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胡适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影印发行
一
胡适在生命的垂暮之年，主持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石头记》）影印，并成功在台港两地发行，实践了自己不仅要保存好，更要流传好珍本典籍的思想，在台湾出版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胡适晚年回到台湾，学术愿景之一是推动台湾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当时播迁台岛的人文学者，面临研究用书的匮乏，台湾出版公司不时翻印大陆时期的作品，以为应因。
胡适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与在台北“中央印制厂”任事的张祖诒谈及要重印珍藏多年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张祖诒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从内侄女江小波的夫婿，算是胡适“在台北的唯一亲戚”，他建议胡适可以试试“中央印制厂”双色套印的技术，印制厂此前曾套印谭延闿的《慈卫室诗草》，胡适看过后，认为套印技术“相当高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与《慈卫室诗草》一样，也只有朱墨两色：“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红字’——朱批布满于眉上行间”，胡适决定双色套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交“中央印制厂”印制。
胡适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安徽老乡苏雪林：“我的《脂砚斋石头记》残本现在中央印制厂试印，旧历新年里就可以宣布预约办法。用朱墨两色套印，很能保存原样子。”
1961年版《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中央印制厂”套色影印后，首先得到出版同行的赞赏。香港友联出版社的赵聪致函胡适称：“这书印得好极了，同人们看到无不赞美，全以为在当前海外出版物中能放一异彩。台湾印刷技术的高明，远远超过了大陆与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经理刘甫林先生则称：“这书的印刷和装订都很精美”，“取到书的人都如获至宝，兴高采烈的捧回去。”
胡适自己对影印本也很满意。他两度致信“中央印制厂”总经理何骧，表达十分感谢的诚意：“许多爱书的朋友都称赞这个影印本的印工、纸张、装订，都特别精美”，“我自己也觉得这本影印本纸张洁白，朱墨色彩鲜明，上下两傍宽阔，所以看起来竟比我藏的原本美观多了，漂亮多了。”
二
套色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仅美观、漂亮，预定数也大超预期。胡适在致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这部《红楼梦》是我在三十多年前收的宝贝，阴历年前，张祖诒出了大力，请“中央印制厂”试验影印（墨色、朱红色，套印）成功，决定影印五百部发卖预约。广告登出去，是在阴历新年后，不到几天，我就病倒了，我在医院期中，台湾、香港预约竟超出了乙千四百部，所以我们须影印乙千五百部。”在致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信中也说：“我原定影印五百部，还怕销不完二三百部，不意台港两地预约竟近一千四百部，故最后决定印一千五百部。我自己留下一百部送朋友玩玩。后来把《缘起》印在第一册，就忘了在扉页后幅说明添印一千部的事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的发行成绩令人称赞。胡适对发行并不陌生，他早年为亚东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提供的许多专业性意见，让出版公司受益良多，这在学界已是人尽皆知。他预期卖出五百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却获得预约近一千五百部的订单，这份成绩与他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一，用明白如话的文字恰到好处地介绍、推荐图书，让读者对图书的价值有迅速的了解和精准的把握。胡适撰写《缘起》时，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概括为“世间最古又最可宝贵的《红楼梦》写本”，言简意赅，两个“最”字突出该书的研究价值、收藏价值。1961年2月25日台北“中央日报”刊登一则广告，虽是他者的视角，却明显有胡适风格烙印：“研究《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胡适先生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时间最古的写本《红楼梦》。”“此本的文本与评语，有许多宝贵材料是世间一切本子所没有的。现在中央印制厂用朱墨两色依原书大小影印五百部。附新考证。”这段文字浓缩了胡适《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印石头记>的缘起》的核心信息，其中“最古的写本”“世间一切本子所没有的”等直接来自《缘起》或化自《缘起》；言语明白清楚，“又抓住最扼要、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意境“平实”“含蓄”“淡远”。广告文末提示读者“附新考证”，也是胡适早年为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分段版古典小说宣传的常见宣传法。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内页
同一天的“中央日报”还刊登了一篇胡适与该报记者谈影印《脂砚斋重印石头记》的缘起，题目就作《最古<红楼梦>写本》，以访谈体，向社会大众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也是“言语明白清楚而意旨不嫌深远”。
第二，双色影印本《石头记》，并不因为预期只卖几百部就价格畸高，“最古最可宝贵”的珍本图书却是最平民化的价格。日常生活中的胡适处处为人着想，人所共知。他在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定价时，也体现出他替买书人着想的一面，只定价120元（新台币，下同）。相较于同时期出版公司的图书，这一定价很有亲和力。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在一封代致王保和的回信中，记录了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胡适文存》精装本的价格：《胡适文存》第一集，精装，95元，第二集，精装，65元，第三集，精装95元，第四集，精装，85元。考虑到双色印制与特殊用纸，《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二册定价120元，物美价廉，性价比相当高。
第三，采行了预售制。为了便利读者买书，胡适委托台湾商务印书馆与台北“中央印制厂”承担台湾岛内临时“分销商”的角色，并采行预售制。不同的“分销商”，有不同的预销价格折扣，让利读者：有缴付84元者，相当于七折；也有缴付75.6元者，约相当于六折。
1961年6月29日，张祖诒致信胡适，专门谈代为售寄影印本之事，称“《石头记》的印制发行事宜，到此已经全部结束，现在我把经手的账项作成一份总报告呈上，敬请尊核。”印制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清算结项印刷、代销等事务，预售制实际变为按订单印刷，既解决了前期影印所需资金，又避免了回款慢、回款难的问题。
台湾商务印书馆主要承担向岛内的预售，友联出版社则负责面向香港的预售。
在香港的预售不及在台湾，仅为港币2690.82元，若以上述两种折扣，折合预售图书约三十部。
第四，向政要、有影响的专业人士、重要学术机构赠书，客观上产生了相当于口碑营销的效果。
1961年6月3日，胡适给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写了一封信：“近日我影印了我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送上一部，补祝老兄的大寿。这是世间最古老的《石头记》写本，得中央印制厂硃墨两色套印，颇能保存原本的样子。”看似纸短情长，但措词与时间颇值得推敲。适欲为张群补做大寿，明显属于客套。张群生于1889年，大寿应该是1959年或者1958年（若按传统虚岁计），1961年年中送呈一本书补做“大寿”之礼，在世俗情理层面略显牵强。胡适真正的用意，是通过张群向蒋介石赠送他这部“保存原本样子”的“世间最古老的《石头记》写本”。果然，仅仅隔了5天，胡适又致函张群：“我想赠送一部给介公及蒋夫人，倘蒙老兄代为转呈，不胜感激！”欲赠书蒋介石的意图毕现。胡适通过张群转呈蒋介石夫妇的赠书上写下了“介公‘总统’，美龄夫人 胡适 一九六一、六、八。”同日，他以同样方式题赠陈诚夫妇一部。适还面赠好友“行政院政务委员”王世杰一套，也托人给“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门主要负责人袁守谦送上一套，又分别赠送在台湾有社会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如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著名学者毛子水，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李济，台湾大学医院院长高天成；研究型专家，如翁文灏的长女、红学研究者翁雅南；有知名度的海外人士，如旅居美国的高宗武等；熟谙书业的出版界人士，如香港友联出版社经理刘甫林、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赵叔诚；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海外著名学术机构，如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等等。
胡适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撰写《缘起》并接受媒体访谈，在台北最具影响力的官方媒体刊登广告，简明扼要介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的价值，委托印制厂与台湾商务印书馆代为预售价廉物美的双色影印珍本典籍，几乎做到了按预约单印刷，在台湾、香港发行，又向台湾政要、社会名流、著名学术机构赠送新书，客观上增添了双色影印珍本图书的口碑与声誉，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发行成绩也超出预期。
三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大兴刘铨福旧藏“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石头记》，是胡适1927年夏在上海购得。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初识此书时曾惊呼“这是一份奇珍异宝”。胡适1948年岁末匆匆辞别北平时，随身携带的图书只有他父亲遗稿的清抄本和这个甲戌本《红楼梦》。胡适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于红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胡适晚年为何要影印发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毛子水先生在该书1975年第二次重印跋文中说，“胡先生每得一善，喜欢和人共有”，“这个人间孤本石头纪（记）写本的影印，可以说是胡先生‘与人同善’存心的表现”。毛子水先生从道德的层面解释了胡适影印发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原因，而在思想层面，胡适影印发行该书，所来有自。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虽然是私藏，但在胡适眼中俨然是公器。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将之出借给当时还是燕京大学青年学生的周汝昌，允许借阅四五个月之久。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留作自己研究使用，事后才写信告知胡适。胡适非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写信称是“一件大功劳”，“十分高兴”：“我读你信上说的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斋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胡适晚年深感对珍藏的“人间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保存的责任，更有流传的责任。他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出借给青年学生周汝昌，并认可他录副保存，就体现了这种责任。这种责任，越到晚年越感重大。胡适晚年到美国的第二年（1950），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制作了显微影片（缩微胶片），一套存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一套送给哥大东亚图书馆负责人同时也是《红楼梦》的英译者王际真先生，自己保留了一套，但“后来送给正在研究《红楼梦》的林语堂先生了”。从周氏兄弟录副，胡适事后写信称赞，到在哥伦比亚大学制作少量缩微胶片版分赠学人与学术机构，再到晚年在台湾大规模套色影印与发行，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适保存、流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思想轨迹。
胡适晚年对图书馆学者蒋复璁说：“书，是要人看的，宁可让人把书看烂了，总比搁置书库里烂了好些。”这段话也为胡适影印发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提供了注脚。
影印发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另一个动因是用印刷技术的新成果，实现珍稀古籍保存、流传的“现代化”。胡适终其一生都鼓吹用科学的成果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他晚年非常热心于将珍稀古籍用缩微技术制作成胶片，以利广泛流传与长久保存。1950年2月3日，他在自己身份不定、工作无着的情况下，不忘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慕义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及：“我写此信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供您考虑。我希望您和国会图书馆考虑将印制在新闻纸和其他类似脆弱纸品上的所有现代中国典籍缩微胶片化，我自己的著作，最初三十年前印制的，已经很脆弱”，“以缩微胶片保护这些现代中国典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适首先说服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王际真先生一起推动此事。“他很感兴趣，因为哥大藏有全美最多的现代中国典籍”。胡适晚年极力推动把抗战前夕从北平运往美国暂存于国会图书馆的102箱中国珍稀典籍，制成多份缩微胶卷本，1959年运回台湾一份。1950年代初，胡适在美国，借助缩微技术，制作了少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胶片本，在生命的最后旅程，双色套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与前此中国善本古籍图书制作缩微胶片，其内在思想肌理是一致的。
胡适收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胡适影印发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具有现实意义和示范引领作用。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纸型多留在大陆，台湾缺乏一些研究参考书，影印成为台湾出版界一个救急的选项。胡适自己的作品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留学日记》《词选》都是在台湾影印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影印发行，进一步推动了台湾出版界的影印风气。这些对重建并繁荣台湾的学术文化出版，填补台湾后日据时代中国学术文化出版的空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原刊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改写后授权澎湃新闻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