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母亲》
对沈从文写女性命运的作品有切身体悟，是在成为母亲后。一天，我正沉迷于用手机处理新生儿的照片，却遭遇孩子外婆的当头棒喝——“你不要老看孩子的照片，来看看你的孩子！”我心下一惊，这不正是沈从文1926年春发表的独幕剧《母亲》中的场景吗：思想进步的女大学生将新生儿托付给亲友，和婴儿共处一室的短暂时光里，目光却被婴儿房中呈现农妇育儿场景的西洋画复制品吸引；她捧着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的画作《饲》（La Becquée，下图）的复制品，大谈这位法国“民间画家”给与的感动，直言要将作品带走，却放任现实中的幼儿嗷嗷大哭……一百年前的戏剧，预言了当下的媒介化生存：我们如此迷恋媒介展示的可供批量复制的经验，又如此轻视现实中独一无二的切身实感。
如今鲜少有人关注沈从文的早年剧作。实际上，置身“五四”之后的社会问题剧浪潮中，初出茅庐的沈从文也试着用戏剧回应“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名话题。《母亲》中的女大学生是一位逃避母职的“娜拉”。戏剧最后，作者不吝笔墨地刻画她的窘迫：她热情地赞美米勒笔下的慈母与幼童，可再高妙的点评也无法盖过婴儿的哭声；她越是迷恋画中人，现实中婴儿的哭声越是尖锐——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设计的冲突。置身整体趋新的时代，沈从文自然清楚舶来经验与现代话语的分量，清楚个性独立、婚恋自由的观念是如何涤荡人们的心灵；但对迷信外来经验的新派人物，他却忍不住嘲讽。正如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借涓生之口道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如是，独立如是，自由亦如是。脱离了生命的真实，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照搬经验，高喊口号，终究是无用。
鲁迅1919年发表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影响深远；文章的标题——那振聋发聩的设问——过去百年间，也一再被提起。沈从文1926年创作的独幕剧《母亲》，呼应着鲁迅的提问，也试图召唤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怎样做母亲？遗憾的是，过去近一百年，这个问题连同这部剧作一起被遗忘了。重读《母亲》，我们固然可以嘲笑一百年前的女大学生，嘲笑她漠视生命实感，宁可从西洋画复制品中寻找母爱的真谛；只是再过一百年，人们是否也会嘲笑我们，笑我们沉迷于各类媒介平台推送的育儿经验，笑我们试图在美颜后的照片、滤镜模式的短视频、ChatGPT生成的“小作文”里寻找生活的答案、生命的真实？想到这里，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如今对画家米勒的关注度或许也不及一百年前了。实际上，早在1919年，米勒的名字就被《新青年》杂志引介到中国。当时流行的“美术”一词统合了绘画、戏剧、小说等不同领域，米勒及其作品被吸纳为新文化运动的西方思想资源，更与“文学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个1920年代，没有第二位外国画家像米勒一样备受新青年们推崇。1921年，年轻的茅盾任职《小说月报》不久便策划了一期米勒专题。他亲自撰写画家简介，还选取米勒的《晚祷》（L’Angélus）和《饲》作插图。其实，创作于1860年前后的《饲》并非米勒最著名的作品，原作一直收藏于法国北部的里尔美术宫（Palais des Beaux-Arts de Lille）；但在遥远的中国，因为《小说月报》等新式报刊的推介，《饲》被赋予了持续的影响力——1926年，它甚至被沈从文设计成道具，写进了戏剧《母亲》。1930年，因为鲁迅，米勒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这年的2月21日，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发表关于绘画的演讲。据当时任教西洋画科的许幸之回忆，鲁迅演讲时特别展示了两幅画，一幅是米勒的《拾穗者》（Des Glaneuses），一幅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广告画，所谓的“时装美女”月份牌。在鲁迅看来，后者技巧生硬，内容卑劣，代表了一种扭曲病态的审美；与之对照的，是米勒那健康、朴素的写实，这种可贵的真实，既是现实人生的底色，也是中国文艺的方向。沈从文也欣赏这种真实。1935年，他担任《国闻周报》副刊主编期间，还特别邀请友人、画家司徒乔撰写了介绍米勒和巴比松画派（L’école de barbizon）的长文。回头看，《母亲》中的女大学生未尝不欣赏米勒的“真实”，只是她对“真实”的理解过于浅薄，过分看重抽象的、意义上的真实，而忽略了具体可感的、生命的真实。
完成独幕剧《母亲》后，沈从文没有再创作探讨婚恋话题的社会问题剧。这的确是诚实的创作态度——那时的沈从文固然才华非凡，可到底还是年轻，到底还是未曾婚娶的单身汉。他接受了知己好友徐志摩的建议，转而去写那些更切身的经验，去描绘他更熟悉的湘西世界和湘西人。自小说《萧萧》起，沈从文着力塑造了一系列来自乡野民间的少女，萧萧、三三、翠翠、夭夭……这些天真、纯善的少女寄托了作家对中国乡土最美好想象；至于“女大学生”——那些高喊“自由”“平等”口号的新派知识女性——偶尔还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却不再是主角。
“就因为我比你还知道你”
在文学创作中，沈从文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在现实生活中，他也近乎女性主义者。
对待生命中最亲密的“女大学生”张兆和，沈从文一向鼓励进步。张兆和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沈从文便写信，告诉她应“‘不近人情’的努力”，好好提升英文水平，“想法子跃进”；后来，大概是真的想敦促她“跃进”，他去苏州张家探望时，还特为准备了厚礼——一整套精装英译俄国小说；二人定情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巅峰，张兆和也开启了最富热情的“习作期”。他在《现代》杂志发表小说《女人》，她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小说《男人》；他在《国闻周报》连载《边城》，几乎同时，她也在《文学季刊》发表小说《费家的二小》；他格外看重她的翻译才能，她也被鼓舞着，接连在《西湖文苑》《申报月刊》《国闻周报》上发表译作。甚至在1938年4月，二人因战事分隔两地，沈从文还在信中劝勉张兆和，“希望你译书，不拘译本什么书都好，就因为我比你还知道你”——写这些话时，他似乎忘记纷乱的战火，忘记妻子刚经历了怀孕、生子，忘记北京家中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男孩，次子虎雏甚至还未满周岁。他顾不得太多，一心只希望她好；他真心希望她首先是知识女性，是作家，是译者，然后才是他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
对待更年轻的女学生，沈从文也是同样的态度。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杨苡晚年写作散文《勇敢些——忆从文师》，回忆老师沈从文生前的点滴。她谈及沈从文一再地鼓励女学生们“勇敢些”，更在她初为人母时，给她“当头棒喝”。那是1941年前后，她才二十二岁，便经历结婚、生子。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她带着初生的婴儿匆忙搬进昆明郊外岗头村一处临时安置点。那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原是灶屋——不过三四个平方，放下一张床、一张小桌、一个长板凳后，她的小婴儿便只好躺在一只网篮里。人生的狼狈，时事的纷乱，年轻的母亲始料未及；更出乎意料的是，不久老师沈从文竟出现在这处临时的“家”。杨苡回忆，“一天沈先生忽然叫同学陪着步行了那么远路特地去看看我怎么生活的”，“他一见到我就说：‘哈哈，做了狼狈的小母亲喽！’马上又安慰地说：‘这没什么，勇敢些！’”那次见面后，沈从文又给杨苡写了一封信，信中仍旧劝她奋进：“一个女人若过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下去就无望了！”
沈从文的话，支持杨苡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杨苡果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许，她开始着手自己的“习作”，那部备受称誉的译作《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再读《萧萧》
《母亲》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创作社会问题剧，但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不可谓不深切。这份关切未必带有明确女性主义色彩，但用他自己的话说，无不“贴到人物”。
小说《萧萧》先后有过三个版本，都是喜剧结尾：受诱惑的萧萧没有接受乡村社会的道德审判，没有被沉潭、被发卖；她活了下来，十月怀胎，娩出团头大眼的男孩。第三版的结局——也是收入单行本《新与旧》和《沈从文全集》的版本——甚至还补上一笔：又十二年过去，萧萧抱着自己新生的孩子，茫然地看着自己的长子依循旧俗娶了新妇——这一年，萧萧不过二十七八。
晚年汪曾祺重读《萧萧》。饱经沧桑的老作家大约读出了青年时未曾有的体悟，洋洋洒洒，写作不短的散文《读〈萧萧〉》。文章的最后，他忍不住追问读者：“喜剧的后面，在谐趣的微笑的后面，你有没觉察到沈从文先生隐藏着的悲哀？”这份悲哀，与性别无关，也超越了道德，指向了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汪曾祺还留意到，小说中的祖父一再同萧萧谈论女学生。“在小说中，女学生意味着什么呢？”汪曾祺自问自答，“这说明另一世界，另一阶级的人的生活同祖父、萧萧之间，存在多大反差。女学生成天高唱的‘自由’又离他们有多远。”按照汪曾祺的说法，“女学生”代表了一种命运的可能。尽管在那样的时空，乡野少女成为“女学生”的可能微乎其微，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能——无望的可能。萧萧当然懂得其中的无望，便自然地领受了这份无望；也唯有领受无望，生命的力量方才显露出来。
——是啊，领受命运的无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起自己的母亲。这位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女性，家中排行第八，有八个姊妹和一个哥哥。尽管她在高中学习成绩不错，但在升学这件事上，她和另外七个姊妹一样，没有太多选择。我不止一次为她惋惜，如果生在另外的家庭，另外的时空，她的人生会不会容易些，会不会大不一样？她会不会考上985、“双一流”？会不会成为女教授、女法官、女医生？可人生没有“如果”。母亲又是在什么时候领受自己的命运呢？我从未听她抱怨命运的不公。
也是在成为母亲后，我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我生产在即，母亲搬来上海长住。已经有十多年，我们没有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母亲的到来，让我又做回了女儿；也因为即将到来的孩子，我开始学习如何做母亲。我看着她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看着她在露台上谋划着养花种菜，在写字台边通读了美国儿科协会的《育儿百科》；再后来，她大概是觉得有些无聊，从书架上抽出《呼啸山庄》，有滋有味地读了起来——没错，是“女大学生”杨苡的译本。
我曾给她看名模吉赛尔·邦辰著名的哺乳照。她不置可否。生于巴西、成名于纽约的国际名模之于她，自然是“隔”的；母亲更看重切身的经验，比如女儿的工作和前途。产假临近结束，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你要像从前一样工作、出差、去外地开会；孩子不仅有妈妈，还有妈妈的妈妈。这番话是我始料未及的。那一刻，我为她作为母亲的才华惊异不已，也为我长久地漠视她的才华而感到羞愧。她早就凭借勤劳、勇敢和可敬的互助精神，找到我孜孜以求的答案。现在，她向我亲身示范，一位母亲如何帮助另一位母亲，女性又是如何自己解放自己——她是多么优秀的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者！
母亲五十九岁生日那天，杨紫琼凭借电影《瞬息全宇宙》获奥斯卡奖。这又是一则关于母亲的故事，尽管杨紫琼在影片中的角色未能完全突破亚裔母亲的刻板印象，可我还是满心欢喜地同母亲分享新闻——看呀，60岁之后，女性还可以迎来人生巅峰！母亲不置可否，却也忍不住调侃：人家拿了大奖，你妈至今一事无成。
我的母亲啊——和所有优秀的母亲一样——她似乎从不为自己的才华感到骄傲。那一刻，我真想用最严肃的语气宣告：
做母亲从来就是一件很重要、很需要才华的事，无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