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其上所刻铭文在目前所见青铜器中是最长的。毛公鼎是清朝时期出土的重要文物，位列「晚清四大国宝」。自出土以后，历经波折，最终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三宝」之一。

西周末年，天下大乱，周宣王将朝廷的内外事物交给重臣毛公，并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毛公为了让后世子孙记住天子的教诲，特意将王的旨意铭刻在了这件青铜鼎上，这就是毛公鼎。毛公鼎矮短而庄重有力，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499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这在「一字值万金」的考古界是十分珍贵的。该铭文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毛公鼎铭文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对扬。毛公鼎上的这段铭文叙事完整，记载详实，因此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末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清道光二十三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从地里挖出，立刻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被运到县府，又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又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银行。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抗战爆发后，叶恭绰避走香港，将毛公鼎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后来日本人抓了叶公超，叶恭绰制造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便携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被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外流。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后，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