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
在苏轼一生的经历中，他与王安石的关系颇为令人乐道。他们在政治上背道而驰，在官场上针锋相对，却在王安石罢相后与其多次会面，甚至产生结邻之愿。
从“文人相轻”到“文人相亲”，苏王关系到底经历了什么？
元丰七年（1084）六月从庐山下来的苏轼，继续东行，经今天的安徽而至江苏，于七月抵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在这里，苏轼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这一对政敌的会见，也可以称得上是神秘的，宋人的笔记中对此事津津乐道，但关于两人相见的情形，与相谈的内容，却是异闻纷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轼于八月离开江宁府前，他们曾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愿。看来，对于从前的龃龉，二人之间已经互相获得了谅解。
从年龄来说，王安石（1021—1086）处在欧阳修（1007—1072）和苏轼之间，都是北宋中期集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而且按传统的算法，三个人都活了六十六岁。相对而言，政治上以王安石的影响为最大，其变法引起的争议使北宋历史进入“新旧党争”的时代。对变法不以为然的欧阳修提前申请退休，而他最为欣赏的继承人苏轼则终生被卷在“党争”之中。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对立或差异，也就成为北宋士大夫社会中最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话题之一。
一、嘉祐时期：“三苏”崛起
宋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为“嘉祐”，从嘉祐元年到仁宗驾崩的嘉祐八年，大致相当于西元的1056至1063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欧阳修事业的鼎盛期，他的老朋友雷简夫给他写信，称他“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雷简夫认为欧公在引导舆论方面的权威性已高于“九鼎”，所以他把潦倒了大半生的苏洵推荐给欧公，并责成欧公改变苏洵的境遇。不久后，欧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苏洵的著作进献朝廷，并在自己主持科举考试时录取了苏轼、苏辙，欧公对“三苏”的崛起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来，通过欧阳修的影响力，“三苏”才得以进入该时期士大夫社会的最核心圈。
而在这个核心圈里，王安石已经存在，并声誉日隆。他在十馀年前的庆历二年（1042）就已考上进士，不过他不像“三苏”那样主动去跟欧阳修、韩琦等大人物结交，相反，他有意要保持距离，不愿去做他心目中“趋炎附势”的事情。他的朋友曾巩极力要把他引荐给欧阳修，欧公对他也很器重，但他始终只答应礼节性的交往。由于北宋中期的社会风气比较特别，他越是这样自谦、自守，大家便越是认为他“有道”，希望跟他交朋友，所以名声很大。但他本人对这种名声也并不在乎，因为他的志向不在出名与否。
王、苏的最初冲突，发生在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举制科时，冲突的发起者是王安石，他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可以看出王安石对“三苏”主动结交大人物的做法是相当反感的。他的观念里，“君子”做人不是这样做的。“君子”不屑跟权贵们交结，自己有一套主张，直接去说服“明君”，然后改造世界。有意思的是，王、苏冲突在二苏的笔下，经常反过来被表述成王安石这个权贵对自己的压制。在这个语境里，我们可以理解苏辙为什么辞官养亲，这等于在声明自己并不贪恋官职，指责时弊的目的不是讨好宰相。
二、熙宁时期：苏王冲突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策划和实施“新法”。由于这些“新法”并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事务的局部性措施，其整体的指向是要全面改造汉唐以来的体制，回归“三代盛世”，所以牵涉面甚广，在实施之初，宋神宗和王安石也不是一意孤行地发令，而是开诚布公让朝臣们讨论的。这当然也因为王安石对他自己的主张，从理论基础到推行方案，都已考虑甚久，而且一切为了国事，并无私人打算，故而颇具自信，一旦获得皇帝信任，便和盘托出，付诸公论，略无犹豫。但付诸公论的结果，却使朝臣们分裂为支持和反对的“新”、“旧”两党，形成“党争”局面，这样严重的负面效应，也可能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此年，苏轼正好为苏洵服丧完毕，与弟苏辙一起回到朝廷，于是必然地卷入了“党争”。就王、苏关系来说，熙宁时期是他们在政治上明确敌对、激烈交锋的时期。
（苏轼）率先独立发表对“新法”的不同意见，是在熙宁二年五月讨论科举改革的时候，应朝廷的要求，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这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文字。如果说中国的科举制度以“进士科”为核心，而“进士科”又可根据其考试内容，以王安石变法为界，区分为“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两段，则此篇奏议就是在变法之际，反对“经义取士”而为“诗赋取士”辩护的代表性文献。
由于王安石的坚持，苏轼的意见并未能阻止科举改革的进行，但神宗皇帝看到这个奏状，确实马上召见了他。看来皇帝未必很重视他的具体意见，只是想鼓励他的参与的热情。但自此以后，史料上就连续出现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排斥苏轼的记载了。
很显然，王安石已明确将苏轼视为一个政敌，加以排斥。作为政治家，为了顺利推进其政治改革，他要做的下一步是寻找机会驱逐这个政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引录了苏轼的同年林希写的一部笔记《野史》中的记载：
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熙宁）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林希讲王安石有意要加害苏轼，想个办法驱逐他。正好朝廷要推举谏官，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就提个建议：“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被推荐的官员，把名单拿到御史台考核一下，如果这个人不合格，推举的人要被连坐。这建议表面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大家都怀疑谢景温有什么目的。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然后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了问题。据说，以前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北宋的国家官员是不可以做这个生意的，你就算做得很规矩，作为官员也是品德不佳的表现。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证据呢？按北宋的制度，御史台其实不需要提供证据，这是御史的特权，叫做“风闻言事”，他只要说“我听说的”就可以提出弹劾，而拒绝交代信息来源。于是王安石看到驱逐苏轼的机会来了，“大喜”。
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问”。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那么大，到八个路去查问，经过的州县都去查，询问有没有带货物去贩卖。查下来的结果，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正好朝廷新任命了一位苏轼家乡眉州的地方官，州府派船到外面迎接新官上任，顺便把苏轼一起送出来。这个算是苏轼利用了公家的交通资源，坐了公船。这么一件事，当然没有办法定一个很重的罪名。但是就因为这一场风波，苏轼不能再呆在朝廷里面了，只好申请到外面当地方官，避开可能的迫害。按资历他可以当知州，但熙宁四年给他的任命是杭州通判。
在熙宁年间的苏轼心目中，与王安石冲突是“大忤权贵”，而且他表示“断置已久矣，终不以此屈”，决计不肯屈服。所以，自熙宁四年离朝后，他继续在诗文中对“新法”冷嘲热讽，终于为“乌台诗案”积累起厚厚一叠“罪证”。
三、元丰七年：苏王释嫌
过“乌台诗案”和黄州贬居、庐山访禅的苏轼，元丰七年到了江宁府，会见王安石并达成和解，这件事理所当然要成为我们考察王、苏关系的一个新节点。
苏轼《黄州寒食帖》
两位并世的大诗人、大学者，在政治上却互相敌对，这个事实可能颇让后人感到遗憾，所以，在中国一直流传着有关王、苏二人的许多民间故事，但大都将政治冲突改编为诗歌或知识上的竞赛。比如明人冯梦龙编《警世通言》中，就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把王、苏争论菊花是否落瓣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话说王安石写两句诗叹息菊花落瓣，苏轼就续写两句，说菊花都是枯死枝头的，哪里会落瓣，然后王安石把苏轼贬去黄州，苏轼到了黄州才发现，原来世上真有一种落瓣的菊花。
这就是故事的基本模式：年轻的苏轼按照概括了事物普遍性的知识去指责王安石的某个错误，但其实那不是错误，而是年长的王安石在他的经验中曾经了解的某个例外情形，因此王安石把苏轼贬谪到那个例外情形存在的地方，让他去亲眼看看。——年长者的特殊经验对年轻人的普遍知识的胜利，确实是绝妙的改编，由于那个例外仅仅是例外，原本无碍大局，所以这决不损害苏轼的才名，但既然他是年少的一方，便必须向长辈折服，即便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例外现象。虽然年长者要靠特殊经验去制服后生，未免已胜之不武，但我们中国人描写的知识竞赛，总喜欢让特殊例外去战胜普遍性，这样的倾向其实值得反思。
不过此类故事本身充满了善意，倒是毫无疑问的。可惜的是，它们非但都不真实，而且几乎与王、苏二人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就这二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毋宁说王安石更强调普遍原则，而苏轼是更重视特殊事例的。
两大政敌在江宁府的会见，其情形究竟如何？我们先来看宋人笔记中异闻纷呈的面貌：
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而抚人有之，保之已数世矣，不远千里，登门求售。豪子击之，曰：‘无声。’遂不售。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我不至此。’”（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
（这）是陈师道《后山谈丛》所记，王安石称赞苏轼的才华，认为他可以做个翰林学士。这“好个翰林学士”，原是南唐的李后主被俘虏到开封时，宋太祖接见他时说的话。王安石把这句话送给苏轼，苏轼的回应则是讲个笑话，意谓您这话怎么不早说。
我们很难判断这些记载可信与否，但其内容大抵无关紧要，所以不妨姑妄听之。
好在苏轼本人留下的围绕此事的文本，也不算太少。《苏轼文集》中有他此时写给王安石的尺牍：
某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国执事：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与王荆公二首》，《苏轼文集》卷五十）
此篇所表述的是，（苏轼）要在附近买田安家，相邻而住呢？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王安石毕竟地位高、年辈长，苏轼这么说只是出于礼貌，并不真心。就算如此，在写给对方的信中这么说，也须以二人乐于相见为前提吧。在此信的后半部分，苏轼明确表示他对王安石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借助王安石的影响力，使秦观获得重视。——此时的秦观，还在准备举业，要去参加元丰八年的进士省试。
由此看来，王、苏之间恐怕不是一般的和解，令人怀疑那已经不是撇开政治态度的诗酒之交，而是在政治上也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互相谅解。这一点，在苏轼当时写的诗里可能透露出更多信息：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苏轼诗集》卷二十四）
此诗刻画出晚年王安石的一个“骑驴病叟”之剪影，颇为传神。第三句也提到买田安家的事，看来结邻而住还是王安石先表示的意愿，这当然也可以被认为只是客气而已，但最后一句“从公已觉十年迟”，却极堪玩味。字面意思是：十年前我就应该追随您。
本文摘自
书名：《苏轼十讲》
作者: 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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