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未成年人，还有哪些事情需要我们做？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建议，要建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预防和发现机制，防患于未然。她提及，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育，普及防性侵的相关法律知识。

未成年人保护一直都是全国两会重点关注的议题，今年两会的重头戏民法典草案，就包括未成年人监护、未成年人遭性侵后诉讼权利等内容。

刘希娅在这样的时刻建议“有性侵记录者不得从事未成年人工作”，无疑更易使未成年人权益得到充分聚焦，为未成年人权益夯实“防护墙”。

如何避免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已是老生常谈，但类似悲剧似乎从未停止过。2019年6月的一篇报道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42万人，起诉6.76万人。

同时有报告称，仅在2018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受性侵儿童就超过750人。每一起性侵未成年人事件，都是一个家庭不能承受之重，也在吞噬着国家的未来。

刘希娅代表援引报告说，在作案者与受害儿童的关系方面，熟人作案210起，占比66.25%；其中师生关系有71例。这说明，发生在熟人间的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占主流。禁止有性侵记录者从事未成年人工作，正是建立在他们更可能向熟人下手的认知之上，这体现的是一种风险意识。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制度唯其严格、唯其坚固，才能将伤害未成年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未成年人不同于成人，心理与生理发育不成熟的特质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受害。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未成年人抵御风险能力较低，增加了一些人作恶的概率。本着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对有性侵记录者多做些职业限制，方能更好保护未成年人。

对性侵未成年者做出格外的预防，其实在国外早有先例。最知名的是美国的《梅根法案》。1994年，美国的7岁小女孩梅根被绑架、奸杀，震惊全国。

1996年5月17日，克林顿总统签署“梅根法案”，规定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供读取；且此等罪犯被释放后必给予以备案存档。这就是“一个女孩改变一国法律”。

在刘希娅的建议中，也提到了类似的内容：她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实现跨区域查询犯罪记录，解决犯罪嫌疑人异地流窜等问题。涉性侵犯罪信息透明化，显然能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降低性侵未成年人的概率。

性侵未成年人执业禁入建议，也并不“新鲜”。2017年，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就启动了“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工作”，意在对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限制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关系的工作；去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也增加了性侵未成年者禁止从事相关职业规定。共识正在形成，刘希娅的建议有望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