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迎来一架与众不同的飞机：这是一架涂有“中国航空公司”涂装的DC-3客机，注册号N41CQ。

本架飞机从12月4日从江西南昌飞抵香港，短暂停留后飞往广州白云机场、12月5日前往上海虹桥、12月6日抵达北京大兴机场。本次飞行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两航起义70周年，是由我国国内一些航空热心人士在民航局支持下，策划组织并最终实施了这次纪念飞行。

1949年春天，随着国民党军方不断败退，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即“两航”）也陷入了困境。“两航”原以上海为基地，于1948年年底起陆续迁离，“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总经理率主要部门则迁到香港；“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年8月，总公司又迁到香港。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比 1948年下降了60%。“两航”迁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

在香港启德机场上被告扣押的“两航”飞机

重压之下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无奈慨叹：“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央航”公司因为规模稍小，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航，此时仅剩下6条航线。因此，“两航”员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在香港酝酿发动起义。

1949年11月9日，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带领“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两位总经理还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两航”联合通告。当日，“两航”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从香港飞向祖国大陆，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XT-610号康维尔CV-240飞机于12时15分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11月10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左）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右）。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向两位总经理和“两航”员工发出贺电，赞扬“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两航”起义全体北飞人员，他在致辞中说：

新中国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争取两个航空公司的人员从香港回来，我们有了这“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12月5日，军委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宣布，中航、央航归民航局领导。两航起义驾机归来人员共56人（北京16人，天津40人）。

1950年8月1日，在“两航”起义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新中国民航正式开飞了天津-北京-汉口-广州和天津-北京-汉口-重庆两条航线，这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端，史称“八一”开航。同日，北京、天津、武昌、广州、重庆分别举行了庆祝活动，“两航”起义的留港人员也在香港原中国航空公司的仓库庆祝了“八一”开航，从此开始了中国民航的伟大事业。

1950年8月1日，“北京”号机组在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前合影，史称“八一开航”，左五为潘国定。

70年后，这架DC-3重飞“两航”征程，代表了中国民航传承70年的精神；而这70年来，中国民航仍然承担着如同70年前的重任。

就执行纪念活动的这架DC-3来说，该机于1945年下线，目前一直保持着可飞状态。虽然这架DC-3并非参加“两航”起义的真实飞机，但该机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连发动机都是“双黄蜂”的DC-3，再加上当年“中航”的涂装，最大程度上还原了70年前飞机的精神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次纪念活动是由民间组织、官方支持，而这架飞机也是由中国民间收藏家购入，未来可能穿梭于国内各种大小航展或民间飞行活动上面。这表明我国的航空事业和航空文化已经深入民心，未来必将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