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拥民
为什么要读经典？
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名家高手讨论过了。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意大利著名当代作家和评论家伊塔洛·卡尔维诺，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为什么读经典》。在中国，罗卫东教授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也是《为什么要读经典》。且让我们从这两篇文章给出的读经典的理由说起。
经典作品基本都有三个特征
在他那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卡尔维诺一口气给出了对于经典的十四个“定义”。这十四个“定义”，也就是读经典的十四个理由。
卡尔维诺是从一部被认为经典作品读起来有哪些特点、读者阅读经典时会有什么体验的角度来定义经典的，他没有明确谈及一本经典为什么得以成为经典，但这个问题至少也同样重要。
如果只考虑通常所说的“书”这种载体，那么经典作品从内容指向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宗教经典 （指向精神信仰） ，二是文学经典 （指向审美艺术） ，三是学术经典 （指向学术思想） 。有些经典，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特质。
| 《偷书贼》剧照
而罗卫东认为，经典作品基本都有三个特征：
第一，经典是一种建构世界的原初的、且常常是成功的尝试。这个世界，不仅指外部世界，也包括内部世界，事实上常常是所谓的主客观连接起来加以构建的。
第二，经典建构了我们的情感世界，塑造了我们对一种理想生活的心理倾向。这个特征在那些信仰和审美的经典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即使在学术经典中，我们也仍然可以透过某种修辞策略体验到一种道德立场和情感倾向，唤起读者的同感。
第三，经典具有极大的开放特性，可以作多维度的解读。
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作品，在“历史的选择”之下成为了经典。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当然需要通过事件和时间的检验，所以经典之作不仅在通过观念而构建历史，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与历史是互动的。
使经典成为经典的这些特质，自然构成了读经典的强大理由。
从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看经典
李白曾经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卡尔维诺和罗卫东 （还有其他一些人） 已经给出了如此多的读经典的“强大理由”了，珠玉在前，真的还有必要继续讨论“为什么要读经典“这个问题吗？
当然还有必要讨论。在当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同时可能也是一个“信息窄化”或“茧房化”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读经典。
先让我们从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来看经典的产生。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可以归结到大脑对信息的处理，然而，大脑在处理信息时存在着如下四个方面的“能力不足”。
第一，信息过载。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大脑必须主动过滤掉绝大多数的垃圾信息，因此要依靠一些简单的原则来选择性地接收最有价值的信息。
第二，信息意义不明，大脑需要“脑补”。尽管已经信息过载，但是每个人仍然都只能接收到关于整个世界的很小一部分的信息，并需要根据关于这一小部分世界的信息来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于是大脑会将接收到的信息连接起来，然后自行“脑补”出这些信息之间缺失的细节，赋予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更新世界观和心智模型。
第三，大脑必须立即决策、尽快采取行动。人类之所以能生存至今，正是因为具备了在未知的环境中快速反应的能力。一旦遇到了新问题，大脑都会做出评估，考虑可选的应对方式，并推测不同的决定会导致的后果，做出判断和决策，或者立刻开始行动。
第四，大脑无法记住所有的信息。大脑必须对信息做出取舍，尽力记住将来可能用得上的信息。通常，大脑更“喜欢”概括性信息，而不是具体的细节信息，因为前者占用的脑容量更少。同时，这种信息选择记忆机制，与信息过载时的过滤机制、以及信息意义不足时的赋予意义机制都有关联，此外，筛选出来的信息还会使这些机制自我强化。最终，我们的大脑内部会保存下来一个模式化的“解决方案”库，然后，大脑以一种类似于模式识别的机制来解决问题。
因此，当新问题出现，需要我们做出决策的时候，大脑会通过上述信息处理机制，自动运用原先记住的解决方案去尝试解决新问题。
| 《何时是读书天》剧照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脑运用的解决方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旧”的，那么我们人类作为整体为什么却如此擅长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大脑是给问题匹配它所熟悉的“旧”解决方案，但是它的这种运作模式意味着，新问题可以通过表述为大脑所熟悉的旧问题形式，“引诱”它匹配出一个所谓的旧解决方案，这个旧解决方案从而在实际上解决了大脑以往没有解决过的新问题。
被解决掉的是一个新问题，那么，旧的解决方案也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应对新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
详细描述大脑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这套模式，再回到本文初衷，它其实解释了经典之所以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关键原因。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智识超群且心灵敏感的人物，他们能够感受到时代提出的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并能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为我们留下伟大的思想、卓越的理论和美好的文学作品。这些著作经受住时间考验之后，就成了经典，而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解决新的问题的重要基础。
所谓“阳光之下无新事”，真正重要的根本性的社会问题，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再重复出现，尽管表现的形式会有所差异，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一再回溯到问题的本源的原因：不断出新，但未必推陈。
相反，很多基本概念，都是历久弥新的。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又有几个不是在希腊罗马时代 （或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就已经提出来过的呢？
举例来说，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尽管经济的技术似乎进步很快，但是面对的基本经济问题却变化得很慢，或者根本没有变化；即使那些看上去全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形式上有了一些改变而已。
这就是说，在不同时代，由于占主流的经济活动形式会有所不同，因此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会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了各个时代的经济学思潮，但是，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则仍然基本上不会改变。
为什么现在看不到新的经典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给经典下这样一个定义：经典就是伟大而敏感的心灵对感受到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及其可能解决方案的可理解的且留存至今的表达——宗教经典、学术经典及至文学名著，都只是其具体表达形式。
潜心阅读经典，因而能够培养我们感受、表达和理解重要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是新的经典得以出现的关键。
许多人哀叹，现在怎么再也见不到新的经典作品出现了，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在当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 （同时可能也是一个“信息窄化”或“茧房化”的时代） ，大脑在信息处理时的“能力不足”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导致人们很难或无法感受到时代提出具有真正重要性的问题，或者即便感受到了也很难适当地加以表达并让人理解，因此经典很难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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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信息过载和信息窄化的同时存在，也阻碍了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加速了经典的消解。
现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各种看似有用的信息的轰炸。你看了一条“上海封城”的消息，马上就会收到“封控时的囤货清单和技巧”；你读了“上海方舱漏雨”，马上就有会收到“发生水灾时一定要知道的10个救命方法”……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自己有动力去寻找，各个平台也会不断地向我们推送各种“必须关注的”、“有用的”信息。但是，在许多时候，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反而越会觉得这个世界一片昏暗，因而更加心烦意乱。而且，越是心烦意乱，我们就越想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觉得身心疲惫，甚至陷入抑郁。
可能更加致命的是，正如王小波在很多年前就指出的，“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 （头脑） 进行‘灌输’的想法，正方兴未艾”，“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他们以道德为名，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
在某些时候，占据了主流地位的知识，可能恰恰是那种失去了自我调整能力和对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感受能力的知识。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描述的，这种知识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志，另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知识阶层则利用一整套精致而华丽的语言技巧，去将它勉强翻空出奇，维持着它的生产和再生产。
由于这种知识已经成了考试的内容和升迁的依据，与个人的利益直接发生关系，于是很快就教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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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传递与复制这种僵硬而且教条的知识或思想的简约化文本，也很快随着教育、考试与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大量被传抄、背诵。
现实生活中、网络世界里、社交媒体上，人们被大量灌输的，就是这类“正确的知识”。这类“正确的知识”，尽管可能是从经典中摘抄出来的，其实恰恰是经典被消解的产物。
再叠加算法的“精准投喂”和“正确的知识”的“大力灌输”，使得这个信息过载的社会，同时变成了一个信息窄化的社会，人们生活在其中，日益失去了感受、表达和理解重要性的能力。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阅读经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突出了。
作者贾拥民，系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