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
东晋赴印求法僧法显大师，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其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并留下《佛国记》一书，对所经中亚、印度、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都有介绍，是中国和印度、南洋之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是研究中国和中亚、南亚地理和航海的重要资料。而法显作该书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为今后的求法者提供路线上的参考。
此外，唐代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分别记述了两位大师求法之经历。其中，义净大师在记录中国西行取经诸僧时，称“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中所说的“荒途”、“王路”即是当年的求法之路，也即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法显大师由陆上丝绸之路往，海上丝绸之路还，玄奘大师往还均由陆上丝绸之路，义净大师往还俱由海上丝绸之路。三位高僧西天取经之行，实是丝绸之路在古代佛教教育国际化历程中作用的真实写照。
三、佛教教育国际化产生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佛教高等学府
随着求法僧、留学僧的增多，以及求法路线的形成，世界各大佛教传播的中心寺院，也成为了世界级的佛教高等学府，更进一步吸引各国僧才前来修学。形成于历史上的众多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佛教高级学府，是佛教发展繁荣的标志，也是佛教教育国际化成就的最突出成果。
位于印度中天兰摩揭陀国的大那烂陀寺，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发祥地，诞生了佛教大乘有宗论师护法和大乘空宗论师清辩。七世纪时，大那烂陀寺就已成为全印度第一大寺，僧徒常达万人，玄奘法师这样描述大烂陀寺：“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当时的大那烂陀寺是全世界佛教的最高殿堂，吸引了包括玄奘大师、义净大师在内的世界各地高僧来此学法。这里也是佛教走向世界的窗口，善无畏尊者、金刚智尊者、莲花生大士都是从这里将佛法传播向世界各地。
位于中国天台山国清寺，是汉传佛教八宗之天台宗祖庭，为中、日、韩三国共尊的佛教圣地。天台宗为中国汉传佛教中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九世纪初，日本最澄大师入唐至天台山求法，回国后于比睿山创日本天台宗。十一世纪时，高丽僧人义天大师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回国后开创海东天台宗，有“海东玄奘”之誉。由唐至宋，往来天台山的日韩僧人不绝如屡。至今，天台山依然是中日韩三地佛教及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此外，如西安青龙寺、宁波天童寺、福州开元寺等，也均在不同时期成为吸引各国僧才前来修学。其中，福州开元寺在福州还尚未经历王审知时期的大开发前，便已成为吸引印度僧人般若怛罗、新罗僧人元表、日本僧人空海、圆珍等众多海外高僧的重要道场，更能反应出古代佛教在佛教教育国际化上的繁荣。
20世纪佛教教育国际化的推动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快速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世界各国加速进行近代化进程，以回应时代的挑战。民国时期，太虚大师首倡教育革命，开启汉传佛教由传统佛教向与时代同步的佛学院校教育的转变，教育国际化也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太虚大师推动中国佛教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也可以从三个角度看。
首先，太虚大师提出了中国佛教僧伽教育改革之思想。
近代以来，传统的佛教教育也面临着近代学制的影响。太虚大师积极倡导推动佛教教理、教制和教产三大改革，积极拓展佛教的社会生存空间，发挥佛教济世救苦、促进人类和平的现世价值，积极推动“世界佛教运动”，并以现代僧伽之培养为僧伽制度改革之核心，认为只有培养具备健全僧格的出家人，才是佛教振兴之希望。当时寺院办学虽已渐次兴起，但多为应付庙产兴学的被动行为。而太虚大师立足于历史发展，欲借此改革积弊，建立真正能培养佛教人才的佛学院校。同时，太虚大师为了发扬佛学，期望融会南传佛教的圣典，曾于首届世界佛教联合会上决议三大议题，即互派留学僧与学者；联络南亚佛教界，共同推进佛教世界运动；向欧美国家弘传佛教。
其次，太虚大师很早就主张并着眼于创建具有国际视野的佛教大学。
在弘法欧美期间，太虚大师又在巴黎与法国一批著名学者倡组世界佛学院，得到热烈响应。1929年，太虚大师一回国，即着手落实此事，次年在南京成立世界佛学院总院；随后在四川成立汉藏教理院，拟作为世界佛学院的华藏文系；在武昌成立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又将位于福建的闽南佛学院列为世界佛学院的华日文系；将北京柏林教理院列为世界佛学院之华英文系。这些佛学院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了众多佛学人才，建树良多。
最后，太虚大师另一突出贡献，在于拓展佛学研究国际视野，培养国际型僧才，推动面向世界弘法等。
当时的留学僧主要被派到日本、南亚。著名如赴日本的大勇、持松、显荫、曼殊、墨禅、谈玄、天慧、仁性；赴印度的体参、法舫、白慧、岫庐；赴锡兰的惟幻、法周、慧松、唯实、岫庐、法舫、了参等，部分从印度转学至此；赴泰国与缅甸的等慈、悲观、善归、性教、觉圆、达居、净善、昌海、诚如等。其中，大部分为太虚大师所派，或与大师渊源密切，或受大师影响甚深。其中不少为其“留学团”成员，犹以派至锡兰的五比丘为最典型。
而今回顾历史，太虚大师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是超越其所处时代的，而其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已为当今佛教界积极践行。太虚大师佛教教育思想对佛教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相对于古代佛教教育所表现出的国际化特点。
太虚大师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引入近现代学制，建立系统且完备的僧伽教育体系。
第二，将学僧留学纳入佛学院学修体系，拓展僧人的国际视野。
第三，其交流对象不限于传统佛教国家，而是进一步面向欧美，为佛教下一阶段的传播发展，也即僧才培养的目标指明了方向。
当代佛教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及其愿景
随着世界各文明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倡议也应运而生。“一带一路”的提出，即是在文化认同的构架下谈合作，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与共赢的精神。而这“一带一路”，实际上也正是历史上佛教教育国际化之路，佛教教育国际化之再发展，在当今时代必将大有可为。同时，通过反思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佛教每次繁荣发展，均是与不同文化沟通对话，与新思想、新文明调适融合的结果。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沟通对话，佛教教育国际化对于渴求打破历史惰性的佛教发展，也是势在必行的。
以近几十年的佛教发展来看，佛教教育国际化有着其可喜的一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为人才培养及思想观念更新的需要，在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努力下，1986年派了第一批五比丘到斯里兰卡留学，再开南北传佛教交融之声。在宝岛台湾，佛光大学等一批由佛教界主办的私立综合性大学的创立，及其海外分校的发展，也成为佛教教育国际化拓展的突出实例。同时，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日本佛教大学、柬埔寨智慧大学等一批或历史悠久、或新兴起的佛教系大学的发展，留学僧的日益增加，也是佛教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体现。
但从这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而言，佛教之发展还有许多路要走。
为此，个人浅薄，试提出以下三个愿景。
第一、打造佛教高等级学府，培养精英僧伽
近年来，佛教院校的发展如火如荼，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从佛教院校自身而言，许多佛教院校规模较小，力量分散，且缺乏自身的特点。而从外部环境而言，佛教院校固然在修持等方面要绝对胜出，但在教理研究方面与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宗教学相比依然存在一些差距。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如何真正将佛教院校建立为世界一流学科乃至一流大学，提升国际竞争力，都是亟待考虑的事情。
第二、推动南北传佛教沟通，团结佛教力量
佛教发展至今，以影响东南亚各国及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与影响东亚各国及越南的北传佛教为两大派系，在世界东方的土地上交相辉映。历史上的各个佛教繁荣时期，莫不以南北传佛教之沟通为重点，古德如法显、义净，近世如法舫、慈航，均为推动南北传佛教沟通的佼佼者，遗泽深长。而今，南北传佛教各有所长，北传佛教义理精深，经论义疏卷帙浩繁；南传佛教戒律精严，视戒律为佛教之生命。作为世界东方文化中最具信仰共鸣的宗教文明，南北传佛教应该团结力量，摈弃狭隘的知见，互取所长，形成文化传播的合力。
第三、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借鉴域外文明
我们习惯称欧美世界为西方，对中印文化圈为东方。其中的西方与东方，本就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会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与外延。遥想佛教初传华土之时，既是西乾之天竺与东土之震旦间的一次文明对话，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间数百年的激荡，才造就了后来影响东亚世界的北传佛教。如今，随着文明间距离的缩小，禅法西渐，中印两国之文明已成为东方世界的核心构成之一，拉起了新一轮的东西方文明对话。东方文明重视内心的塑造，而西方文明强于世界的探索。我们在佛教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应不局限于固有之思路，吸纳先进科学，积极参与，有所当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磨合，也必将对佛教之发展产生积极之影响，带动新一轮的佛教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