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曾对蒋介石说：“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而蒋介石反驳称：“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那么，蒋介石到底读些什么呢？最近读了王奇生先生的《蒋介石的阅读史》一文，发现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跟许多伟人一样对于读书有种谜之偏爱。BTW，似乎没有哪个成功人士，政客名流会说自己不喜欢读书的吧。

不过，是真喜欢读书还是假喜欢读书，看看他读的是什么便知。

1.革命领袖该读什么书？

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

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涉猎。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蒋所阅读的书籍，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其实蒋读古籍的时间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复阅读。

蒋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蒋读经书，多是反复读。蒋对《大学》、《中庸》的解读，均是以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为基点。而蒋所选读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内省修德”之作。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暴戾”个性的药方。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尤在他面对党内外各种严峻挑战的1930年代前半期。他曾多次阅读《孙子》、《曾子》、《韩非子》等。

▲1927年 戎马上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阅读期间也注重将书本内容与时下形势结合。

在1928年，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而蒋介石在1934年写下了如下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着他不读新书。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是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1920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划。查1920-1923年间蒋所阅读的书目，内有《杜威讲演集》、《马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在1923年，蒋介石赴苏俄考察期间，他比较集中地阅读了数本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蒋介石在旅俄期间阅读马克思书籍的情形：开始觉得深奥难懂，多次阅读后，兴趣渐浓，以至于“乐不掩卷”。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接触马克思学说并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的唯一一次。

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他反复阅读各国革命史，并非认同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汲取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各国革命的方法与技术。

2.面对时局的阅读

蒋介石有时也会为了某一具体目标和计划而阅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19日，蒋介石阅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后写道：“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两天之后，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益觉本身知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

是年初夏，他请地质学家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的分布，其中谈到由于东北被日本侵占，中国铁矿百分之八十以上已为日本占有。蒋介石听后“惊骇莫名”，在日记中写道：“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敌国侵略计划及国家基本资源的分布情况，竟如此茫然无知，确令人惊骇。这显然与其长期的阅读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偏颇大有关系。

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讲课。他在听完西方各大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后，得出结论说：“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

这虽然只是蒋的理想，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政治取向。

▲西安事变前的蒋介石与张学良

3.伟人之间的阅读差异

蒋介石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代旧式读书人中的一员，亦因为此，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志趣爱好、他的行为规范、更多地与传统读书人相近。他对中国古籍的阅读兴趣明显超过对新书的兴趣。他对修身进德的刻意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与革命先辈孙中山迥然有异。

两人阅读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阅读类别上。据研究，孙中山生前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达1800种以上。而孙中山有长达30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深受西方的影响。他主要是阅读西文书籍，范围涉及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

而蒋介石虽先后学过多种外语，但未能达到能阅读外文原著的程度。因而他所阅读的新书，或为翻译过来的西书，或为国人自撰的书籍。而当文化处于中西新旧交接转型之际，无论是译书还是国人自撰，基本上还处于粗浅的贩卖阶段。在新书出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阅读古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蒋爱读古书，认为“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读来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现代之书，不足论矣”。蒋介石读古籍的结果，不仅认为古籍胜过现代之书，更感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博大精深，远为西方所不及，认为中国“仁义道德之王道”，远胜于西方“功利强权之霸道”。

▲孙中山与蒋介石

而如果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做一对比，二人都嗜好读书，尤其古书。但两人读古书的类别与方法有极大差异。毛泽东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尤其爱读史书，其次是古典文学和各类知识性、趣味性的杂书，也广泛涉猎。相对而言，毛对儒家经典兴趣不大。蒋介石则偏爱儒家经典，文史书读得不多。

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古书的内容；二是“古为今用”，汲取古书精华，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蒋介石则有所不同。他以为要挽救国家，只有恢复民族性，恢复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之王道”。但作为国民党的第二代党魁，蒋必须继承孙中山开创的三民主义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因此，蒋介石选择将三民主义儒家化。

他们的差别正好如此体现出来。毛泽东读史书，得出结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蒋介石读儒家经典，得出结论：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儒家文化的系统而发扬光大。

蒋介石的自我定位，导致了他阅读选择的不同，而这也深远地影响了蒋介石的思维方式、政策选择及他的命运。

同样是读书，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差别这么大呢？一笑

常言道：“知史而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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