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这首诗恰如其分的形容张五常的自信与骄傲。

张五常被誉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屡屡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为内地改革开放开出药方。他出生于中国香港，幼年时期遇抗日战争，随母亲前往广西避难，成年之后先后求学加拿大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世界名校执教，并担任华盛顿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讲座教授。张五常主要代表作品有《佃农理论》、《中国的经济制度》、《经济解释》、《蜜蜂的神话》、《卖桔者言》等。

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后来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1991年，他曾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2008年，他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出版后得到广泛关注。在序语中，他骄傲地写到：“回顾平生，在学术研究上我老老实实地走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路。1967年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2008年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么久。上苍对我格外仁慈，给我有得天独厚之感。”

名气与争议往往如影相随。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张五常，很多同行经济学家对他的狂傲不羁颇有微词。在2008年前后，张五常的“惊人之语”风靡一时，有11名教授联名批评张五常，要对“张五常热”“降温”，“扑火”，《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等批判见诸报端。

张五常的狂傲不羁、喜出狂言，让他在经济学圈获得“狂生”之称。其实“狂生”一词，是张五常在二〇〇〇年的一篇题为《狂生傲语》的文章（后以此名结集成书）里自封的，跟着传了开去。

论语有云：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1935年出生的张五常今年已经83岁，时光流逝，他并没有变得与世无争，依然犀利如初。

这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在自己家里接受了凤凰网财经原创视频节目《封面》的深度专访。

谈自己：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很少

张五常：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是很少的，我知道很多人认为他自己有很多贡献，但我自己知道我贡献很少的，但可能比他们的要多，他们是零，我是零多一点，中国有很多能干的人，比我厉害的人很多的，四十年前，中国穷得很厉害，我回来帮忙是应该的。

封面：对于中国，跟您成为大师有什么关系吗？

张五常：如果我不回来中国，我的《经济解释》那五卷不会写得这么好。西方的同事见过一个世界，我见过两个。

封面：2017年您就说，《经济解释》写完第五卷不再写了。

张五常：现在2019年了，还在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了十二年，我写十九年，我的应该比《国富论》要好——这是我的意图，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

封面：但是您知道大家对您是毁誉参半吗？

张五常：无所谓，我从小到大都是有争议性的人。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风水失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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