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郑伟勇（后排左二）与杜立特中队老兵合影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飞行中队出其不意地突袭日本，投下炸弹和燃烧弹。这是二战开始后日本本土首次遭到攻击，日本大受震慑，盟国大为振奋。“其实，整个突袭行动包含两部分，不仅有前面的轰炸，还有后面中国老百姓对美国飞行员的营救，”杜立特行动的民间研究者郑伟勇说，“没有营救，轰炸日本就不能算是成功。”80年后，当郑伟勇再次谈起这段历史，仍能感受到当时的惊心动魄。
轰炸日本本土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视其为“一个无耻的日子”。遇袭后几个小时，美军就开始研究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日本和美国之间任何陆地机场都隔得很远，超过了当时轰炸机的飞行距离。航母特混队倒是有可能隐蔽前进到打击范围内，但是舰载机必须从离日本海岸不到200英里的地方起飞。如此，航母就处于一个极易遭受攻击的位置上——因为它必须等待飞机返航。损失一艘或者多艘宝贵的航母，这种风险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袭击了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1942年2月1日）、拉包尔东部海域（2月20日）、威克岛（2月24日）、马库斯岛（3月4日）与新几内亚的莱城和萨拉马瓦（3月10日），但这些攻击既没有对日军造成严重破坏，也没有延缓日军进攻的速度。
日本当然害怕遭到报复，不过美军的战事不利让他们放心不少。1942年2月，《国际写真情报》杂志向读者保证，东京已经没有遭受轰炸的危险，因为作战范围内的所有航空基地都在日军的掌控之中。“许多美国军人害怕炸弹，”《日本时报与广知报》在1942年4月17日的报道中称，“他们为日本人钢铁般的意志所震惊。”
美国海军高级参谋F.S. 洛（F.S. Low）的“灵光一闪”打破了僵局。在视察新建成的“大黄蜂号”航母时，他注意到海军基地跑道上画着飞行甲板的轮廓，突然想到：虽然双引擎中型轰炸机无法在航母上降落，但是这种飞机却有可能顶着狂风从航母上起飞。如果轰炸机的配置适用于一定的长距离飞行，一个轰炸机中队就可以在离日本海岸500英里远的地方起飞，在日本完成投弹后飞往对岸中国东南沿海的机场降落。
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渴望将这一设想付诸行动，他任命传奇飞行员詹姆斯·H. 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中校为行动指挥官，秘密推进这个计划。杜立特选中B-25“米切尔”轰炸机，经过改装，B-25可以携带1吨重的炸弹，飞行范围可达2400海里。杜立特从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7轰炸机大队中招募了一批志愿飞行员，由海军飞行教官亨利·米勒上尉训练他们短距离起飞技术。
詹姆斯·H·杜立特一切准备就绪。4月1日，旧金山的阿拉梅达海军飞机场，16架B-25“米切尔”轰炸机被起重机吊到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甲板上，用结实的麻绳固定住，摆成交错的两列，挤满整个飞行甲板的后段。第二天，“大黄蜂号”出海，11天后与从珍珠港出发的“企业号”航母会合，合编为第16特混舰队，一同归海军上将哈尔西（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Jr.）指挥。
“大黄蜂号”载着B-25轰炸机驶向日本4月18日早上，第16特混舰队被日本哨戒船发现，行踪暴露。虽距放飞地点尚有150海里，哈尔西也只能下令轰炸机立即起飞。80名突袭队员5人一组分乘16架B-25逐次起飞，轰炸机上装载数枚炸弹或集束燃烧弹，有些炸弹系着日本政府战前向美国军人颁发的勋章，还有些炸弹上潦草地写着“我不想烧掉世界，只要烧了东京就行”以及“你们将被炸上天”。
杜立特将日本勋章系在炸弹上4月18日中午，第一批轰炸机来到东京湾上空。船上和地面的日本观察哨以为入侵者是友机，欢快地向他们挥手。载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飞机当时也飞过东京湾，这架飞机离轰炸机很近，一个乘客甚至看出对方的飞行员是白种人。12:30，东京遭受初次袭击，日本陷入混乱。
返航的第16特混舰队在东京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得知了杜立特中队突袭的战果。当地时间两点左右（东京的中午），英语播报员突然中止了播报，大约沉默了30秒后，变成了刺耳的日语播报，虽然几乎没人能听懂日语，但大家还是能从背景音中听到呼啸的空袭警报声。船员们一阵欢呼，杜立特行动成功了。
遭受轰炸后的日本二战后，美军公开的日军文件中显示，杜立特突袭给日本造成的实际损失为：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物遭到破坏被彻底摧毁。日本民间统计比官方统计数据略高。虽然行动的战果并不显著，但其起到的战略意义以及给盟军带来的信心是数字无法体现的。
降落中国
以后世眼光来看，杜立特突袭者们注定要与衢州（当时称衢县，为行文方便，下文均写作衢州）紧紧联系在一起。按计划，杜立特中队完成在日本的轰炸后，将飞到当时中国空军控制的最东面的机场——衢州机场，加满油后再飞往重庆机场。为此，衢州机场在1942年3月下旬到4月中旬间，加速完成了一次大规模扩建。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这项“重大国防工程”依靠人力手工劳动，完成了宽60余米、长1200米的土石跑道一条，隐蔽线4条共5000米，适合各种机型的起降和隐蔽。但衢州机场只有轻装备，没有专门的加油、挂弹设备，没有塔台，也没有夜航灯光等设备。
然而，由于美方的过度保密以及中美双方沟通的失误，中国方面并未收到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通知，未开放机场，也没有开灯。据当时中国空军的一名翻译回忆：衢州机场不敢开灯，怕日本飞机来轰炸。
16架轰炸机飞离日本时，天气由好变坏，云雾包裹着每一架飞机，暴风雨敲打着机身，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奋力保持平衡，维持正确航线。8号机因为油耗过高选择飞往苏联，17：25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东95公里乌纳施的机场降落。其余15架B-25傍晚飞到中国海岸时，燃油均所剩无几。
4架飞机选择在浙江东部沿海迫降，另外11架飞进内陆，继续徒劳地寻找着预计着陆的机场。在无法找到引导降落衢州机场无线电信标的情况下，随着引擎逐渐耗尽最后一滴燃油，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们只能系好降落伞，打开舱门，纵身一跃，跳进茫茫夜色之中。在所有队员中，只有杜立特有过跳伞经历。
当杜立特中队全部迫降或弃机跳伞的几个小时后，身处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才了解情况，连夜通知地方政府和军队营救美国飞行员。但最早发现并帮助杜立特突袭者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当时营救通知尚未传达到民众，大部分百姓还是第一次见到白种人。
14号机副驾驶西姆斯（Jack A.Sims）与村民交流时画的图1号机的突袭队队长杜立特算是比较幸运的。他降落在浙江于潜县盛村的一块稻田里，没有受伤。只是这块稻田刚施过肥，杜立特腰部以下都浸湿了，还沾上令人作呕的大粪味儿。天亮后一位村民把他领到盛村以南一千米的白滩溪，这里驻扎着浙西行署青年营。他的出现让中国官兵深感疑惑，直到找到降落伞，青年营少校立刻同杜立特握手，将其送到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处。杜立特询问此地距日占区多远，营长告诉他约40公里，杜立特不禁感叹：好险啊！早跳几分钟就变成俘虏了。
3号机的曼奇（Jacob E.Manch）降落在浙江遂昌县北洋村以北的山上，在被村民发现时，他又累又饿，手、脸都被茅草划破了，鲜血淋淋。村民们护送他下山，见他实在走不动了，村民毛继富主动要求背他。毛继富身高174厘米，年轻力壮，背起193厘米的曼奇毫不费力，只是他的双脚拖在地上，得由另一个人帮忙托着。后来，曼奇送给帮助他下山的村民一只金挂表，山里人清苦，这只金挂表后被换成了粮食，没能留下来。
同是3号机的领航员奥扎克（Charles J.Ozuk）降落在浙江江山县长台镇大见坑尾山上，落地时左小腿被尖锐的岩脊划开一道大口子，胫骨都露了出来。他在山顶上待了两天两夜，才挣扎着用树枝做了一个拐棍，努力寻找下山的路，被巡山人发现。大见坑村村民朱财、朱天才等人上山，找到奥扎克，搀扶他下山。保长廖诗元把奥扎克抬到自己家，妻子周兰花为他清洗伤口，敷好草药。白天让他躺在堂前的竹躺椅上晒太阳，随时移动躺椅位置，好让他总能晒到太阳。晚上，廖诗元的弟弟廖诗清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奥扎克，自己在阁楼上打地铺。
廖诗元和周兰花
奥扎克曾在这张床上休息4号机投弹手史蒂文斯（Robert J.Stephens）降落在福建崇安县北部的五府山上，他冒着大雨在山上待了四天四夜，没有东西可吃。第五天，他遇到了几个游击队员，给了他米饭和汤水。史蒂文斯随着游击队员们来到一处营地。当晚，他跟十名中国士兵同睡在一起。多年后，他仍能回忆起山上的寒冷。“我现在还常常梦到他们，因为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所有的被子都盖在我身上。”
泰德·劳森（Ted W.Lawson）试图驾驶7号机降落在浙江三门县南天岛大沙村东面的海滩上，但在下降过程中两个引擎突然熄火，飞机坠落在近岸的海水里。除位于后舱的戴维·撒切尔（David J.Thatcher）受轻伤外，其他四人都受了重伤。劳森受伤最重，他的脸被撞凹进去，牙齿脱落，左腿剐到了挂耳机的金属钩，伤口从大腿一直延伸到小腿，深达骨头，左边的肱二头肌被切了下来，翻倒在肘弯里。大沙村的村民听到动静前来帮助，把他们抬到村里。第二天，郑财富的游击队护送他们到岛的另一头，找来船从五屿门洋面偷越敌舰封锁线，将其送到三门县治海游镇，又转送到临海恩泽医院，中国医生陈慎言和他父亲陈省几参与了伤员救治。劳森的左腿最终被截了肢。
陈慎言和陈省几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能够活下来。位于3号机后舱的法克特（Leland D.Faktor）没有跳伞成功，发现飞机遗骸的遂昌县柘德乡北洋村村民把他的遗体运到村里停在板上，搭起棚子守护了两天两夜，后转送至衢州汪村第十三航空总站临时指挥部。在一个月后的5月19日，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站长陈又超少校和200位航空总站人员，代表中国空军以军礼安葬了法克特，汪村小学的学生也参加了葬礼。他的墓地坐西朝东，没有坟丘，墓穴一前一后立着两块青石碑，高的那块约120厘米高、80厘米宽，石碑上沿为半圆形，上部刻着美国航空队的飞翼标志。法克特的遗骨于1947年迁回美国，当时新闻报道“最后一位杜立特队员回家了”，并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墓前的两块青石碑留了下来，1980年代年还有当地人见到过，青石碑的石料被用来铺路。后来改造修路，青石碑又被挪作何用，就无人知晓了。
……
杜立特中队80名突袭者，3人在跳伞时牺牲，5人在苏联降落，8人被侵华日军俘虏，64人被中国百姓救起。
四个机组在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防空洞前合影
杜立特突袭队员在衢州的签名大部分获救的杜立特突袭队员聚集到衢州，经过休整，分批撤向重庆。4月25日，第一批20位突袭队员出发，经衡阳到达重庆。4月29日，第二批21位突袭队员出发，途中遇到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周有光先生，周有光临时当起了他们的翻译，一路同行到衡阳，突袭队员经衡阳去到重庆。5月3日，在衢州的最后13位突袭队员出发，三天后在衡阳与9号机五名队员会合；5月14日，这18位突袭者乘DC-3飞机到达重庆。5月18日，7号机的四位重伤队员以及留下来照顾他们的15号机怀特医生（Thomas R.White）也开始后撤，他们于5月28日到达桂林，6月4日抵达昆明。
宋美龄在重庆为杜立特、希尔格（John A.Hilger）等人授勋震惊世界的杜立特突袭行动，至此告一段落。
寻找“杜立特”
郑伟勇是衢州江山人，他第一次知道“杜立特行动”是在1980年代当地的一份文史资料上，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当时是当故事书看的，后来又看到亲历者写的回忆录，也在档案馆里看了民国档案、翻旧报纸，慢慢地整个事情完整清晰起来。”
1994年，郑伟勇参加工作，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他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之路。了解得越是深入，就有越多细节模糊不清。他想了解每架飞机、每个队员的降落位置；想知道是哪些村民救助了美国飞行员；想弄清楚这些飞行员是怎么被转移的。
2008年，郑伟勇开始实地探访，寻找“杜立特”。他先根据已有的文字资料划出可能的地点，再到现场实证调查，收集当地老人的口述历史。首个目标是到淳安寻找10号机，“飞机坠落的地点和五名飞行员跳伞的点全都找到了，还在村民家花50块钱买到了一块飞机残骸。这块铝质蒙皮被做成了火熜钵，装在竹编壳子里，冬天作为烤火的容器。”
虽然开了个好头，但像这么顺利的实地探访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次次无功而返。最令郑伟勇难受的是寻找5号机的过程，“机组五个人，四个人的降落地点在档案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实地考察也都得到了映证，但其中的副驾驶员的降落地点就是找不到。他明明就是降落在我们江山附近的，很恼火，就是找不到。差一个就不完美了嘛！”
为了找到这名飞行员，郑伟勇从江山一路走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仔细爬梳档案里的蛛丝马迹，前后用了四年的时间，探索了方圆700公里的区域，终于在江山县大桥镇苏源村找到了5号机副驾驶员魏尔德（Rodney R.Wilder）的降落地点。
“找到苏源村的时候，我问村里人有没有飞行员掉下来。村里一个老人说有，是美国人轰炸东京的飞行员。我一听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接着问怎么把飞行员送走的，老人说送到下镇火车站了。这跟戴维·琼斯（David M.Jones，同乘5号机）的日记完全对应起来了！”
江山县营救友机降落飞行员出力人员事实清册在实地探访的过程中，方言是一大考验。衢州周边的方言郑伟勇也不一定都能听懂，而到了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只能找当地年轻人帮忙翻译。此外，最大的问题来自他“民间研究者”的身份。当时参加营救的很多都是地方上的保长、镇长，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冲击了，于是很少愿意说起从前。郑伟勇来到村子里，“人家就问你是哪里来的？你有证明吗？如果有问题，先让村干部找我，我再跟你说。”面对种种质疑，他不得不说些善意的谎言。“我只能说我是记者，如果我说我是业余爱好者来调查，村民就很难对我这个外乡人畅所欲言。但是我坚信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去研究、去铭记。我这么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坚持不能做伤害他们的事。”
就这样，郑伟勇花了十年时间，从档案到实地，寻访浙闽赣皖四省几百个村庄，一点一点确认了降落中国15架飞机的坠落地点以及68名飞行员的准确降落位置。“有七个飞行员的降落点确实找不到了，时间毕竟久远，当事人大多作古。人降落以后是要移动的，他们的降落伞被拿走之后，就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我最后只能确定这七个降落点的大致区域，具体地点实在是找不到了。”
他觉得“多跑点路、花点钱，自己吃得差点、住得差点都无所谓”，能收集记录这些将要湮灭的历史细节都是值得的。“这么一个影响了整个二战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中国老百姓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也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这些老百姓的名字我觉得都应该被记住。”
通过“杜立特东京突袭者协会”，郑伟勇还得到了部分杜立特中队队员的日记，有厚厚几大本。虽然英文不好，他仍然一边查字典一边试着翻译。这些日记让郑伟勇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如，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在招待美国飞行员的同时，负责接待的政府官员把藏起来的酒都拿出来喝了，自己也顺便改善了一下生活。再如，有中国官员问，晚上要不要找妇女陪你睡觉？飞行员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
轿夫费收条、人力车费收条郑伟勇觉得，这些“小插曲”也是双方增进了解的一个过程。从中美高层看，双方交流不畅，多有龃龉；但是通过救助杜立特突袭队队员，美国平民和中国平民的有了一次非常深入的交往。美国士兵被中国百姓救起后，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百姓的善良，进而看到两国民众很多共同的价值观，也给予中国人民更多的同情。
11号机驾驶员格里宁（Chas R.Greening）记录了他沿途的见闻：
我们通过街道被护送到山区。这是难以忍受的体验：在那些日子里，这一地区的中国人是多么艰难。当他们伏在路边沟里躲避日本战斗机扫射轰炸时，许多人被杀死在街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堆积在了一起，就像积木一样，等待某种方式来处理。如此大量的尸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痛苦的景象，因为我们以前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种状况。
12号机驾驶员鲍尔（William M.Bower）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洞穴里看日本佬的轰炸练习，这是一种犯罪。但没有反击的迹象，我们只需要一架飞机。我们没有一架飞机正常降落，太糟糕了。这些中国人是真正的男人，只字不提四年战争所造成的苦难。或许我们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我希望。
这些记录让郑伟勇真真切切地感到，“当时这些飞行员跟中国百姓是一个战壕里的队友！”
日军的报复
时间拨回80年前。杜立特突袭行动落幕了，日军随之而来的疯狂报复却刚刚拉开帷幕。
1942年4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主要的航空根据地，以粉碎敌人利用该方面轰炸我本土的企图”。5月15日，浙赣会战正式爆发。日军第13军五个师团由杭州往西进攻，第11军的两个师团则由南昌往东进攻，14万日军大举进犯，金华、兰溪、衢州先后陷落。
日军海军航空兵在浙赣战役时轰炸衢州城在曾营救美军的地区，日军特别残暴，受怀疑参与救助的人都被折磨致死，他们的家人也不例外，为了报复，还在多处进行灭村式屠杀。曾经帮助过杜立特中队5号机队员的江山湖前村、台长贺陈村，据湖前村村民徐馀泉回忆：浙赣会战时，湖前村民抓住一个落单的日本鬼子小队长，当地守军用守仓库的中国兵的枪打死了这个鬼子。守仓库的中国兵已逃离，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杀到村里进行报复，在村里杀害了许多村民。根据江山档案馆的民国档案记录：湖前村被日寇杀害13人，被毁房屋455间；贺陈村被日寇杀害14人，被毁房屋11间。
美机降落地居民被敌打死统计表、美机降落地被敌房屋焚毁统计表衢州机场的命运令人唏嘘。侵占衢州后，日军没有急于破坏衢州机场，反而先行修复，便于其飞机运送伤员、运输掠夺物资。数千名掳劫来的平民和被俘军人每日被枪押绳牵，搜掘地雷，填平壕堑，稍不如意，即予杀戮，死尸狼藉。撤退前，日军令中国苦役用锄头及圆锹挖土，每隔一段距离挖一与跑道垂直的壕沟。沟宽2-3米，深1.5米，长800米，53道这样的壕沟垂直排列于2000米的跑道上。跑道硬度高，开挖量大，日军规定每人每日进度，如不能达到要求，立即就地枪决，因此死于机场者不知其数。衢州历史学家徐映璞在《衢州机场记》中写道：“时值酷暑，终日挥锄，饥不得食，渴不得饮，汗不得浴，倦不得休，老者、弱者、病者、疲者、索食者、逡巡欲遁者，辄杀之，尸骸稠叠，幸而免者，什不二三。”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为了阻止中国再度修复机场，日军决定在机场周围地区撒布多种细菌，“以返回居民为目标，造成无人地带。”日军撤退后，江西南城、玉山，浙江衢州、金华、丽水机场一带，数种疫病肆虐。
发动细菌战在当时日军指挥官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日本陆军中将、第13军司令泽田茂在他的《阵中日记》中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要使用石井部队，（我）陈述了反对意见却被搁置，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而且不知利与害，给我方防疫上也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
但大本营的命令泽田茂无法违抗。石井四郎亲自带领731部队和1644部队的“远征队”，在金华、衢州、丽水、上饶等地撒播细菌，在20多个县域造成大面积的污染，使用的细菌包括炭疽/鼻疽、伤寒、副伤寒、霍乱、痢疾。
“浙赣会战中的日军细菌战，是日军首次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部署细菌武器攻击。”细菌战研究者、“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告诉澎湃新闻，“细菌战不仅给中国军民带来灾难，甚至日军人员自己也防不住。根据日军的战时记录，浙赣会战中第13军人员第二阶段的‘战病’人数从第一阶段的近500人猛增20倍，达到近1万。攻打丽水的日军支队总人数为5千人左右，有3千多人‘战病’，不得不用飞机从丽水机场运往杭州。当时杭州的日军陆军医院人满为患。日军参战部队、人员多处提到会战前的混合疫苗接种，尚发生如此多的感染，毫无防备，缺医少药的中国农村老百姓的疫情就可想而知了。衢州、金华浙赣铁路沿线一带，连片的稻田无人收割，因为村民都病倒了。”
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井本熊男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细菌攻击的细节：对广信、广丰、玉山投放鼠疫菌，分别用投放毒化跳蚤、施放经过注射的鼠、把鼠疫干燥菌混入米中的方法投放，达到鼠、蚤、人间的传染；对江山、常山用霍乱菌攻击，将细菌直接投入井中、撒布在食物上、注射于水果中的方法进行传播；对衢县、丽水是用伤寒与副伤寒菌攻击的。
日军采用不同的细菌和不同的投放方式，以平民为对象，进行种种实战实验。他们将染毒的糕饼放在门边、墙边、石头上，让人看了就像遗忘在此一样。回家的村民吃了这些糕饼，就会感染死亡。“远征队”专门制作3000个烧饼，注射入伤寒与副伤寒菌，分发给在玉山等地战俘集中营里的中国战俘吃，然后把战俘放走，目的是引起伤寒与副伤寒的流行。
浙赣会战后，衢州、江山、金华、龙游、丽水、松阳一带战事发生地，特别是在乡间，暴发大范围的疑似日军炭疽、鼻疽攻击所致的“烂脚病”。上饶、衢州、金华各县浙赣和丽水的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等传染病。
1943年，浙赣交通沿线各县城乡鼠疫、霍乱、伤寒与副伤寒、痢疾、疟疾与恶性疟疾、炭疽等多种传染病继续流行。直至1948年末，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
最后的祝酒
撤到后方后，杜立特突袭队员陆续收到了返回美国的命令，但最终仍有16名队员留在了中缅印战区和日本人继续战斗，其中5位飞行员后来阵亡在驼峰航线上。
罗斯福为杜立特授勋回国的杜立特和突袭者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Doolittle Tokyo Raid”（杜立特东京突袭）成为一个专用名词。这些英雄一直对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念念不忘。
1943年，7号机机长泰德·劳森根据自身经历写成《东京上空三十秒》并出版发行，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帮助过杜立特中队的中国人。米高梅公司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44年8月上映，该片获第17届奥斯卡最佳特效奖。
《东京上空三十秒》封面医治过泰德·劳森和他战友的中国医生陈慎言，于1944年获邀公费赴美学习。1945年3月15日，陈慎言受到美国副总统杜鲁门接见，当天晚上还特意为他一人放了专场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电影中，陈慎言看到了恩泽医院，也看到了自己，热泪盈眶。
1946年，周有光到纽约杜立特的办公室叙旧。杜立特对周有光说：“时间过得真快，你见到的那些小伙子们，现在都秃顶了。”
二战结束时，80名突袭队员共有60人活了下来。他们除了1951年和1966年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外，每一年都聚会一次，还成立了“杜立特东京突袭者协会”。
中美正式建交后，由“杜立特行动”带来的友谊得以延续。1980-1990年代，1号机领航员亨利·波特（Henry A.Potter）和杜立特的朋友布莱恩·穆恩组织考察团来到中国探访杜立特突袭者迫降点。1992年轰炸东京50周年时，五位曾经帮助过杜立特飞行员的中国老人获邀访问美国，在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与部分突袭队员重逢。1994年，衢州市与雷德温市结交为“姐妹城市”。
1999年毛继富与美国杜立特行动研究者共同拿着一大片3号机碎片研究了多年历史，郑伟勇自己也走进了历史。2012年，“杜立特行动”70周年时，郑伟勇获邀参加。当时只有五位突袭者在世，四位参加了纪念活动。
2012年郑伟勇（后排左二）与杜立特中队老兵合影第二年的另一场活动更加令郑伟勇印象深刻。1956年，杜立特获赠一瓶他出生年份——1886年酿制的轩尼诗干邑酒，突袭者们约定，等到只有最后两位突袭者在世时，他们就打开这瓶酒对饮，举杯祭奠逝去的战友。1959年，亚利桑那州图克森市赠给杜立特突袭者协会80只银质高脚杯，每只杯子上刻着一位突袭者的名字，当突袭者谢世时，有他名字的那只杯子就倒置过来。
2013年下半年，仅剩四只高脚杯挺立，这四位突袭队员均已年过九旬，于是他们决定，11月9日在美国空军博物馆举行最后的庆典。最终，三位突袭者出席，16号机的罗伯特·海特（Robert L.Hite）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参加。
郑伟勇是唯一现场见证这场庆典的中国人。当年的1号机副驾驶理查德·科尔（Richard E.Cole）端着百年美酒，缓缓站起身来，说了最后的祝酒词：“先生们，我提议为我们在任务中牺牲的和已去世的战友们干杯，非常感谢你们，愿他们安息。”
最后的祝酒郑伟勇从中国带了一些特殊的纪念品。他送给7号机机械师兼机枪手戴维·撒切尔一瓶沙子，它来自7号机迫降的海滩；送给15号机投弹手兼机械师爱德华·塞勒（Edward J.Saylor）16枚贝壳，这些贝壳来自15号机迫降点旁边的檀头山岛；送给理查德·科尔一小块来自1号机的碎片，科尔接过礼物，久久凝望着，这是他当年驾驶过的那架飞机上的一小部分。
郑伟勇将1号机碎片赠给科尔2018年的4月3日，最后一位杜立特突袭者理查德·科尔去世，享年103岁。同年10月25日，位于衢州市罗汉井6号的杜立特行动纪念馆正式开馆，郑伟勇拿出自己多年的收藏，做了精心布展，他希望这段历史能够永远被世人铭记。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