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陆军监狱

1.申请入狱

按照澳大利亚驻军司令官伊萨少将指示，包括我在内的三十三名陆海军将官与其他五十余名官兵在单独一个区域扎营，起居生活。（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那阵子天气很好，昭和二十年十二月，大家都在按盟军指定要求集结。

外网上都说这张照片是今村在英国战列舰光荣号上签订投降书的照片，但我感觉这人不太像

日本政府发表了海外部队的回国顺序草案，按这个计划，驻拉包尔部队得等到昭和二十四年春天才能撤完，因此，我方面军各部队没有解散整编，为了准备渡过三年半的回国等待期，我安排部下进一步研究当地农耕，强化疟疾对策，并注意各自的健康，等待回国之日。

由于苏联的态度，驻满洲部队没办法安排回国了，而美国方面又提供了约二百艘LST货船，因此国内就将运力改派到拉包尔方面，那么昭和二十一年二月至六月间拉包尔所有的人都可以上船回国了。

将士们虽然对没打赢的大东亚战争的结束有点心里没底，但也满怀着时隔五年终于能回到故乡的喜悦，对我来说，能把这三年里生死与共的七万部下，健康、有纪律地带回祖国，肩上的担子也减轻了不少。

刚进驻的澳军，一开始因为日军虐待白人俘虏的宣传特别兴奋，老是用怀疑的眼神仇视我们。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看到了日军军纪严明的实际情况，对日的感情慢慢变好了。然后从律师团传来消息，司令官伊萨少将调查了战争犯罪是否存在之后，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拉包尔这边没什么人能追究战争罪”。

我们的律师团由矢鸣法务少将为首，法务将校二人、陆海军参谋六人、大学法律系出身的召集将校数人、精通英语的将校数人，共计二十五人组成。

这是因为进驻后不久，伊萨少将就告诉我们：“按波兹坦公告，肯定是要审判战争罪犯的，请提前准备好必要的辩护班子。”

过了一阵子，律师团又传来个内部消息： “伊萨少将接到本国政府强烈要求揭发战犯的指令，他们法务部的阿斯皮利和阿兰德两个上尉，诱导日本军中劳务队里的印度人、中国人，还有印度尼西亚伪军们，任何琐碎的事情都可以用来起诉日本人。”

12月30日，我要求会见伊萨少将，说：

“我的部下因战争犯罪嫌疑被关进监狱，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都是中国人、印度人、印尼兵以及原住民等指控他们从事雇佣劳工或间谍行为的非法处理。他们应该根据日本法律进行审判，而不是以战争罪进行审判。

少将回复说：“这对审判有很大影响，请把详细情况写成文件提交给联合军总指挥官麦克阿瑟元帅。”

然后，我就提交了了关于指证人是印度身份的申报，要点如下：

一、印度士兵中那些加入钱德拉·鲍斯旗下，发誓支持印度独立，协助日军的人，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大将将他们从俘虏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出一部分人组成协助日军的劳务队，送到拉包尔了；

二、印度尼西亚人，是在荷属印尼那边从志愿者里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给兵补的名号，享受准日本兵的待遇和级别，也是南方总军负责运输的；

三、中国劳工大部分是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先生协助日军在上海附近招募的雇佣劳工，也有一部分是从宣誓后被释放的俘虏中自愿招募的；（自愿

四、如果我的部下对那些劳务队员的处理不当，那应该按照日本法律来判决，不能把这当成对待俘虏的非法行为，交给盟军审判不合适；

五、即便如此，责任应该属于处于最高指挥官，而不应该审判个别官兵。所以希望赶紧审判我，把其他人都放了。

我就提了这么些要求。

（今村的智商这就体现出来了，这段话的意思我给大家捋捋，这时候澳军清查日军战犯，让被日军强征的劳工指证日军的罪行，今村就跑出来说这些人都是由战俘身份“自愿”加入日军劳工队的，所以就不是战俘了，都是合同工，就算日军虐待这些人，那也得按日本劳动法之类的来管理，不能按国际公约中虐待战俘的条款把他们作为战犯，所以今村浑水摸鱼混淆概念的本事很有一套）

十天后，伊萨少将给我回信说：“今村大将的申请书已收到，会适当考虑的。”

我抱着极大的期待，关注着下一步动向，结果军事审判不断地进行着，轻而易举地就判处了很多人极刑。我再次向接替伊萨少将的新军管区司令官莫里斯少将提出“希望尽快审判今村，查明当时的战况，特别是劳务人员的性质”的申请，可能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的干涉吧，我提出了申请。没有被受理，军管区依然对我的部下进行严厉的审判。

作为嫌疑犯被关押的几位直属部队长两次联名写信，倾诉了内心的不安。就连年纪相当大的部队长也感到有些不安，更别说那些被审判的年轻官兵有多苦恼了。

七万部下都定好了上船归国的日子，能久违地和家人团聚，都非常高兴。这些人就好比圣经里说的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可被抓去审判的那一百多人，只能被当成是迷路的那只小羊。

“我马上去集中营吧。即使离开九十九只，也不能不管那一只心里难受、发愁的小羊。”这个想法马上遭到加藤参谋长和草鹿海军长官的反对，而被关进战俘营的神田正种军司令官也写信说：“你还是留在集中营外面，尽量与军管区进行交涉”，于是我再次向莫利斯少将提出了如下建议：

“请拘留我这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并尽快对我进行审判。否则，你们就不知道当时整体战况如何，我的部下有什么任务，需要如何开展行动，自然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就无法保证公正。”

然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所以我就派我的副官薄上尉去澳军参谋长那儿，让他去传达我的想法和期望，费了很大努力，终于在四月二十八号接到指示，我被拘留了，这才得以被关进集中营和里面的部下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