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越北地区日军受降，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唯一的境外受降区

9月28日进行的第二场日军受降仪式，是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这既是中国唯一在境外受降的地方，也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最南端的一个。

根据《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中国政府投降。中国陆军总部将越北区划分为第一受降区，并指定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上将为越北区受降主官。

9月28日，卢汉上将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日军向中国政府受降仪式。日军投降部队为第38军、21师团、22师团及34独立旅团。

越北区受降仪式在越南河内的总督府（前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府）举行，总督府现称主席府，坐落在越南首都河内市中心巴亭广场的一侧，是越南国家主席的办公所在地。

受降仪式当天，到场人员达五六百人。美方代表为第一集团军司令加礼格少将，英方代表为陈文逊及外国记者。越南派出高级官员观礼。上午10时整，日军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及海、空军代表和酒井干城参谋长、川国直服师团长等6人，解除随身一切武器，面带悲戚之色，面北而立，向卢汉行军礼，礼毕后聆听卢汉宣读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投降书的条文。卢汉宣读完条文后交由土桥勇逸签字，受降大厅内顿时欢声雷动。土桥勇逸签字的投降书被当场译成法文和越文。这个受降仪式，代表越南北部的日军第38军29815人向中国正式投降。

越北区日军投降代表在受降仪式上

越北区日军受降仪式后，中国第一方面军与滇南美军总部人员合影

越南主席府是典型的对称式建筑，楼体4层，坐西朝东，呈“工”字型，整体为明黄色和绿色窗户具有明显的越南特色，欧式立柱和雕花、百叶窗又显示出法国建筑的风格。

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随后与纳粹德国的傀儡、法国维希政权在越南进行“共同防卫”。1945年3月到8月间，日本“独占”越南，总督府沦为日军高级将领的私人领地。

越南国家主席府曾是越北区受降地

中国军队到越北“跨境受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以战胜者的身份去外国首都接受敌人投降，这个受降仪式意义重大，不仅标志着盟国对中国抗战贡献与作用的极大认可，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

10、包绥地区日军受降，在所有受降区中投降日军人数最少

9月28日进行的第三场日军投降仪式，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举行，这也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最北端的一个，与最南端在越南河内举行的受降仪式恰巧在同一天进行。当时归绥是绥远省的省会，陆军总部指定绥远省主席、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受降官，负责第三受降区（也称热察绥地区）的受降，包括：包头、归绥、集宁、张家口、大同等地的受降（大同地区后改归第二战区受降）。该地区情势复杂，各方势力斗争激烈。据《中国战区受降档案》记载：9月24日，包头日军投降。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古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投降，投降日军是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属驻包头独立警备步兵第21、第24大队。具体投降日军官兵数未见于资料，按独立警备队的正常编制员额推算，两个大队约1500人，这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投降日军人数最少的。原因是“八一五”后，日军驻绥包蒙疆司令部和118师团都转移到了平津地区，该地区已没有日军大队以上级别的部队。而归绥受降的具体地点，资料尚不明确，学界也存在争议。

傅作义在归绥受降仪式上讲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11、平津保地区日军受降，规模最大、场面最提气

10月10日，在北平市故宫太和殿前广场，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主持第十受降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两栖军长洛基(K. E. Rockey)中将出席。日军代表22人，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签字。北平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地方，1945年秋，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古都北平全城沸腾。10月10日，秋高气爽，主受降官孙连仲步入太和殿广场，在司仪的宣读声中，日方代表根本博在降书上签字后呈交孙连仲，随后又举行了献刀仪式，日军投降代表依次呈献了21把军刀。当日观礼群众超过10万人，整个太和殿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北平的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办，其地点在中国战区所有受降地中最为高大上，就典礼的规模和隆重程度来说也是无人能比的。同样是受降仪式，刘峙在漯河连当地县官都未许参加，平民百姓更无法靠前；而北平则为倍受日本侵略、欺辱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见证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所以这里必须要给以隆重受降仪式来扬国威、提士气、振民心的孙连仲将军点赞！

北平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现场

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日军受降仪式场面

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今貌

12、台湾地区日军受降，见证台湾时隔半个世纪重回祖国怀抱

10月25日，中国战区第十六受降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上将主持，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台湾军管区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此人曾参加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仪式）、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5人出席，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个受降仪式，代表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军共计169031人正式向中国投降，也标志着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台湾自甲午战争后已离开祖国怀抱长达50年，所以这次日军受降仪式倍受中国军民重视，受降仪式场面非常壮观。

台北公会堂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98号，所谓“公会堂”，是日本专为都市举办集会活动所设计的公共建筑。该建筑宽60米半，长113米，共四层楼，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采取1930年代流行的现代折衷主义样式，不过两柱与门面仍采用古典图案装饰。台湾光复后这里改称“中山堂”，现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有与管理，是台北演艺界的重要表演场所之一。

陈仪接受日本驻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递交投降书

台湾人民见证日本投降

国军将领于日军受降典礼后在台北公会堂前合影

今日台北中山堂

13、济南地区日军受降，为雪耻选在日军占领济南的日子举行

12月27日，济南举行了第十一受降区日军受降仪式，这是中国战区最后一个日军受降的地区。实际上，青岛地区日军受降仪式已于10月25日举行，济南的日军早在11月底就已经缴械投降了。8年前，日军正是在12月27日这一天侵占了济南，选择这个日子举行日军受降仪式，就是为了铭记日本侵略历史和一雪前耻。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中将在济南市大明湖山东省图书馆，主持了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这里在抗战胜利后成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大礼堂。日军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中将签字，第43军参谋长寒川吉溢、第47师团长渡边洋等五人出席。

在济南市著名景区大明湖南岸，一座名为“奎虚书藏”的红色建筑静静地矗立着，这里就是济南当年举行日军受降仪式的地点。

“奎虚书藏”为齐鲁书藏之意。它是一座红砖红瓦的小楼，坐西向东，平面呈“山”字型，楼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书库，下层为阅览室，正中的大阅览室可容纳400人读书，楼后迴廊相接。

如今，奎虚书藏已成为山东省图书馆的国学分馆。在“奎虚书藏”大门前挂着铭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山东战区受降旧址”。该馆在此特辟专室，设立“永奠和平———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展”，介绍当年的受降情况。该展室长期向市民免费开放。

日军第43军参谋长寒川吉溢向李延年呈献降书

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典礼举行完毕后，受降主官及观礼来宾合影

青岛日军受降仪式在汇泉跑马场举行

济南日军受降仪式旧址今貌

中国战区共接受投降日军总数为128.3万人。但中国战区的16个受降区并没有全部举行正式受降仪式，除上述13个举办受降仪式的受降区外，可以确定的是，有三个受降区没有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即第二、第三战区和第三方面军。

陆军总部指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浙闽地区受降官，负责主持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区的日军受降。1945年9月4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在杭州富阳接受日军洽降。顾祝同对媒体公开表示，第三战区按照陆军总部要求，不举办受降仪式。9月15日，顾祝同在杭州召见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长官松井太久郎的代表、日军第一三三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规定自9月16日至18日，杭州附近日军向中方缴枪完毕。

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为京沪区受降主官，负责接收上海、南京地区日军投降。汤恩伯没有举行日军受降仪式，于9月11日，在上海召见日军指挥官，交付《沪字第1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其理由是南京是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所在地，所以京沪地区不便再举行一次受降仪式。

如果说第三方面军未举行受降仪式的理由还解释的过去的话，那么第二战区不举行受降仪式就怎么也说不通了。阎锡山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对于在山西举办一次盛大的日军受降仪式根本没有兴趣。9月13日，他指派第7集团军司令赵承绶与日第1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签署了日军投降书，代表驻山西日军部队向第2战区正式投降，就草草了事。阎锡山的做法，表明当时在一些国军高级将领中，仍有袒护和取媚日本的心理在作祟。

在受降问题上，蒋介石为了维持其一党独裁统治，利用当时国际上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有利条件，企图独占属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国民党方面不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擅自剥夺了其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并且完全垄断了中国战区日军受降行动。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所以由国民党主导的受降仪式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参加。

不管怎样，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标志着中华民族由贫弱到振兴的转折，洗刷了百年民族耻辱，中国人民喜大普奔！这些侵华日军受降仪式旧址，见证并承载着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抗战遗址，有的已经不复存在，至今在中国大陆保存下来的受降遗址仅剩7处。而这些至今尚存的遗址，有的未按文物加以保护，有的未对公众开放。作者2017年曾在武汉中山公园做了一个调查，多数受访者不知道就在公园里的日军受降处在哪里。北京故宫和广州中山纪念堂每天游人如织，可知道那里曾经见证了日军投降的游客又有多少？

因此，为了让国人充分感受抗战胜利的伟大荣光，有必要对这些承载着抗战胜利的侵华日军受降遗址加大保护和宣传力度。对现存的受降遗址，应全部列入抗战遗址，按照文物保护标准加以全面保护，并对公众开放。应在遗址的醒目位置上设置“日军受降地”标志牌，并在景点标识、城市旅游景点道路标识和汽车导航等系统上明确标示和介绍其位置。受降遗址已经拆除和毁坏的，也有必要像安徽蚌埠市那样，在原址上立碑纪念。在抗战胜利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等参观和开展纪念活动，同时媒体要加大宣传报道的力度。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日军受降遗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使国人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历史，不忘国耻，把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日本侵华图志》第二十五卷《投降与受审》，姜良芹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部分资料、图片采自网络

作者：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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