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美国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各种政治诉求错综复杂。在一个城市化率高达80%且自诩政治多元主义的国度，爆发示威、抗议、骚乱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这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政治转向，尤其是其目标的弥散性和多重性、规模与烈度的不断提高。在这个全世界最强大且富裕的国度，城市社会冲突的规模逐渐升级，事态的激烈程度逐渐上升。2011年席卷全美830多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3年抗议种族歧视的桑福德骚乱、2017年“反性骚扰”运动、2019年“黑命贵”运动、2020年反对新冠疫情限制政策的抗议示威活动、反亚裔歧视运动、右翼民兵运动等接连爆发。2021年初，由于美国政权更迭，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发动国会山骚乱事件，更是美国历史上所鲜见的、令人“大跌眼镜”的、影响波及全世界的闹剧。
从大历史视角透视，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主流议题一直是种族与身份政治。然而，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明显表现出“阶层政治”倾向，围绕着全球化、不平等与中产阶层规模收缩等问题，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社会的反向自我保护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美国政党政治与社会冲突之间的相互激荡，导致两党传统中一些堪为稳定压舱石的“政治共识”走向破裂，政治理论中所谓的“中间选民定理”遭遇困境。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乔治·帕克的这本《下沉年代》就是这样一本透视与呈现美国社会“解绑之后”各阶层人物命运变迁的佳作。
乔治现为《大西洋月刊》专职作者。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浓厚的社会学意识，擅长运用人类学和新闻学的民族志调查手法，如同电影语言般讲述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微观脉络。他因《下沉年代》“撕开美国的破碎裂痕”而获得2013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2019年又因此书的“勇敢表达”而再获希钦斯奖。
乔治用“unwinding”(解绑)一词准确抓住了美国当代社会演进的本质——解绑、自由化、放松管制，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当代美国社会走向自我保护的心路历程。书的开篇写道：“需要特别指出，乔治所写，其实并不是一个下沉的美国，而是一个解绑的美国，乔治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力图找出美国重建的方案。译者给本书所起的中文名字或许加入了更多华人社会文化中的底层关怀，更容易激发跨越太平洋的读者好奇心，但作者本人所展示的是新与旧并存、兴与衰同在，成功与失败相伴的美国社会分层‘内史’，而不是美国社会一如泰坦尼克号一般触礁沉沦。”
不能简单用两极分化与阶层政治的“传统思维”来机械地理解美国社会冲突。解绑，意味着放松管制，远远不是下沉，作者所表达的对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感情也并非下沉所能够概括或表达。关于美国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在1950年代的不少学术作品中也一直广为讨论，对美国社会的各种忧虑一直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起起落落。例如，二战后最著名的批判者当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怀特·米尔斯，他在《权力精英》《白领》等书中对美国社会分层问题辛辣地揭露，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
在乔治笔下，美国的旧道德与老规矩没了，华尔街的大老板、华盛顿的说客与政客、阳光地带的技术精英、铁锈地带的下岗工人，南方农场的小企业主，共同构成了他的主题：解绑之后的新美国众生相。
乔治跟踪了三位不同阶层的60后美国人，用南方白人农民迪恩·普莱斯，非裔女性工人塔米·托马斯，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打拼的政客杰夫·康诺顿的三段人生作为经线，用8位来自社会上、中、下各个阶层的美国名流抑或下层百姓的故事作为纬线，以一种历史编年体的写法来揭示美国解绑之后社会的高速流动与个体命运的兴衰沉浮。
乔治遵循事实为主原则，读者可以从乔治的文字中读出美国普通人的挣扎与无奈、喜悦与悲伤、卑微与伟大。乔治以迪恩·普莱斯开头，也以迪恩·普莱斯结尾。迪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逃出既有市场利益格局而成功，结构固化的美国堵死了每一个向上的个体的机会缺口，乔治通过迪恩的人生经历试图告诉人们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必须从反抗垄断、社区抗争开始，并打破这个僵化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乔治以塔米·托马斯这样一个黑人女性的颇具励志色彩的奋斗史，告诉世人，美国所许诺的梦幻般的向上流动的阶梯所通向的不过是一个玻璃天花板，可以窥见上流社会的生活却永远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人们在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所可能达到的社会地位高度，财富分配、精英教育、职业壁垒、身份鸿沟所搭建起的隐形阶层界限跃然纸上。乔治以杰夫·康诺顿的人生际遇描述了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深层勾连，讲述了美式民主与金主之间的金钱政治如何吞噬年轻生命的活力与梦想。在道德的谴责中，杰夫对华盛顿永居阶级的本质看得更加透彻。
在主角故事外，乔治用一种近乎蒙太奇的电影手法拼接起美国近40年的社会变迁，为政治家纽特·金里奇、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作家雷蒙德·卡佛、实业家山姆·沃尔顿、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餐厅老板爱丽丝·沃特斯等多位时代人物立传，试图以此与主角人物之间在文学结构上形成一种呼应。
解绑后的美国微观社会史，其实是大历史翻覆的韵脚。解绑之前的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拧紧和团结起来的呢？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宣告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死亡，而罗斯福新政塑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美国——一个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美国。罗斯福总统赈济失业游民、系统整顿金融系统，重振政府信用，培育中产阶级，扩大平民就业机会，为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显然，由于“有为之手”固有毛病，政府效率大为下降，腐败应运而生，大政府的负面问题同样棘手。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与苏联竞争所催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反复地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终竟然成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共识，让来自民间的“解绑之声”打开了禁锢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华盛顿的雕像矗立在美国华尔街希腊式神庙交易所的对面，“监管之眼”只能默默注视这一切。
那么，美国如何治病呢？乔治在书中隐隐地给出了答案：对症下药。他在书的开头写道：“曾经有一束线圈将美国人安全地绑在一起，有时甚至紧得令人窒息，可不知从何时开始，松开了。就像任何重大变化一样，解体在无数时刻、以无数方式开始，于是，这个国家便在某个时刻永远跨越历史的界限，此后彻底改变、难以挽回”。解绑后的美国，在乔治的眼中，被美国人生活中默许的力量所替代，那就是“有组织的金钱势力”。当然，正如乔治所说：“解体并不新鲜。每隔一两代人，就会发生一次：观点市场中充斥着聒噪的派系纷争，国父们的神圣共和国随之崩塌；那场撕裂美国的战争，让她从多元变得单一；摧毁了美国商业的大萧条，也为官僚和大众民主制度铺平了道路。”确实，在历史上，美国的民主制度经历过十几次经济危机，包括大萧条这种世界级的大危机，周期性兴衰变化塑造了实践中的某种韧性，这让乔治相信，美国社会解绑之后，还会重新回来，但问题是，这种制度韧性还能经得起多久的考验？
实际上，政治因素尤其是“治理”因素是更重要、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没有“好治理”就没有“真民主”。美国城市与社区治理是最接近美国草根社会与普通民众的治理层级，在美国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大萧条”以来，受到“自治传统”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城市政治体制与治理机制并没有进行过重大的、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行政体制与行政能力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现实，而且治理的衰败还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和匮乏，由此积累了严重、长期的社会后果。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最近接受“面对国家”节目专访时表示，治理衰败与不平等的累积让美国人中酗酒、吸毒的比例惊人地升高。当然，在很长时间里，由于治理结构的影响以及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地方性事务通常被认为主要由地方解决，但美国的决策层、政策研究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对城市和社区政策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则显然是至关重要且没有得到认真反思的因素之一。
贫富分化与政治冲突之间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任何了解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学者都不会认为社会不平等必然导致社会失衡与社会冲突，不平等只是加剧了“结构性紧张”，而只有叠加价值观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才会导致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发生。世界上“基尼系数”吓人，但依然稳定的社会也有很多。例如，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十分严重，但印度社会却总体保持长期稳定。著名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中对印度的这一现象给出了分析。印度的种姓制度、宗教，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也就是说，单纯的社会分化乃至固化并不能够直接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政治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社会所信奉的基础思想或者基本价值，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对于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来说确实是基础的价值锚定物。美国的社会分化并非没有带来不满、愤怒，它带来了社会冲突，加剧了政治冲突，但并没有破坏美国人对其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想象。实际上，正是民粹主义叙事与精英主义叙事的割裂、对立与相互激荡，加深了美国社会中的对立情绪与认知错位。
我们仍需冷静地看到，尽管存在不少暴力事件和令人震惊的混乱现象，但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没有演化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大多数示威、抗议和社会运动仍维持和平状态并遵守相应法律规则，冲突的结果促进了美国决策层的政策调整，有利于缓解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有利于缓和严峻的社会矛盾。美国社会冲突并未影响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和根本价值原则。一个根深蒂固信奉自由理念的国度，对于两极分化与社会不公的理解，与华人世界之间，存在着底层逻辑的不同。这一点是我们阅读乔治的“解绑美国”这部作品时所最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不能代入感太强。
（作者葛天任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清华-哈佛联合培养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