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 [意]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王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345页，65.00元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是二十世纪重要的古典历史学和史学史研究者，年仅二十八岁即成为都灵大学罗马史教授，后因意大利“反犹法案”被迫流亡英国，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也曾受聘定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等院校授课。莫米利亚诺对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有学者形容他“无所不知，是神一样的存在，是令广大学者闻风丧胆的人”。学问能做到这个地步，不是凡人所能想象。他的学生、著名学者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教授在多年前为莫米利亚诺《论古代与近代历史学》撰写的导读中说他是一个在内容广泛的研讨班中令人生畏的领袖：当学者宣读论文的时候他似乎都在打盹，然后却会醒来提出最为深刻的问题。格拉夫敦说这是典型的莫米利亚诺式写作风格和学术能力：文风雅致、征引广博，从讲述轶事到轻松且自信地赞誉同行，轻松地将读者引入早已为人忘却的辩论议题之中，总是那么收放自如。另外，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格拉夫敦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件事：在1970年代后期格拉夫敦曾问他一个问题：在哪里可以知道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如何阅读和使用那份奇怪的法律文本《罗马法和摩西律法比较》？他立即告诉他在一篇意大利文章的脚注中可以找到，并说那是他在1928年看到的。难怪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涉及古代史的不同方面，并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说到脚注，格拉夫敦说莫米利亚诺经常在论文脚注中强调与国际学术圈的讨论在他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并在脚注中显示出他的学识渊博。我们知道、也读过这位格拉夫敦写的一部“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中译《脚注趣史》，张弢、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个颇为奇特的议题和一种混合着严肃和调侃的学术氛围，看起来是得到他老师的几分真传。

当然，更重要的是格拉夫敦指出莫米利亚诺对于学术史的研究并没有与现实政治脱节，他研究现代学术史的一个功能就是揭露二十世纪史学屈从于纳粹政治的堕落，并且启发了年轻一代的学者。关于古代时期中的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我以前读过莫米利亚诺的《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6月）。他以塔西陀的《编年史》为例进行分析：“所有的人都感到内心的惊恐，人们正在企图用阿谀奉承的办法来摆脱这种恐怖情绪。”莫米利亚诺发现“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迫人们在阿谀奉承和空洞的抗议之间，或者，用塔西陀的话来说，‘在鲁莽的执拗和卑鄙的奴颜卑膝中间’做出困难的选择”（158页）。塔西陀因为热爱罗马，因而对于罗马帝国制度中的很多东西都表示赞成，但他还是无法忍受专制对自由的剥夺，无法忍受专制不再是孤立的现象而成为普遍的罪恶征候，无法忍受看到遍地的人民愿意放弃自由而对统治者阿谀奉承。莫米利亚诺发现更令塔西陀感到悲观和绝望的是：因为不能批评罗马帝国的整个制度，因此这种专制状况是不会改变的；也正因为它是不可改变的，也就不知道如何才能拥有一个没有暴政的帝国。（159页）毫无疑问，这是莫米利亚诺的史学史研究与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结合处，他的古代史和史学史研究有其内在的政治关怀的灵魂。

近日读到莫米利亚诺的《历史学研究》（原书名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1996；王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虽然这个中译本是去年才出版，但是已有阅读恨晚之感，因为书中谈古物学家与古代史、论罗斯托夫采夫等几篇论文的议题正是这两年我关注和研究的。该书所收的十三篇论文写于上世纪五十年至六十年代初期，分别讨论了吉本、乔治·格罗特、弗里德里克·克罗伊策、M.I.罗斯托夫采夫、兰克等史学家的古典历史研究，以及古代史与古物学家、古代史学中的战争研究、希罗多德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罗马皇帝传》的真伪问题、卡西奥多鲁斯与意大利文化、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基础上的史学、当代思想中的历史主义和古代法律史中新趋势的影响等论题。作者在“序言”中说这些都是较为专业的解读，不过仍然希望人文主义和历史学的普通研究者也能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莫米利亚诺眼中的古物学和罗斯托夫采夫就是我在该书中最感兴趣的论题。

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在他《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的“致谢”和“导论”中都特别提到了莫米利亚诺的这篇《古代史与古物学家》，说这是“一篇极为出色的论文，我深受启发，并对其中的某些想法做了进一步阐发——我几乎一直没有机会和他面对面进行交流，真是莫大的遗憾”。并且说他在该书正文中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过莫米利亚诺。（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孔令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致谢”）在该书“导论”中，哈斯克尔说，“在一篇让我获益匪浅的论文中，已故的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曾指出，古物学家早就对这一理论的更早版本做过批驳，他们把钱币和古迹当作实物证据，证明了他们在书中所读到的历史描述准确无误——或偶尔出错。”（同上，导论，第6页）哈斯克尔的著作第六章“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对话”中包含了他说的在莫米利亚诺启发下对某些想法做进一步阐发的内容，因此我一直很想读到莫米利亚诺的这篇论文。

《古代史与古物学家》全面考察了古物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概念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相互发生联系的演变脉络，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在希腊出现近代古物学家的先驱到十七世纪后期古物学家开始在关于古代世界的近代历史写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再到在十九世纪古物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融为一体，莫米利亚诺显示了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相当细致的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手法和叙事方式，古代史与古物学家的关系精彩纷呈。他不无激情地勾画了古物学家的形象：他是美食家和爱好者，他的世界是静态的，他的理想是收集；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教授，他活着都是为了分类。（48页）他指出，“‘古物学家’作为古代传统和遗存的收集者和研究者的意思——虽然不是作为历史学家——是15世纪和16世纪人文主义最典型的概念之一。”（第9页）这对于今天的古物学家来说可能也是一种荣耀。“古物学家将史学从怀疑中救出，尽管他并不写作史学作品。他对原始文件的偏爱，在发现赝品方面的天才，在收集和分类证据方面的技巧，特别是对知识的无限的爱，这些是古物学家对历史学家‘伦理’的贡献。”（50页）这些古物学家的特征和贡献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位成功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也正因如此，“哲学历史与古物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成了19世纪许多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对自己提出的目标。这仍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这意味着两个难点：一方面要不断压制哲学历史学家的归纳做法中固有的先验态度，另一方面要避免古物学思维对分类和无关细节的钟爱。”（47-48页）这个关于古物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目标，恰好也正是历史图像学的学科发展目标之一。

关于古物学的具体分支和发展趋向，莫米利亚诺在论文中提到了接近神学领域的“神圣古物学”、与罗马公法很难区分的“公共古物学”，还有“艺术古物学”“文化古物学”“战争古物学”“私人古物学”和“国家古物学”等概念。所有这些分支概念实际上也都是历史图像学的“前世”中的涓涓细流，哈斯克尔在《历史及其图像》中关于古物学与历史学对话的研究则是更多地把古物学引向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图像学的方向。与莫米利亚诺的史学史视野中的古物学家不同，哈斯克尔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自古以来视觉图像资料究竟是如何进入人们对以往历史的阐释之中的，因而他更强调分辨古物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对话中关于图像作为阐释历史的证据的表述以及微言大义。从莫米利亚诺到哈斯克尔，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史学史到艺术史的交叉路径，其延伸与汇合之处可以是历史图像学。

《历史学研究》的第五章“M.I．罗斯托夫采夫”是195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莫米利亚诺开头就说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问世于1926年，当时他还是本科生，经老师介绍读了该书而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们习惯于古代史书籍中不向读者给出或解释所用到的考古学证据。但这本书中用大量图片向我们直接介绍了考古学证据；每张图片的说明文字真正让我们明白可以从看似不起眼的器物上了解到什么。注释同样不同寻常。……罗斯托夫采夫让我们兴奋和吃惊的是让古老的事物复活这种在我们看来非凡的天赋。他引领着我们穿行在罗马、庞贝、尼姆和特里尔的街道上，展示了古人如何生活。”（122页）他当年的感觉很敏锐，他的兴奋和吃惊也是很合理的。

我在1985年读《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中译本（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是根据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57年的修订第二版译出。原书第一版为一卷本，第二版扩充为两卷，第一卷是正文，第二卷全是注释；中译本只出版了第一卷，分上、下两册。和莫米利亚诺一样，我首先是被书中丰富的图像史料和图片注释所强烈吸引，直到最近我在讲座和论文中仍然一再引用该书中的一些图像史料。关于这部著作，八十年代国内历史学界关注的是罗斯托夫采夫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以及“政府”与“阶级”之间的分析方法来探讨罗马帝国的盛衰。“译者前言”有一段话说得很概括：“罗斯托夫采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出于对十月革命的反感和对苏联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极度不满，在论述罗马帝国兴衰原因时，竭力推崇城市资产者对国家社会经济繁荣的作用，指责政府对城市资产者的掠夺性的政策。这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和分析的。”当时对这段话理解不深，现在当然是尤其“需要注意和分析”。其实罗斯托夫采夫在“第一版序言”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由于政府袒护城市资产阶级而几乎毫不顾及群众的福利，因而甚至更助长了经济发展的停滞。于是，维持国家生存的负担就全都压到了劳动阶级身上，从而使他们的物质福利迅速降低。但因为他们是城市所生产的工业制造品的主要消费者，所以，他们的购买力降低，也就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由此大大加剧了工商业中业已出现的不景气现象。……然而，他们虽认识到这个危机，却无法来医治这病症。他们的措施幼稚愚蠢，丝毫无济于事。……他们对城市资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双方面施加暴力和强制，使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更加激烈。结果造成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三世纪时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整个工商业迅速萧条，使原始的经济方式复活，同时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四世纪及以后若干世纪的生活中突出的现象。”按道理说，作者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批判应该得到苏联学界的认同，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据“译者前言”，苏联一些学者认为罗斯托夫采夫把研究近代现代经济史中惯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搬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使古代史“现代化”了，因而是反科学的。

莫米利亚诺在他这篇论文中详细论述了罗斯托夫采夫的经历和学术思想，从史学史的角度对他的成就作出了恰当评价。1918年前，罗斯托夫采夫在圣彼得堡大学教书，是俄国自由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成了流亡者。他体魄强健，记忆力超群，能用六种不同的语言授课和与人争吵。莫米利亚诺指出西方学界普遍不了解罗斯托夫采夫在俄国时期的学术贡献，而苏联虽然在1925年出版了他流亡前留下的一部关于俄国南部的民族志和历史手稿，但是很快就“无法自由地谈论罗斯托夫采夫”，莫米利亚诺列举了三四十年代苏联历史著述中的几个例子证实了这点。但是他认为了解和研究俄国时期的罗斯托夫采夫有重要意义，进而深入分析了在流亡时期之前为罗斯托夫采夫的思想提供了滋养的各种思潮的复杂性，在这里当然也反映了莫米利亚诺惊人的博学和对影响史学发展的复杂因素的细致研究。在他的论述中我认为有几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议题：

一是罗斯托夫采夫与德国学者们的联系和密切合作，使他加入了十九世纪末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希腊化和罗马史研究的新学派，该学派强调地区行政和农业史的重要性，发明了纸草学，重写了希腊化和罗马埃及的历史。罗斯托夫采夫根据纸草和法律文本中的证据研究希腊化历史和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写了一本关于包税制的书，另一部更重要的著作是从罗马隶农制与希腊化时期土地所有制的关系考察其历史。

二是罗斯托夫采夫在俄国南部的考古研究证实了希腊化时期来自伊朗的游牧部落在黑海地区的复合文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莫米利亚诺指出，古典学者常常忘了，希腊和罗马文明本身是在发展成熟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世界的边缘取得的灿烂但不稳定的成就。虽然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一直处于古典世界研究者的观察之下，但想要完全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力量来源，就必须将其置于他们所属的更大的半游牧民世界的背景下。“南俄部落把最远来自中国的推动力传到西方。是罗斯托夫采夫让古典学者了解了游牧民意味着什么。……是一个俄国人率先认识到游牧民对古典历史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外。他本人就生活在地中海城市的古典边缘之外。由此，我们开始看到罗斯托夫采夫的俄国出身对他有多大的影响。”（129页）

三是罗斯托夫采夫对古代艺术的研究。他在游历各地时关注和记录了与社会生活有关的纪念物，通过研究希腊化风格风景画而对社会研究做出贡献。除了发表不少论文，他在1914年还出版了关于南俄壁画的著作。罗斯托夫采夫显然认为风景画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是研究宗教、住房、农业和贸易的重要证据。“他追踪游牧民族来到了中国边境，每当中国艺术的问题能为俄国南部的伊朗元素提供线索时，他就会研究它们。”（128页）这正是关于历史图像学的学术发展脉络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在图像志—图像学、艺术史和文化史这三大比较显性的主线之外的另一条重要路径，是史学史主线中容易被忽视的图像研究史。

最后就是罗斯托夫采夫的俄国生活背景使他对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生活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而且还涉及俄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和西化倾向。“众所周知，俄国城市的历史无法与意大利、古希腊和德国的相提并论——那些地方拥有最著名的城邦——甚至比不上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沙皇俄国拥有自己的农民，经常把他们理想化，但那里很少有活跃而富足的资产阶级，正是这些人建造、美化和统治着西方的城市。资产阶级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个模糊和误导性的术语，但对俄国自由派显然不是这样，他们哀叹自己的国家没有伦敦、根特和佛罗伦萨的商人。……正是作为一位向往西方世界富有创造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俄国自由派，罗斯托夫采夫出发前去发现地中海边缘的城市。”（130-131页）莫米利亚诺在前面曾经谈到农业史是俄国历史学家的专长，但“也许是因为分析俄国农业问题很容易带来麻烦——塞梅夫斯基因为其关于俄国农民问题的著作而被禁止授课——许多杰出的俄国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他国的农业史。……很容易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俄国人对希腊化时代埃及的经济结构的兴趣……相比生活在1914年之前的自由竞争世界的西方同事，生活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教授们更能理解托勒密王朝的复杂规章。”（129-130页）这是俄国专制背景中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现实语境和无奈选择。

莫米利亚诺从史学史的角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注意到，罗斯托夫采夫对农业史、希腊化时代的计划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感兴趣。这三个元素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国史学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29页）关于罗斯托夫采夫流亡前后两个时期在学术研究和贡献上的对比，莫米利亚诺的论述更是精彩。他指出罗斯托夫采夫在四十八岁流亡之前仍然没有找到能把自己的知识统一起来和让自己的思想成熟的重要主题或灵感，“流亡提供的冲击改变了他。这位俄国自由派很快成为一位伟大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他加入了从吉佐和格罗特到马克·布洛赫和哈蒙兹的传统，只有这个传统被证明能够全面地看待人性，也只有它真正对思想自由的社会结果感兴趣。自由信仰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灵感……。”（132页）关于什么是自由的、能够全面看待人性的学术传统，以及这个传统对于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的重要影响，罗斯托夫采夫的经历是一个例子。

对于罗斯托夫采夫在1918-1926年期间大量发表的学术著述，莫米利亚诺的评价很中肯：“这是激动状态下的产物，形式上不够完美，细节上常有普通人犯的错误，但在原创性、与当代生活的相关性和多样性上非常出色。……罗斯托夫采夫正试图结束他在流亡前所积累的工作，同时用研究新问题来应对流亡的挑战。他对俄国南部、希腊化时期的土地所有制、风景画和亚细亚动物风格等老的主题还有很多要说的。”（131-132页）关于他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他认为显然与十五年后出版的《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两者的基本灵感是一样的。这个“灵感”，他指的大体是罗斯托夫采夫关于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的活力、冒险、成功、城市繁荣和生活方式的理想化想象，因此“他并非整个罗马和希腊化社会的历史学家。他主要是它们的商人、绅农和专业人士的历史学家。他最如鱼得水的时候是描绘这些人如何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把繁荣和舒适传播到他们立足的地方。”（133页）他接着谈到罗斯托夫采夫对罗马帝国衰亡的研究显然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认为三世纪的农民红军摧毁了恺撒们的罗马国家，就像二十世纪的红军摧毁了沙俄国家。（134页）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出，《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的想法并不十分清晰和一致。相比后来的希腊化史那卷，它写得要匆忙得多，对证据的充分了解也差得多。在情感上，它还受到罗斯托夫采夫对俄国革命之印象的影响。农民红军的形象没有真正的证据，但他对此深信不疑，拒绝做出更好的判断。他无法将其与另一种解释结合起来，即国家的控制逐渐切断了自由进取和繁荣之根。不过，若非俄国革命的痛苦经历，罗斯托夫采夫很可能不会如此关切地描绘罗马帝国的资产阶级。”（135页）我们知道，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最后一章“东方式的独裁政体和古代文明衰落的问题”中指出，三世纪的社会革命摧毁了以古典文明和城市自治为基础的繁荣国家，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了一个以普遍的愚昧无知、以强迫横暴、以奴役做假、以欺诈行贿为基础的国家”。他要追问的是，尽管他们出于挽救帝国的好心，但是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几千万人的大监狱，这一做是否值得？（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722页）这种不乏批判激情的历史性结论无疑可以证实莫米利亚诺对他所受个人经历影响的评价，另外关于该书写作的匆忙和对史料证据使用的存在问题，第二版修订者P.M. 弗雷泽的说明也予以了证实：“对罗斯托夫采夫那种漫无条理和使人感到混乱的引用史料方式，我也力图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同上，上册，“第二版序言”）

对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莫米利亚诺总结性地提出了四点明确的意见：(一）他没有足够仔细地研究古代世界的政治自由问题，高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使他很难理解对皇帝的政治反对的意义和作为政治精英的元老阶层的重要性；（二）过于简化了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经济结构，而且从未给“资产阶级”（bourgeoisie）一词下过定义，没有更多关注统治阶层形成的一般性问题，也从未考察过城市自我管理的方式；（三）因为把注意力集中于中产阶层的城市活动，对农民和奴隶重视不够；（四）没有研究基督教最终吸引了所有阶层的人这一事实的意义。（137页）不论对罗斯托夫采夫的具体学术成就如何评价，莫米利亚诺仍然这样高度评价他：“在他的创造性时刻，他是个热爱生活的开明之人，拥有让事物复活的天赋。他学识渊博……那些认识他的人领略了伟大。他们会永远铭记一位勇敢而诚实的历史学家，对他来说，文明意味着创造性的自由。”（138页）“他是一个极富人情味而且博学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传统。”后面这句话是格拉夫敦对莫米利亚诺的评价。作为历史学家，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同样的勇敢、诚实、博学和有惊人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