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300多年间，宋朝使者们北上辽金，代表着本朝君主向对方的君主贺岁祝寿，或者商议战和大事，在出使期间，肩负着刺探对方军政情报任务的他们，也会留心辽金两国的民风民俗和民心向背，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辽金两国的民俗，制度和流落敌境的汉人后裔呢？其实事实和大部分宋朝士大夫的一厢情愿，往往有极大的落差。
军政制度：怎么学都差意思
首先让宋人无法忽视的，是契丹人和女真人在短期内崛起所依赖的武力优势和尚武之风。女真人喜欢在宫廷里布置众多甲仗精良的精锐武士和四方掠来的珍宝，以蛮族式的奢华威孚宋朝，西夏，高丽和西域的使者，对于这种粗狂而不失奢华的安排，宋人大都细致地记录下来：
比如对金国崛起初期，马扩就和完颜阿骨打一起习武狩猎，操演兵法：
每天早晨，阿骨打会在积雪中用一堆草来充实虎皮，他会背风坐在草堆上，在座位前点燃草木，让所有的酋长们取出箭矢投掷占卜，以投掷的距离决定谁先出发谁后出发，合围潜在的目标；在放出所有人马之后，每个骑兵之间相隔5-7步。如果野兽在包围圈内，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发箭射击，如果野兽从外面进入圈内，那么就要让酋长先射击。一旦合围目标，就需要缓慢前进；缩小包围圈之后，再全力射击包围圈中的野兽，完成了围猎之后，阿骨打会带着重人生吃猎物或者边烤边吃，就着烈酒痛饮。在缺乏其他娱乐活动的东北，这种娱乐活动为女真人磨练战斗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后来的范成大，也详细记载了金国人的宫廷仪仗十分豪横：
门内庭中列卫士二百许人，贴金双凤幞头，团花红锦衫，散手立。入仁政门，盖隔门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毡可半庭，中团双凤，两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两旁悉有帘蟆，中有甲士。东西两御廊，循檐各列甲士。东立者，红茸甲，金缠杆枪，黄旗画青龙；西立者，碧茸甲，金缠杆枪，白旗画青龙。直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门下，皂袍持弓矢。殿西阶杂立仪物幢节之属，如道士醮坛威仪之类。使人由殿下东行上东阶，却转南，由露台北行入殿。金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帟幕，皆红绣龙，拱斗皆有绣衣。两槛间各有大出香金狮蛮地铺，礼佛毯可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
而辽国人则更有游牧之风，喜欢带着骑兵和宋朝使节一起在塞上狩猎游牧，顺便操练军事。在路振等宋使的记载里，契丹君主有四时捺钵，他们在夏季回到凉快的山地和丘陵地带避暑，以布制作毡帐，在草地上下围棋和双陆棋，或者在山涧中训练猎鹰；到了秋天，他们会在山野中吹响鹿笛，引诱野鹿出来围猎射杀；在每年春天，他们会从江河中猎取大鱼，举办盛大的头鱼宴；此外，东北的山川水泽中有很多野鹅野鸭，他们会在水泽周围敲打扁鼓，让鸭和鹅飞起来，然后让海东青捕猎，或者亲自弯弓搭箭射杀之；他们每人都携带着铜制的小锤子或者金玉制作的锥子，用来杀死捕获的猎物后烹饪，然后一群人围在一起畅饮至醉。
宋人对尚武之风的评价，基本上没有正面肯定，一般认为这是辽国和金国人夸饰武力，以暴力役使百姓的象征，虽然嚣张一时，但是不可能持久。
而且面对敌国无法狡辩的武力优势，宋朝使者们又找到了文化自信这一优胜感：比如他们宣称，这些东西是金国人”工巧无遗力，穷奢极侈“，但是金国人学习宋朝制度终究是“制度不经，终不近似”。
契丹文字
比如宋人喜欢揪着某些吹毛求疵的细节不放：范成大发现接见他的金国兵部侍郎耶律宝完全不懂汉文，看到汉字眼睛就眯成了獐子，只凭骑马射箭就能当侍郎，还赋诗一首加以开涮。
除了这些细节，宋人的观察确实反映了深层次问题，比如金国貌似学习了宋朝的科举，但是实际上科举制度往往徒有其表，女真人等民族凭借财富和权力更容易中榜；金国法律保护丈夫打妻妾，对于妻妾“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让境内的汉族和其他弱势族群妇女大吐苦水。在宋人眼里，虽然辽国和金国都学习唐宋制度，但是都学而不精，金国甚至将很多部落时代的遗风裹进了这套胡汉混杂的体系中。
说到底，在辽金帝国以武力整体压制宋朝的同时，辽金政权还是很重视制度和合法性建设，虽然和辽相比，金国对汉地的统治更有殖民的痕迹，但是两国都在制度上模仿唐和宋的建制，而且在称号上也在以中国自居：
比如汉臣为辽道宗讲《论语》，讲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的时候就则不敢讲了。但是辽道宗很轻松而明确地表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当讲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辽道宗说：“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
金国的二十四孝故事雕塑
到了金国时代，除了用五行德性理论论证金国法统的合理性外，金国的汉人士大夫也开始从淡化种族和地域的高度论述对中国的理解，他们认为判别中国之“正统”的标准，是否以“公天下之心”行“公天下之道”。比如金国汉人士大夫和南宋人一样推崇蜀汉王朝：“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之言也。自余则否。”
符号化的蜀汉英雄同时受到宋金两国士人的推崇
对于这些层面的宣传，宋使尚且可以一概不承认：不论宋朝和辽金是战是和，对方都是模仿宋朝的伪政权，即使有“同种同文”的民族败类为对方提供理论支持，但也不影像辽金是伪政权。
但是宋使们也会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场面，比如原来汉地的民俗演变，以及辽金境内汉人认同的变化。
胡汉交融的民俗传统：令宋使感到紧张的人间烟火
契丹壁画
与民心向背同步受到宋朝使者们关注的，是胡汉交融的民俗习惯。在女真和契丹人迅速接纳佛教，儒学，汉字，礼法，科举等宋朝制度和习俗的同时，是其境内汉族的整体胡化趋势。具体来说，衣着，民俗和语言是宋朝使者非常关心的细节，比如楼钥出使金国时，留心到金国的汉人接待依旧使用半金半宋的礼节，但是由于金国的官话是燕京口音，所以接待者们的中原口音中有一点燕山口音的影子，仅仅是这就引发了多愁善感的宋使的悲伤：
承应人各与少香茶红果子，或跪，或喏，跪者北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
口音也影响到了用词的变化，这也被敏感的士大夫们所记录：比如宋使程卓在《使金录》里提到：“打者，犹战也”，意思是表达战斗的意思，南人一般是言“战”，但是女真人一般是言“打”，这种细微差异，都是南北文化交流冲突的体现。此外，北方汉人开始使用用木杆穿透白狗身体，以此消灾祛病的女真萨满风俗，也令宋使胆战心惊。
当然最刺激衣冠上国的使者的，是曾经本国属民的衣冠胡化，这一点引起了几乎所有宋朝使者的恐惧和愤怒：
北宋时代这种情绪最明显的，是苏辙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
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
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
却顾汝漠平，南来独飞雁。
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
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
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
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
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澣。
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先回顾沦陷区的文化景观和历史遗迹，论证此地为中夏旧土，然后感叹衣冠胡化。北宋的燕云汉儿已经“虏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契丹)俗。唯中衫稍异,以别番汉耳 ”。所以单从口音和服饰风俗等表面现象而言，日后朱元璋北伐时出自江淮等地的南方军人遇到的，已经是一个胡风弥漫，胡汉元素深度交融的北国世界。
后来这种前朝古迹+当下胡风，成为了日后各种宋使们描写北国风土的固定创作流程：
比如周煇的《北辕录》在写中原的时候，每到一地，都要追思此地的得名由来。历史上汉人王朝对这里的行政区划可以追溯到周朝大分封或者唐朝设置节度使，然后再哀叹女真人对这里的剥削和当地的移风易俗：比如在描写南京应天府的时候，他先写这里是先秦时代的宋国故土，城外有张巡和许远的合祀庙，唐朝将这里升为归德军，宋朝将此地称为应天府，而金朝又把这里降格为归德府。在追溯了这里属于汉人政权的历史之后，他就写当地男子衣冠胡化，衣服窄小类似胡服。
范成大在路过东京开封府的时候，除了追溯这里的历史，他感叹“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相国寺依旧繁华，寺庙提榜还是宋徽宗风雅的御书，而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
其他的使者楼钥，程卓，也是以类似的心境描写杨业庙，铜雀台遗址，讲武城，赵国故都邯郸遗址，朝歌遗址，扁鹊墓，羑里，虞姬墓，伊尹墓，汉光武帝庙等前朝遗迹，基本的基调是山川依旧，古建筑历经雨打风吹，残破不堪，它们目睹了无数的世事巨变，如今却迎来了汉人的衰败和胡人征服者的到来。
但其实大部分前朝遗迹都受到了辽人或者金人保护，辽人同样敬重作为敌方勇士的杨业；而山东的孔庙和孔墓，中原地区的雷万春墓，张巡庙，廉颇蔺相如庙等前朝名人和忠臣的陵墓祠堂大都香火不断。就连河南地区的军人在北上和鞑靼人作战时，也会从扁鹊墓前取土抟作药丸，以求这位上古神医保佑自己不会轻易受伤。
民心向背：没那么多人想回宋朝
北方汉儿逐渐适应了胡汉融合的生活
其实比起表层的服装发型，还有辽金境内的汉人古迹，所有两宋使臣非常关心的，是当时燕山地区，还有中原地区汉人的民心向背，因为在同时出现两个自称“中国”的大帝国的情况下，对于武力更强的后起之秀，宋人的心态一直非常紧张。毕竟天无二日，彼方的强势，以及彼方境内汉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合法性建设。
虽然很多宋人在未出国境的情况下会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但是真实的民心向背往往会打脸。这样的诗词，往往只是文人们地图开疆，诗文灭金的结果，并不能让大宋本质上对北国硬气起来。
宋朝对北方强敌的败多胜少，让遗民十分失望
对于燕山汉儿和中原人态度的变化，两宋使者是有明显感知的：沦陷区军民大都历经了从期待响应，到失望，再到彻底麻木，再到在新的外敌面前忠于征服者的历程，投降两宋往往是他们最后的退路。
辽金壁画，剃发图
在两宋初期，沦陷区的百姓对于故朝故国有各种回忆，而且基于当下的苦难，会把故朝的昏君庸给拔高或美化，愿意迎接南方同族的军队北伐。比如在宋太宗的两次北伐期间，燕云汉儿多有带着州县和军队来投靠宋军的情况，“王师北入境，所在城邑多降宋”，甚至有主动上缴契丹人发的金牌银牌，杀死契丹监军将领的情况出现；两次太宗的北伐失败之后，还有”云，应，寰，朔四州居民五百户和突厥，吐浑三部落安落等族八百帐“祈求宋军保护，内迁汉地。
至少在澶渊之盟前后，还有燕人对宋军北上抱有期待：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
但是经过辽人的同化和任用，再加上宋辽战事平息，在辽金战争中，辽国汉人整体上已经发展出先忠于辽国，其次保卫乡邦的认同，对宋朝已经谈不上向往了。在马扩回忆自己在辽国和金国的外交著作《茅斋自叙》中，辽国汉人对于宋朝就没有故国的认同感：
当时随着马扩回到宋军军营的辽国汉人士大夫王介儒就讲的很明白：
“两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
虽然能言善辩的马扩表示，宋朝皇帝思念燕山的故土和旧民，不希望燕地百姓生灵涂炭，但是辽国汉人的代表王介儒的态度也很硬气：
介儒云：“燕人久属大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挠之，决皆死战，於两地生灵非便。仲生云：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
很多辽国汉人士大夫已经心向辽朝
这样的回应，无疑狠狠的还击了北宋的认同绑架。
童贯
对于燕云汉人的认同改变的事实，宋人自己也并非毫无察觉：“燕人本无思汉心，乃和诜侯益唱之，童贯蔡攸辈和之”，所以宋朝诗文中，燕地汉民痛骂安禄山的胡化和石敬瑭的献土，很大程度出自宋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一厢情愿。而后来，北宋方面对燕山治理失当，导致辽国汉官大量失去官位和财富，辽国汉儿加入宋军“义胜军”之后，宋军发现辽国汉儿的军粮比他们好，于是发出了“你也配姓赵”的言论：“汝是番人，却食新米，我杀汝也”。凡此种种，导致辽国汉儿普遍对北宋的寒心，最后纷纷加入了灭宋队伍。
到了南宋时代，虽然金国刚刚入侵宋地的时候，金人的剃发和签军引发了宋地军民的极大不满。其实并非是前朝有多么好，很大程度是新朝的异族属性+残暴属性导致了汉族军民的坚决抵制，金朝建立初期，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不愉快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比如《大金吊伐录》就要求：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
重压之下必有反抗，比如“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比如“元帅府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法者死。刘陶知代州，执一军人於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后贼将韩常知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依旧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不可胜纪。”
金国纸币拓片
但是时间一久，金国还是会潜移默化地改造理论上文化更先进的一方，一方面是多数人并非是有大量恒产的士族或者地主，满足于温饱线上的人，不可能长久保有苏武牧羊式的节操。同时伴随着南宋的多次军事失败，南兵不北而北兵屡南的格局，也让中原人对于宋朝的北伐口号缺乏响应。当宋金战争的尘烟散去，南宋军向北前进到历史最远的位置，此时的洛阳和开封已经成了近乎荒原的无人区，所谓的王师要拯救的中原百姓已经十不存一了。
投奔南宋意味着金军的严厉报复
具体到南宋时期的个案分析：从现存南宋使者们的反馈来看，所有人记载体现的问题是：金朝对宋遗民比较苛刻残暴，“虏待我民”，尤其是河南地区民间财富遭到严苛的掠夺，金国人前期为了营建以南京析津府为中心的地区大量榨取河南民力财力；后期为了防范蒙古崛起，更是加重了对河南民力，兵力，财力的掠夺：
比如在楼钥在《北行日录》中记载：开封城“城外人物极稀疏，有粉壁曰信陵坊，盖无忌之遗迹，城里亦凋残“；在经过河南其他地方的时候，”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诸处，故河南之民贫甚，钱亦益少”；
而范成大在《揽辔集》中，则表示当时的东京开封“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而且他还细心地记载，当时金人以在河南大肆发型容易仿造，容易贬值的纸币，以此兑换民间的宋朝铜钱，然后大量将宋朝铜钱运往燕山地区充实金国府库。这就导致了河南地区的赤贫化。
到了更晚的周煇的时代，根据他的观察，河南地区“人烟极凋残，行户倍尝都穷”；而到了河北地区，由于和蒙古人作战不利，所以河北汉人承担的兵役劳役远重于河南地区：车末走乏屡佥民兵，其数多于河南，加之科敛刍粟，民间磬竭，肆耆无忌，沼途承应人，无非市户，随行骑士，亦无官中卒马，所至率驱市户为之。
而且，女真统治下的汉族官吏，对于女真人的经济掠夺政策大吐苦水：楼钥在回程的路上经过相州，夜宿城外安阳驿，护送小吏向他控诉：“我见父母说生计人口都被他（女真人）坏了，我辈只唤他作贼。应河南、河北钱物都搬向里去，更存活不得。”
而且女真人对于士大夫做官犯错，也有鞭打的惩罚措施，这让金国境内的汉人士大夫都倍感受辱：楼钥就听过金国汉人官员大吐苦水：“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高，未免棰楚（鞭打），成甚活路？”
但是所有记载，都没有体现出金国治下大多数汉人心向南宋，或者渴望南宋北上收复失地，顶多只有对女真人的抱怨之语。
遗民泪尽往往不是持久的情况
抛开个别遗老遗少对南宋还怀有特殊情感，剩下的大多数人认为金人统治甚苦，都知道金人是将河南河北的汉地视为榨取资源的金库，而不是自己的国土加以细致经营。但是比起金人还算稳定的统治，南宋色厉内荏，虎头蛇尾的北伐更加不可期待，一旦响应反而会遭受更加严重的报复，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响应。而文人士大夫已经获得了科举升迁的途径，于是也成为了金国政权的维护者。
特别是北方蒙古人兴起之后，新的外敌引发了金国内部的相对团结，到了金国末期，有相当多的北方汉人在武仙这样的金国汉将的带领下为金国伐宋，甚至在金国灭亡前夕希望攻克巴蜀，为完颜皇室再续一命。
对于辽金境内的汉人，两宋之人整体上持有歧视，不信任的态度，将已经身染腥膻的他们视为本质上的“胡人”，不过在关键时刻，比如军事前线和外交翻译的场合，又非常需要类似于赵良嗣和辛弃疾这类能够进行跨文化跨民族交流的军政人才。所以赵良嗣和辛弃疾这种来自北方辽金的汉人才士，还有马扩这种费拉体制内少有的明白人，很难得到彻底的信任。
他们最好的时候，就是为帝国在关键时刻和虎狼之辈进行周旋，尽可能为心怀侥幸的天子和废物同僚的无知收拾残局；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作为内斗替罪羊被轻易牺牲；多数时候，这些人的合理建议和肺腑之言不会被采纳，反而会被监视或者互相牵制的方式处于闲置状态。“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就是辛弃疾对于长期位不尽其才的最佳写照。而南宋初年以北人为主力的几支强军，还有后来陆续南下投奔的归明人和归正人部队，往往在2代人左右的时间内，没有在战场上被彻底击败，却被自己所在的环境瓦解腐蚀。在“暖风熏得游人醉”中，千里马的铁掌注定生锈，个人武力都难免不退化，就更不提有组织的武德精神不会衰败。
总体来看，出使辽金的宋使,对待契丹人和女真人，整体上有一种文化上的紧张心理，虽然极力论证对方是伪政权，宋朝是唯一的“中国”，但是对方境内的民心向背却并不支持他们的论述，所以在礼仪和文字层面的强横背后，多数时候其实是基于“发达文化”衍生出的自负，而自负的另一面就是无能为力和自卑。而对于敌方境内的汉人，除了优越感之外，大部分时候的聚焦点放在对方的苦难上，而且很容易自作多情的希望对方归顺，但其实自己的政权，并没有多值得他们寄予希望。
宋朝士大夫将希望寄托在虚妄的正统和民心上，对于真正武力衰败的原因却无能为力。在北方强敌制造的焦虑之下，想要硬伸而终究不举的阳痿心态，在宋人对北方强敌的描述中，都能多多少少看到痕迹。侥幸心理只会一次次招来了更大的灾难。
参考文献：奉使辽金形行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