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公众号“科幻百科”原文作者“钟天意”，以获得原创作者转载同意、部分节选。

Part.1

如今距王小波逝世已有二十二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仍旧没有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他并不属于任何流派，但他的创作和死亡无疑是整个九十年代中举足轻重的文化事件

或许属于王小波的永远是这样一个角落——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这些称号来自于李银河对王小波的那篇著名悼文，同时也框定了人们对王小波的想象。

王小波的一系列头衔中并无“科幻作家”，但他确实写过带有敌托邦色彩的幻想小说：其中，中篇小说《未来世界》于1995年发表于《花城》杂志，此时距离王小波生命的终结还有两年。

从内容上来看，《未来世界》有大量对《黄金时代》的重复：压抑乃至荒诞的时代背景；大量铺陈，甚至对情节发展举足轻重的性爱描写；对政治“黑话”敏感而戏谑的效仿。

Part.2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再就科幻的概念啰嗦几句。尽管对科幻小说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无可动摇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颠覆性）的文类。而最明显体现这一特点的，便是乌托邦与敌托邦小说。

参考科幻批评家达科·苏恩文的定义，我姑且将文学中的乌托邦定义为“对或然历史的一厢情愿的良性建构”。这个定义的反面中延伸出的便是敌托邦小说。

“敌托邦”这个词意味着走向反面失序的乌托邦

按照苏恩文的定义来说，乌托邦“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因而在小说中总是处于成长和完善期；而敌托邦则不同。它最大的特点便在于，永远都在一开始勾勒出一幅看似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蓝图。

把《未来世界》归为敌托邦小说，并不是因为它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未来。如果按照对科幻的一般性认知来看，科幻中对应用科学，也就是技术，需要进行广泛的认知与构想——那么在《未来世界》之中，我们必然无法忽视其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存在。

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唯一具有未来感的便是“公司”，讽刺的是，这个世界中并没有任何科技上的进步，有的只是高效精准的管理体系。但如果我们将管理学也看做应用科学的一种，那么“公司”的设计便是这篇小说中最大的价值。

Part.3

回到这篇小说。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有执照的，“根红苗正”的历史学家，和其他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等等都完全地接受“公司”的管理。他们并非创造者，而是被动的按需生产者。

小说分为两个部分，上篇借“我”正在写作的传记，描写传记的主人公“我舅舅”其人；下篇则转向“我”本人——因为传记写作的过程中“我”犯了“直露错误”，整个人生被打入谷底，并开始接受“公司”的一系列改造——“重新安置”。在“重新安置”过程中，“我”的生活与数个同病相怜的女性发生交集，直至在一场耻辱的鞭刑（重新安置的最后阶段）后，回到原来的生活中，“甚至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书”为止。

让这个故事脱颖而出的，是王小波的智识与幽默。在文本中“我”凭借历史学家这个身份对这个时代种种怪象的描述与讽刺：

我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这么说还是不明白。无数的史学同仁就是因为弄不明白栽了跟头。我有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说到生活，就是今天比过去好；说到老百姓，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坏。这样导出的结论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们”是谁。

Part.4

上篇中的“我舅舅”是个颇为有趣的人，在他身上存在着种种矛盾：他是个数学天才，有着健美先生一般强壮的体魄，但却偏偏有颗衰朽的心脏。小说中提及舅舅的数学成就之处寥寥，但总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他的肌肉：

我舅舅赤着上身站在门口。我已经说过，我舅舅是虎体彪形的一条大汉，赤着上身很好看。

她只顾看我舅舅宽阔的胸膛，深凹的腹部，还有内裤上方凸显的六块腹肌。那条内裤窄窄的，里面兜了满满的一堆。

肌肉这个意象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同样是历史的：中国引入健美运动是在上个世纪初，其理念在于通过锻炼体魄来破除“东亚病夫”的招牌。当时的进步杂志甚至公益广告（如戒毒、戒嫖等）之中，随处可见赤裸上身，肌肉强健的男子，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面黄肌瘦，不成人形的“大烟鬼”。这其中寄寓着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愿景；

而在《未来世界》中，舅舅尽管有饱满的胸大肌和伟岸的阳具，其身体却衰弱不堪且有严重的心脏病。健美的身躯就像花哨的铠甲，包裹着舅舅怯懦卑贱的内心。

王小波本人身材不算壮硕，形貌更实在算不得赏心悦目，但他是九十年代至今公认的“文化巨人”；舅舅更像是王小波本人的反面，健美的身材无法为他带来解放与拯救，反而使他被阉割过的精神显得更加可悲。

文章中的“我”呢？我身体苍白消瘦，是根所谓的“豆芽菜”，曾试图锻炼身体又吃不了苦。但“我”稍微懂得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之道，所以“我”在“公司”里终究混得还算不错，有房有钱，还给自己买了台小赛车。

尽管撰写舅舅的传记使我的生活一落千丈，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悲壮的反抗，更像是出于隐藏的叛逆之心所做出的一点儿危险的试探。这次越轨的写作直接将“我”的生活打入谷底，所有的财产都被“公司”没收，本人也被迫接受“重新安置”，为“公司”做着捉刀手等一系列屈辱的工作。在接受过鞭打屁股的终极羞辱，重新回到社会之后，“我”的精神阉割手术也正式宣告完成，如结尾所写的那样：

我甚至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书，写《我的舅舅》那样的书，甚至更直露的书……但我完全懒得写任何书了。我还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爱她。但她对我毫无用处。我可能已经“比”（被动地成为同性恋）掉了。

Part.5

在《未来世界》之中，充满了经典敌托邦和黑色幽默小说的影子：隐藏的摄像头，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全盘瓦解，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法律与规则。在《1984》中，操纵这一切的是“老大哥”，一个无孔不入的集权政府；而在《未来世界》中，老大哥变成了为隐藏在幕后的集权政府打下手的“公司”。

《1984》中描写在特权金字塔之中，塔尖的成员可以享有更多利益——比如喝真正的、上好的咖啡；而“公司”——实在让我无法不联想到国企——则总是留下无数的空子等着人钻，让人情世故有喘息的空间。“我”得到哲学资格证时的经历便印证了这一点。在哲学博士答辩中的过程极为有趣，摘抄在这里：

众所周知，我是免了资格考试去拿哲学博士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招人恨。学位委员会的人势必在答辩时给我点颜色看看，故而做什么论文十分关键。假如我做科学哲学的论文，人家会从天体物理一直盘问到高深数学，稍有答不上，马上就会招来这样的评语：什么样的阿猫阿狗也来考博士！学两声狗叫，老子放你过去。我作的是历史哲学论文，结果他们搬出大篆，西夏文，玛雅文来叫我识，等到我识不出来时，他们便叫我自杀。我赖着不肯死，他们才说：知道你有后门我们惹不起。滚吧，让你通过了。

所谓的“后门”指的是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学妹。当时“我”的历史执照已经被连续记过，不得不为自己另谋后路，因此想到找这位关系暧昧的学妹来“走动走动”：

等到午餐时间，我和她去吃饭，顺便把给她买的绿宝石项链塞到她包里。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小子，不犯事你是记不得我呀。我当然记得她，她是个真正的虐待狂，动起手来没轻没重。如果求别人有用的话，决不能求她；但我的执照上已经有了三个洞，不求不行了。我说：我想考张哲学执照。她说：有事晚上到家里去谈吧。钥匙在老地方……带上一瓶人头马。

最后这场闹剧以“我”扮演“臭老九”，师妹扮演“红卫兵”的SM游戏告终，“我”也成功得到了执照。正是生动形象的受贿/走后门/托关系，让这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更为可信：虽然在此联系到人情社会等问题显得有些跑题，但还是容我指出：这种可信的细节好比烙铁。它在看似坚不可摧的制度肌体上刻下了自己的烙印，因而它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是有效的。我们并不缺少对各种极端敌托邦社会的想象，但唯独缺少让这种想象与本土化的经验黏合的契机。

Part.6

总的来说，王小波的写作是在处理文革历史与经验，但通过将文革经验以科幻的形式改头换面，他早已跳出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时代所开拓的写作方式。

邓晓芒曾指出，文革是一场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运动，只是由于在这场运动中，每个整别人的人到头来都挨了整，所以它才不像过去那些运动一样总是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而遭到了“全盘否定”。这个评价可谓犀利毒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