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0日中午，荣华兄逝世的噩耗传来，非常震惊。他是这一波疫情期间逝者中离我最近的同事和朋友。虽然2022年12月已经传来他因新冠送入重症病房的消息，但一直觉得他较之我年龄为小，完全有能力扛过这一波疫情。这些年因为忙忙碌碌，虽曾偶尔与他有过电话和邮件联系，知道他心脏有恙，但却很少见面，念及此更是极为难受。当日下午，我在微信圈发了500余字的悼念短文，不久澎湃新闻来约稿，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文字，我承诺一定会写成正式的悼念文字。
本文作者邹振环（后排左一）和张荣华教授（后排左四）参加商务印书馆在沪召开的座谈会。照片摄于2003年10月23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会议室。前排左起：张元济文孙张人凤，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陈宇清，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陈应年，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陈梦熊和历史所的董进泉；后排左起：邹振环，柳和城，周武，张荣华，熊月之。
张荣华教授（1957-2023）。照片摄于2017年4月15日浙江大学第一届史学理论前沿论坛。
（一）
荣华兄原籍江苏南通，1957年8月19日出生于上海，1965至1971年就读于上海市利民路小学，1971至1975年就读于上海市新沪中学，我和他的经历大致相同，小学中学都是在动乱年代里过来的，在读期间没有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全靠自学考入大学历史系，真是高考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1975年3月至1979年8月，荣华兄在崇明长江农场“五七”5连工作，同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1983年他又从复旦分校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师从中国近代思想史名家李华兴（1933—2011）。硕士生期间，我们82、83两届研究生每周都有几次聚在一起上课，互相探讨学术。
还是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荣华，就在《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上发表了《近代中国人时间观念的文化意义》，首次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较为完整地勾勒了近代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的变迁，这篇具有独特视角的学术论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生性外冷内热，择交颇严，不善交际，他的本科同学曾概括说：荣华是高智商，低情商。1986年他留校任教，每每到学校上课，为尽量不和同事和朋友打招呼，他经常会沿着楼堂内的边缘步行，远远看到都会故意绕着走，你主动招呼他，他甚至不看你。在学生们的回忆中，他也用同样的方式躲开正向他走来问候他的学生。我们一起读研的同学友朋都知晓荣华兄孤僻的性格，但他内慧深邃，长于思考，眼界很高，不轻易著述，属于当今学界极少见的象牙塔里的纯学者。
由于我俩都研究张元济，彼此交往较多。他早年注重研究张元济与近代思想文化及中国辞书出版事业之关系，发表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严复与张元济》《张元济在近代语文新潮中的建树》《引导舆论与权力制衡的追求——张元济与〈外交报〉》等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在学界颇受好评，有着很高的引用率，我以为至今仍是众多张元济传记中最具特色的一部。书稿完成后，是我建议他去找张元济哲嗣树年先生写序，并告知他如何去淮海中路拜访树年先生。他还编校了《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康有为散文选注》《严复著译集》《大同书（手稿）》《孔子改制考》等十余种基础史料，体现出宽广的知识面和扎实的基本功。
他长期致力于康有为文献的搜集、发掘与考辨，精益求精，用力最多的《康有为全集》（和姜义华老师合编）和《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惠及学人良多。多年来在《学术月刊》《复旦学报》《近代史资料》《中国学术》《书城》《东方早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和书评数十篇。他发表在《复旦学报》的《章太炎与章学诚》一文，将相关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结合章学诚与章太炎学术思想及其脉络关系展开分析，论断缜密，既能把握大体，又能切中肯綮，深刻揭示了章太炎与章学诚在“六经皆史”这一相同命题下不同的含义和意图，对通过人物互动关系切入思想文化史至今仍有启示意义。他的研究作风扎实，考辨入微，见解独到。2009年他以自己出色的成绩，获得上海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二）
荣华兄曾先后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史料学”“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专题研究”等课程，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好评，2007年荣获第一届复旦大学教学贡献奖，2009年荣获教育部历史学基础课程建设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1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一位学生在其悼念文字中这样写道：
“犹记1997年的春天，荣华老师为我们开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他职称不高，不算名师，当时仅是副教授，也不善言辞，更没有斐然的神采，但当他讲课时，我们却不知不觉地为他吸引……细细品味，他的课富有深邃的思想，他忧郁的气质也与近代史默默契合……，说到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他的叙述与点评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这些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的课上从书本中翩然而起，全都活了。我后来才知道，荣华老师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却同样熟读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他讲课不是气贯长虹式的，但绵绵密密，犹如流水不断，每一处都闪烁着思想与智慧。荣华老师似乎不太自信，讲课时总是低着头，不好意思与学生的目光直接对视，每当课间的铃声响起，他才会微微抬起目光怯怯地问道，你们要我继续讲下去还是休息一下？而我们早已浑然忘了时间忘了窗外的春光。荣华老师也非常幽默，他自嘲自己当大学老师收入之低，他调侃自诩为人民儿子的人却有若父亲一般受到供奉。总之，我深感荣华老师富有智慧、富有魅力、富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是我大学时代最敬重的老师之一。”
（三）
荣华兄留给我的很多回忆是细细碎碎的。1998年，41岁的荣华兄评上副高，在那个时代并不算晚，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职称的高下。之后十多年他迟迟没有写出评正高所要求的专著。好在我们系的领导还是很关心他，2013年学校评职称改用代表作制度后，他就以《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的校释为代表作评上了正教授，这在当年评聘者中也是罕有的一例。因为那年评审过程的特殊情况，作为历史学分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我还被系领导委托代表历史学分科学术委员会在校学术委员会的评审会上，陈述原委。记得评上后他曾来我办公室小坐，我告诉他评审过程中的一些曲折，他沉默不语，脸上全无表情。在荣华兄的心目中，学识着实与职称无关，与种种鲜亮的帽子更无关联。他转换话题，说起时已经爆得大名的同学，所编某近代大家的书信集，错误甚多，并称准备撰写批评文章，与之辩难质疑。我不赞同他的做法，他不着一言，站起来就离开了。我俩都是属于拙于社交，却又享受孤独的性格，因此我对他种种不近情理的做法，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理解。
他曾经先后到日本关西大学和中国台湾“中研院”访学，在“中研院”访学，他作过一次有关康有为书札的报告，听过其报告的台湾地区学者后来给我说，想不到复旦竟然藏着这样一位对康有为生平材料有如此精深研究的学者。聊起访学的经历，我问起游览了哪些地方，他多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但说起关西大学图书馆里的“增田涉文库”和“泊园文库”，则如数家珍。我想他或许只是换了一个读书的空间而已。
他生活简朴，四季大多是一袭牛仔衣的工装，即使寒冷的冬天亦是如此；他饮食随意，平时不注意营养，因此体质较差。他的整个俗世生活是苦涩的，除了读书就是读书，最大的活动空间多在卧室、教室、办公室和书店四点一线。早年他的烟瘾不小，不停地一支接一支，但他似乎又不像那些瘾君子，把烟整个吸到肺里，经常刚入嘴巴，又很快吐了出来。面对面的聊天，他经常是沉默的时间居多，聊天时眼睛大多不看对方，交谈多不是很顺畅，不如读他的文章，智慧和犀利。谈及自己家里的琐碎，以及与他们一家暂住一处母亲的无奈，他会黯然神伤；但是后来说起在美留学、进了哈佛Radcliff学院学画画的女儿，却让我看到了另一个神采飞扬的荣华。据我所知，他收入的大部分是给了他尚在美国读书的女儿。
自卑和自傲铸成了他那种看似很少见的似乎不近人情的奇怪做派，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成就了他一生一段又一段的逸闻。硕士导师离世，系领导告知追悼会的时间和地点，临发车前还电话联系他，他也是支支吾吾，最终没有出现在导师遗体告别的现场。他很少参加学术研讨会，更从不参加大学同学会，也不加入硕士同学的群聊。硕士毕业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迟迟未出席聚会，以至于其硕士同学不得不打电话到我这里来查找其联系方式。在世时他不介入学界的是非，却在历史系最出名的两位大师和两个教研室之间游走。为他一些不近俗情的做法所困扰的前辈，提起荣华却也仅仅只是会心一笑而已。
他把大段大段的资料都抄在我们那个时候常用的黑色的硬面抄里，显然他还不擅长驾驭电脑的新技术，担心自己的思路和资料被窃，于是不仅为进入电脑桌面设置了密码，且在一个一个文件都设置了打开的密码。之后的烦恼就是要如何记住这么多繁琐的密码，密码忘记了，文件也都打不开了。
（四）
在任何时代，做一个象牙塔的纯学者很难，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难上加难。荣华兄一生则坚持做一位象牙塔里的纯学者。他对时下一些奔走于各个学术码头的校园政治家嗤之以鼻，对活跃在学界专写吹捧式文章的文人不屑一顾。他与那些什么书都敢拿来写书评的学者不同，对自己不熟悉领域的著作从不妄加评论，且一反认为写书评一般都要先去了解被批评者的身份和背景的告诫，他撰写的那些见诸报端的书评，用词尖锐锋利，从无大而化之的评论，给我们这个时代保留了什么是写书评的另一种标准。
这是一个远去的孤独身影。他是海上的一盏孤灯，是那孤寂的灯塔里一束微光。穿工装还是穿大牌的服饰，与“斯文”并无直接的关联，富有且精致的生活并不代表有一种高贵的灵魂。荣华兄重新诠释了“斯文”的含义：不仅指有涵养、处事文质彬彬，无急功近利之心，即使在无序的生活中，感情碎了一地，仍不失其对学问不懈的优雅追求。
2023年8月19日完稿于复旦大学光华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