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照片

1927年7月24日，35岁的芥川龙之介在家中服用致死量的安眠药自杀，身边搁着圣经、遗书与遗稿。他厌世已久，一度企图在基督教信仰中得到心灵的解脱，但最终宗教和创作都没能挽留住他。

91年后的今天，国人知道芥川龙之介，多半是因为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竹林中》与《罗生门》被合二为一，由导演黑泽明拍出了著名电影《罗生门》，享誉世界。

其实，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的缘分远不止于此。

1921年，芥川曾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他由海路登陆上海，周游江南一带，访遍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到日本。在游历期间，芥川不断为报社提供可刊登的游记文章，也就是之后集结成书的《中国游记》。

当时，芥川在日本文坛已有盛名。《大阪每日新闻》特意为这系列文稿刊登了一篇预告：“旧中国有如老树横斜，而其侧，新中国好似嫩草，正待舒叶展茎。政治、风俗、思想，中国之固有文化在方方面面与新世界之同类项相互交错，恰便是中国之兴味所在。新人罗素氏、杜威教授刻下之身在中国，非他，亦系为此而情牵意惹之故。我社有鉴于此，近日将于纸上揭载芥川龙之介氏之中国印象记。芥川氏乃现代文坛之第一人者——现今载笔在上海。”

近代历史上, 日本文坛的诸多作家都曾来过中国，例如森鸥外、二叶亭四迷、正冈子规、夏目漱石、永井荷风、正宗白鸟、齐藤茂吉、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风格和角度各异。

作为中国读者，若是期待在芥川的游记中看到日本文人对中国的赞美和致敬，可能会很失望。可以说，芥川的《中国游记》绝大多数时候都在挑毛病，失望之情显而易见。

上海旧照

刚熬过海浪的颠簸，芥川到达上海，立刻遇上一件不算愉快的事，那便是黄包车夫的纠缠。中国的车夫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各自伸着脖子大声叫喊，令刚上岸的日本访客不由自主地退却。乘坐黄包车达到地点后，车夫又不满意于收到的车费，一直伸着手，唾沫横飞、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为了打发这些车夫，芥川学会的第一句中文便是：“不要”，只要一看到黄包车夫，就立刻像念诵驱魔的经文一样，连连说着“不要不要”。

更令他震惊的是之后去湖心亭。在这座虽然声名远扬，实际颓败的茶馆，竟然有人公然往池塘里小便：

那个中国人，优哉游哉地往池塘里小便。仿佛陈树藩叛变、白话诗不流行、日英同盟续约，这些事全都与他无关。至少从这个男人的态度和表情，我只能读出一种闲散。阴天下的古风凉亭，病态的绿色池塘，还有那隆隆作响、斜着注入池塘的一股尿，这不仅是让我忧郁地爱着的一幅风景画，同时也是帝国没落的辛辣可怖的象征。我凝视了一会儿那个中国人，但这些对于四十起来说，却是常见到不值一提的光景。

“请看，在这石板上流着的，都是小便。”

四十起露出一丝苦笑，迅速绕开了池塘。原来如此，空气中还飘着一股浓重的尿骚味。

1921年，呈现在芥川眼前的是衰败与混乱的乱世中国。上海正经内忧外患，满目疮痍，沦为半殖民地。传统土崩瓦解，新生方兴未艾。芥川于是感慨：“现在的这个中国，不是我们在诗文中读到的那个中国，而是小说里的那个猥琐、残酷、贪婪的中国。”他也感受到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过于滞后刻板：“那些喜爱陶瓷凉亭、池中睡莲、刺绣鸟禽的便宜的东方主义，在西方也日渐式微。那种除《文章轨范》《唐诗选》外不知中国为何物的汉学兴趣，在日本亦可休矣。”

上海并未给芥川留下什么好印象。在他看来，上海某种程度就是西洋的，显得不伦不类。去逛法兰西公园（现复兴公园）和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他认为“与日本的公园比起来，也未见得有什么进步。只不过这里的公园，全部是西式的而已。并非西洋的就意味着进步。”另一处公共公园（现黄浦公园），不给中国人进，只开放给外国人，芥川对此更是嘲讽：“极尽了命名之妙”。

上海复兴公园旧照

芥川眼见的上海，是当时的“罪恶之都”。报纸上不断出现黄包车夫摇身一变成为劫路的匪盗之类的报道。坐在黄包车上人的帽子被突然抢走，甚至女人的耳朵被偷耳环的人割掉。卖淫业十分盛行。茶馆附近聚集着被称作“野鸡”的妓女。她们看到日本人，还会叫着几句简单的日语，例如“阿娜达（亲爱的）”、“撒一勾（跟我来）”之类的。讽刺的是，“撒一勾”原是日俄战争时，日军抓到中国女人将她们带到附近高粱地时的叫嚷，后来流传开来。这一来源让芥川也感叹“不光彩”。鸦片几乎是半公开地随处吸食。鸦片窟里，常常可见妓女和客人一起，隔着昏暗的煤油灯，叼着长长的烟管吞云吐雾。

芥川龙之介照片

若说芥川对上海有什么肯定之处，估计就是饭菜可口。虽然就餐环境十分不称心，但上海餐馆的饭菜还是比日本的中餐馆物美价廉得多。

在上海短暂游历一番后，芥川又依次游历了杭州、苏州、扬州、南京等城市。在杭州，他游西湖，拜访苏小小墓、岳飞墓、秋瑾墓，对历史和人物颇有评议，但还是嫌这座城市“美国味”太重了。

西湖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漂亮，至少现在的西湖完全没有让人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的姿容。西湖湖水之浅，前面已经说到。并且，西湖的景色，正如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一般，太过于纤细。这对于已厌倦了粗犷奔放的自然景色的中国的文人墨客来说，或许很合口味，然而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因为对纤细的风景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即使初见时甚觉美丽，再见时就会感到不满。

对江南几座城市，他评价最高的是苏州。倒不是因为那些著名的景点。对于寒山寺，芥川毫不留情地评判了一通。现在的寒山寺是1911年重建的。在他看来，“大殿钟楼的外部都涂上一层红色，俗气不堪”。据说重修寒山寺，还是因为有太多日本人去参拜，以至于寺里的和尚见到日本人，马上摊开纸，洋洋写下“跨海万里吊古寺，惟为钟声远送君”这样的诗句，再写上带有游客姓名的“某某大人正”，一张叫卖一元钱。

留园、虎丘、宝带桥在芥川看来都缺少历史雅致。那苏州好在哪里？芥川认为是水。他对苏州的水“彻彻底底地拜服”，在日记里落笔有情：

“不知桥名，且倚石栏观河水。阳光。微风。水色似鸭头之绿。两岸皆粉壁，水上倒影如画。桥下过舟，先见其红漆的船头，继而见其竹编船舱。橹声咿呀人耳时，船尾已穿桥而出，枝桂花顺水漂来，春愁与水色共深。”

“暮归。骑蹇驴。路常临水畔。夜泊之船皆掩篷。明月，水霭，两岸粉壁之倒影，朦胧皆在水中。窗前灯影之下，人语时而相闻。或又有石桥。偶有桥上过客，弄胡琴三两声。抬头仰望时，其人已不在，唯见桥栏高耸。此情此景宛如《聊芳楼记》所载。阊阖门外宫河边，珠帘重重明月中，不知薛家绣楼今安在？”

除了游历风景，芥川还拜访了一些中国的名人。在上海，他与章太炎、郑孝胥、李人杰等新旧知识分子的会面，对他多多少少产生了影响。章太炎告诉芥川，他对日本童话中的“桃太郎”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侵略者的形象。后来，芥川龙之介创作了《桃太郎》这篇小说，讲述的就是桃太郎入侵屠戮鬼之岛的故事。

后来在北京，他还拜访了辜鸿铭和胡适。他在游记中记载了与辜鸿铭的见面：

先生又为我评论了段祺瑞、吴佩孚，另外还谈论了托尔斯泰（据说托尔斯泰给先生寄过信）。议来议去，先生愈加意气轩昂、双眼如炬，脸更像蝙蝠了。值我离开上海之际，琼斯曾握住我的手说：“可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琼斯之言果然不虚。我亦有感于先生所论之处，问道为何先生有感于时事而不欲介入时事？先生语速飞快地回答了，但不巧的是我未能听懂。请再说一遍，行吗？”我让先生重复一遍，先生便生气似地在黄草纸上用大大的字写到“老、老、老、老、老……”。

北京旧照

芥川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印象甚佳，在与友人的通信上说：“来到北京三天，我已经深深着迷，即是不住东京，若能客居北京亦可心满意足。”他在北京时，每天穿着中国服装四处看戏，尽情享受着“王城之地”的魅力。当他与胡适见面时，胡适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芥川喜欢北京，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比起上海，北京还保留着较多的旧城古迹。近现代以前，日本人往往是通过中国古典文学建立起对中国的想象，容易产生谬误的理解和印象。当他们怀着这样的憧憬来到真实的中国，难免分外失望。芥川龙之介也不例外。他从小在养父母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饱受中日古典文化的熏陶，儿童时代最爱读的书便是《西游记》。

在中国的游行之际，芥川因体质欠佳、舟车劳顿，数次发热生病，甚至不得不中断行程住院治疗。身体上的疲惫加上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使得他心绪烦乱，下笔也格外锋芒毕露，不留情面。他曾对好友直抒胸臆，激烈表达他对现代中国的不满：

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提到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智昏聩，一定会比我这样的一介游客更加地不堪忍受吧。

他关于中国的批判自然引起了争议。尤其由于中日战争的家国仇恨，有些读者并不乐意接受这位日本作家的“恶言”。

但有一个人却甚赞同这类批判，那就是鲁迅。几乎是芥川游历中国的同一时期，鲁迅翻译了他的小说《鼻子》与《罗生门》。不少研究认为，芥川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互相影响，尤其在人性审视、生存思考与历史趣味、冷峻幽默等方面，两人的风格息息相通。

这次中国之行是芥川龙之介人生中唯一一次海外旅行，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回到日本后，他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反战倾向作品，在对中国的描写上也和早期的作品不同。例如在《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小说里，中国和国民的形象不再是传统古典风格的，而是更加贴近现实。

芥川辞世的前一年，部分《中国游记》由夏丏尊首次翻译成中文。

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神经衰弱，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不止一次试图自杀，最后选择了服药的方式离开人世。

他去世8年后，挚友菊池宽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新人奖“芥川赏”，现已成为日本最重要文学奖之一。

他去世10年后，正是1937年——对中国人来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一年。恰如芥川龙之介在小说《桃太郎》中所预言的：“日本第一”的桃太郎手擎着印有桃子的旗帜，拍着画有太阳的扇子，号令随从们像狂风一样席卷了曾经是乐土的异乡。

芥川龙之介（左）在中国

（本文由以斯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