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展/文 上两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当政策推进制造业进行数字化升级、上云上平台等“美好愿景”时，却遭遇现实制造业复杂落地场景的各种“水土不服”。除前述两种场景，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演变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关注，即当前国内各省市正在推进以产业链主导企业为核心，贯通上下游产业链，帮助企业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链主制”。

截至2021年，中国已有29个省份实施了链主制或者与链主制相关联的政策。殊不知，这样的式链主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

一方面，链主是在激烈市场搏杀中胜出的龙头企业，具备规模优势和品牌话语权后，企业经营管理的先进性逐渐提升，为行业输出大批成熟的职业经理人，推动商业规则的规范化，也带动周边核心供应商的逐步成长。

另一方面，中国式“人口红利”不仅是进城务工人员和工程师，还有大量小微企业主，这些小微企业主抱着成长壮大的梦想，一身兼任多职，加班加点，任劳任怨。他们才是中国制造业的基本盘。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绝大部分产业的早中期都是依靠他们的个体努力，来承接“多品种、小批量、快交期”的极致订单。

从现代工业大生产角度看，这些极致订单就像阿富汗破碎崎岖的山地，任何机械化数字化军队都难有用武之地，只有中国这种“勤奋熟练工+勤奋作坊主”的特殊组合才应付得下来。

然而，这些小微企业并不是链主的核心供应商，也不是蚂蚁雄兵，而是更外围“用后即抛”的耗材型供应商，没有哪个链主会把他们当自己人去培育扶持。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链主带动”的矛盾逻辑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以“三来一补”方式来内地投资，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主要看重的是中国便宜的劳动力，其转移的产业更多是现代化机械大生产难以处理的个性化品类，如家电、家具、服装鞋帽等大家居产品。然而，这些产品的进入门槛低，国内市场又极为庞大，加上中国人的聪明勤奋，很多从业者迅速从外资体系溢出自主创业。

其中，做大做强的内资企业体系，又不断再溢出新的创业者。这些创业者掌握的工业文明经验是碎片化、不成体系的。

时至今日，依然有大量的老工业人和企业家干了几十年，却不理解IE、精益、创新、品牌的底层逻辑。这就导致我们的工业底座是建立在非工业文明的“人口红利”之上的。很多创业者的技能点，主要点在了“营销”这条线上，基因上早已植入了隐秘的“内卷”逻辑。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所谓“红利”逐渐削弱，后起的小微企业创业者只能把自己变成“红利”，去依附已经上岸的大中型企业。反过来，这些大中型企业对这两类人口红利又形成了路径依赖，转而找到了“多品种、小批量、快交期”这种另类工业变现路径，在适合这些特点的产品领域反向席卷全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并非世界潮流对中国工业提出的要求，而是中国工业对世界潮流的改造。无论中国人口基数多么庞大，这个逻辑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专家提出对中国当下生育率不足的忧患，是颠倒了因果，在伦理上是违背“共同富裕”理念的不道德，在规律上是违背工业文明大势的不明智。

虽然随着企业规模的做大，现代职业经理人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逐渐在大企业成型，但水面之下的基本逻辑，依然是对小微企业的“殖民地”式的掠夺。国内大学体系培养的工程师“红利”，只停留在这些大企业和其核心供应商体系内，或者另辟模式创新“整合”小微企业。没人愿意投身小微企业，改造小微企业。更有甚者，随着内循环内卷趋势的加剧，外循环复杂形势的变化，中型企业也在小微企业化。

这种特殊的工业文化甚至渗透到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把大学毕业生也卷成工程师“红利”，以相对较高的薪资衍生出了“996”和“福报”文化。如果我们引入“殖民地”这个意象，能很容易理解“链主带动”逻辑的内在矛盾。

小微企业的“零和博弈”

回到小微企业的视角，一方面，他们要争抢链主企业和核心供应商们实在不愿意自己做的散碎溢出订单；另一方面，又要为合规而遮掩自身各种先天不足，以及一些隐秘的利润控点。如果他们参与链主主导的产业集群数字化改造，意味着不再有任何隐私，意味着在与链主和核心供应商们的博弈中缴械投降，要么卷到极致后关厂务工，要么永远失去发展壮大的可能。

最常见的例子是，某供应商为满足“链主带动”的要求，生产上依然依附A链主的体系，数字化上转而逃到B链主的体系，从而通过曲线救国去争取产业数字化扶持政策的红利。

由于中小微企业这种“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使得其内在的经营逻辑也狭隘化，基本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不见兔子不撒鹰”。这就使得他们天然对扶持政策抱有“零和博弈”的心态，进一步使得产业数字化的落地局面复杂化。

例如某“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支点城市，产品定位相对中低端，本地政策大力支持重点企业设备搞技术改造，希望提升制造能力打个翻身战。对于该地的产业集群数字化推动，省市区各级政府层层配套补贴，银行再叠加低息补贴，企业只需现金支付20%的费用，即可添置先进设备，并由省级龙头企业孵化的数字化转型子公司，统筹协调项目实施和验收。

结果很多企业觉得这是“薅羊毛”的机会，超出实际需求添置设备，把企业资产搞得很重，负债率上升。不久遇到市场波动，很多企业陷入经营困难。当地相关部门官员闲聊时私下流露真情：“这些年扶持一家死一家，都不知道该不该扶持了”。

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广泛的“零和博弈”心态，并不限于产业数字化领域，又倒逼着基层政府推行各项政策时，在“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前，先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于是优先考虑很多容易评估的硬条件，视而不见很多不易评估的软条件。简而言之：重硬轻软，重投资轻经营。

例如某知名绿色发展百强区，旗下某特色产业集群以小微企业为主体，产业形态松散，很多企业租用的是容积率极低的一层楼简易铁皮房，导致当地土地资源紧张。于是，当地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集体用地的统筹管理，一方面鼓励当地龙头企业联合投标拿下千亩产业园区，建设高规格高容积率的专业高层产房，以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然而，当地区位不具备很强的比较优势，增量招商效果一般；存量产业方面，当地产业生产所需的核心设备是冲床，多台冲床有可能形成共振，危及楼房安全，根本无法搬迁上楼。而且其产业附加值低，又依赖小微企业集群配套，既无法承担工厂上楼后的租金上升，搬离本地后也难以生存。

几位企业家私下座谈时略带夸张的抱怨：“接下来三分之一会死掉，三分之一会迁走，只有三分之一能活下来”。

调研的方法论

关于如何定位工业小微企业，笔者认为，一方面确有不少触及底线的选手迟早要被淘汰，另一方面更多勤奋努力的创业者理应得到浴火重生，重回工业文明主航道的机会。

简单来说，现阶段中国工业的核心挑战还是如何老老实实扶持精益，如何将“人机料法环测”等现场制造要素的工作流拉通，并提高设备自动化和信息透明化水平。

未来，深度数据采集与分析工作的开展，需要先鼓励“懂行人”打造产业中间体，积极开展业态创新和生态制度设计，在打造健康竞合生态的前提下关注经济性，再下沉实现制造、产品、营销的全局拉通。再好的愿望和设计，都需要扎根基层实际情况，尊重规律，敬畏专业。

具体做法上，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在《大兴调查研究，给领导干部提十条建议》中讲得很清楚。笔者简单摘录如下：调研方法简化，别把调查搞成了活动，亲自调查亲自写调查报告，调查是研究、不是工作检查，调查研究不要依赖于专门机构，大兴调查研究主要是反形式主义，比照党内经典文献写调查报告，调查成果转化随缘，调查研究还是要回应基层的呼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里也为武教授的论述做些补充：调查只是手段，研究才是目的。对于复杂问题的研究，必须要提高理论素养。现代工业文明是融合工业工程、数字工程、经济工程的复杂系统工程，工业工程至少涉及工程驱动、精益驱动、模型驱动的理论知识；数字工程至少涉及到业务治理、数据治理、IT治理的理论知识；经济工程至少涉及到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平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博弈经济学的理论知识。

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之前，不需要精通这些理论的学术体系，但需要尽量掌握这些理论的核心主张、适用边界、生动案例，需要无问西东，不论江湖与庙堂，尝试用基本的工业语言、经济语言、数字语言来贯穿调研过程。

（作者就职于北京庄生拓扑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