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清早就下雪，贝尔登坐在边区政府安排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
他像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贝尔登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
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贝尔登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贝尔登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贝尔登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贝尔登想。
01 坎坷的成长之路
但是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就是闻名于全中国的作家，名字就叫赵树理。接下来，贝尔登同赵树理愉快地交谈了两天。
赵树理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奇特的经历。他与一些知识分子不同，那些人投奔共产党，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赵树理投奔八路，却由于他不见容于中国封建旧社会。
比起那些知识份子来，他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太岳地区的一个小城镇。他是一位贫农的次子，家里有八口人，靠着种十七、八亩土地为生。为了糊口，他不得不拼命地干活，冬天到煤窑外捡煤，其余时间就在地里流汗。
赵树理小时候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特别爱好戏剧和音乐。他很小就学会了敲鼓、打钹、击节、吹笛、唱戏，而且很出色，于是村里的成年人就让他参加了“八音社”。这种熏陶为他以后给八路军写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树理的祖父是个读书人，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他让赵树理信奉三合教，这是一种把佛、道、儒三教揉合起来的宗教，强调行善致福。
赵树理有一种善恶之行的记录，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就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
坏事中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赵树理的白豆总是比黑豆多。
赵树理的父亲相信，仕进之道仍然和皇朝时代一样，要靠读书，便送赵树理读小学。小学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那一套。
由于祖父早先的训诲，赵树理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赵树理上不起中学，便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可以免缴膳宿费。
在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他那山沟之外的现代世界，了解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如华盛顿的事迹、法国革命、工业化等。他在那里找到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译本，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这时，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他便尽义务似地结了婚。新婚后同妻子住了几天就返回学校了。过了两年，他成为一群学生中的核心人物。
这群学生是由二十个“思想进步”的分子所组成，他们认为课本中无用的古文太多，科学的内容太少。
这些反抗分子对校长进行了指责，这位校长在筹款盖科学馆时贪污，结果只盖成了一间空房子，除了几只桌椅外，什么仪器也没有。
这件事激起了公愤，校长被撤职了。新来的校长显然遵照军阀阎锡山总部的指示，把赵树理和其他五个同学开除了，说他们是共产党。
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刚刚在上海同“赤党”决裂不久。那时在中国被指为共产党比今日在美国被指为共产党要可怕得多。
赵树理根本没有见过共产党，也从未看过共产党的书籍，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除了回老家，别无他途。
他种了一个时期的地，教过和尚识字，后来到一个小学任教，校长是个地主，也是当地的大债主。
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负债的农民拿着酒肉到学堂里请校长吃席，求他不要没收他们典出的土地。
酒席有时要吃到凌晨三点钟，校长要到下午才能起来上课。教员们也颓丧起来，抽上了鸦片烟。大约就在这一期间，赵树理的妻子死了，赵树理便回家料理丧事。
02 变成“通共分子”
丧事完后的第一天，军阀阎锡山的特务把他逮捕了，押送到省城太原，和一些学生一道，投入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的监狱。
狱吏对赵树理等人说，只要他们写出反共的文章，就可以获释。赵树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
狱吏嘲讽地把几本共产党的小册子扔进牢房，说：“喂，这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写文章批它吧！”
这简直等于扔给赵树理一把开启精神牢房的钥匙，虽然打不开通往自由的门，却打开了这个小伙子的心房。
赵树理告诉贝尔登； “共产党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旧社会，号召建立新社会，把我吸引住了。
我正苦于不能解脱旧传统的羁绊，共产党的理论使我豁然开朗。”这位年轻的囚徒虽然在肌体上挨饿，但是在精神上却获得丰富的食粮。
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后，赵树理获释了。他虽然从未见过共产党，但是由于残酷的折磨，由于读了狱吏给他的材料他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
他很想找到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赤匪”，可是一个也碰不到，他的思想渐浙地有些颓丧。
他找不到教书的工作，于是靠卖文章糊口。他给两家报纸的副刊投稿，每千字大洋一块钱。他的文章写的是饥一天饱一天的流浪汉，影射社会的恶劣环境。
“我写我所熟悉的生活， ”赵树理说，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说出来，我只能写得很隐晦。最苦恼的是，我维持不了生计。 ”其中一家报纸因为编辑写了一篇批评阎锡山的文章，被封闭了。
赵树理无以为生，只好回农村老家了。他父亲对他的落魄很是生气，他回答道， “这不能怪我。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的家运才能好转，不然咱家就得穷下去。 ”
“我父亲根本就不理会我这一番话，”赵树理说，“他觉得我应该再娶个媳妇。而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
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亲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可是在那种旧社会里我只能采取这种态度。”
赵树理续弦不久，又离开了家，到达黄河南畔的开封，在朋友的书店里当店员。他希望这回能有个牢靠饭碗。
可是．他来开封不久，蒋介石的官员们为了拓宽街道，把书店拆了，赵树理只好又回家去。
03 绑架与投毒
这时，发生了一件西方人难以相信的奇事，但是，这种事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典型的，并足以说明普通中国人某些行为的根源。
赵树理在回家途中路过黄河大桥时，被警察拦住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
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
这引动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
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那四个人的怀疑，他们尾随他回到太原。
赵树理被弄得很紧张。他到太原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朋友处投宿。晚上，赵树理开始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
突然，与邻屋隔开的墙上响起了重重的、严厉的敲击声，赵树理吓得闭上了嘴。以后的几天，只要他一开口想说，就有敲墙声。
他想，准是那帮人觉得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所以警告他不要多嘴。赵树理料定自己要惨遭不测，他对于自己悲惨的生命并不怎么留恋，但很不愿连累朋友，于是决定跑去自杀。
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是一种极深刻的揭露，而见也说明赵树理当时无谓的轻生厌世思想。他对谁都没有说，就投入太原的湖中。
有人把他捞了上来，他在警察局里恢复了知觉，然后像一条挨过鞭打的狗似的回到朋友的住所。
同蒋介石特务机关有勾结的帮会立刻在大学里散布谣言，说赵树理疯了，还诱使一家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学生们都嚷嚷起来，纷纷要求赵树理的朋友把“疯子”赶走。
赵树理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又想起自己过去的勿损人、只行善的宗教信条，便不去争辩。
帮会派了一个人告诉赵树理的朋友，有个地方可以给赵树理治病，赵树理便顺从地跟那人走了。
那人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那里有很多逃荒要饭的人和土匪，这个地方就叫“满洲坟”。土匪把赵树理安置在一个馒头师傅的家里。
“这位师傅待人好极了，你跟他过会满意的。”他们说。师傅显得非常友好，专给赵树理做了馒头和烙饼。馒头和烙饼很好吃，可是有股说不出来的怪味。
没有几天，赵树理的牙床就出血了，他断定人家给他下了砒霜。“他们用了一种药来减弱毒性，”赵树理说，“他们想慢慢毒死我，这样可以不留痕迹。”
他每次吃一块怪味烙饼，师傅就在本子上记录一次。“好，好好地吃。”师傅总这么说，并带着怂恿的神情朝赵树理微笑。
土匪们有自己的黑话。他们要杀一个人，就说：“闺女要出嫁了。”他们给赵树理吃毒药时，也用黑话说毒药的用量，如说“棉价一毛”或“麦价三毛”之类的话，表示每天在烙饼中的砒霜用量。
赵树理对活下去已不抱希望，他继续吃饼，日渐虚弱，但是什么话也不说。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
04 作家的新生
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赵树理从满洲坟回来后，一个朋友给他在乡村师范学校找了个工作。
这时正是日本侵华的前夕。在山西的知识分子中，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可是阎锡山不允许示威，也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反日宣传。
这回，赵树理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统治者的义愤有了真正的理由，而且还找到志同道合者。每天下午，他和两个教员都把校园大门锁上，举行违禁的反日会议。
日本入侵中国后，赵树理参加了薄一波组织的牺牲同盟会，上了山。不久，他孤身一人在农村里，阎锡山的县官都跑光了。
他决定自己当县官，可是上任头三天他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老百姓都逃到森林和山洞里藏起来了。蒋介石溃兵的掳掠行为，吓得人们不敢回家。
赵树理硬着头皮来到士兵中间，这些士兵正在乱挖老乡埋藏的粮食。他们恨不得把逃走的农民抓来杀光。他劝土兵不要毁坏家具当柴烧，不要搜粮食。
他说得很和气，用了一些格言成语，可是心里却很紧张。他说：“你们要是能这样做，老百姓就会回来，给你们弄粮食。”
赵树理用这种办法使土兵和老百姓和解了，也忘却了个人的烦恼。他成了游击队的干部，游荡了两年，最后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开始搞宣传写作工作。
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使他有机会告诉士兵和老百姓要和睦相处；他喜欢八路军，因为在他看来，八路军亲近穷人，接近自己的生活。
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办了一个报纸，赵树理参加了编辑工作。由于日军的进攻，编辑部分成两部分。
一连四年，赵树理总是在流动，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打仗，但是他并未感到像过去做“文丐”那样低人一等。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开始为报纸的副刊创作短篇小说。
他的一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为了婚姻自由而与父母、与全村作斗争的故事，边区政府把这篇小说印成单行本发行。
这是赵树理创作道路的开端，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又写了六七本书和几个剧本。他从此名扬解放区以至蒋管区。
在蒋管区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把他誉为新文学的魁首。
05 为人民创作
赵树理并没有从销售他的书中得到版税。贝尔登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好多少，贝尔登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
他觉得好笑， “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
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区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
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凉。
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干块钱。
这种生产在抗战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绰了。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不过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
“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他说，“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
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
“也许，”他说，“有人会觉得我的书没啥意思。抗战前，作家们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这种作家对于描写在我们的农民中所进行的革命是不感兴趣的。
我若请这种人写政治性的书，他们就很不高兴，觉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从前我却办不到。
“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写小说，写剧本。过去，我使用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我的东西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
后来我想到，农民能看到的书尽是些极端反动的书，这些书向农民宣扬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扬迷信，使农民听凭巫婆的摆弄。
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
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
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
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所以我就写能为他们演出的剧本。这样，从前只有少数读书人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谈到自己的写作技巧时说，他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他喜欢描写整个村子、整个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是由他所了解的许多人的综合体。
为了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下乡与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在地里劳动，并参加他们的合作社，在土改中同他们并肩斗争。
贝尔登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村选举的，第二本是写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写一个乡村的战时生活的。
他的第四部书名为《福贵》，写一个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变成了好人。这是托尔斯泰式的赎罪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到赵树理早年宗教教育的痕迹。不过己不是上帝改造人，而是革命改造人了。
06 贝尔登的评价
说实话，贝尔登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贝尔登不同意这一点。
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
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
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贝尔登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不过，若是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一位中国作家，也未免太学究气了，尤其是这位作家不仅进行写作，而且还当编辑，干农活，参加土改以及形形色色的运动。
贝尔登想，等战争结束后，赵树理有了更多的时间，就能写出重要的作品，甚至能写出西方读者也感兴趣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