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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丈夫托与好友

黄大琳，湖南长沙东乡人，其祖父黄彝凯曾积极参与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黄彝凯在江宁任上中毒而亡，幸好其夫人曹氏饱读经书，于槊梨镇作蒙童馆长，又靠着祖上遗产，勉强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计。1907年，曹氏携长孙女黄大琳投奔时任吉林提学使的弟弟曹广桢。在吉林幼稚园，黄大琳遇上后来成为田汉爱妻的易漱瑜。因皆是长沙东乡人，又异乡相聚，两人自然格外亲密友爱。正如田汉在1927年5月30日出版的《良友》画报所说：易漱瑜和一个叫黄大琳的最要好，寝则同席，游则同行，甚至洗脸也各自拉着毛巾的两端洗开了。
　　1912年，易漱瑜与父亲易象回长沙，两人洒泪而别，以为终无见期。1916年，两人再度聚首。当时，黄大琳已转至长沙乡下读书，当获悉易漱瑜在周南女校读书，即央求父亲将其转学至周南女校附小六年级就读。两人虽不同班级，却同住一寝室。易漱瑜爱好体育，黄大琳则喜欢音乐与诗词，虽然爱好各异，但只要易漱瑜在打排球，黄大琳就必定是第一个热心观众。当易漱瑜疲劳或有苦闷时，黄大琳就朗诵唐诗宋词或清歌一曲。两人在一起度过了3年的快乐时光，后来易漱瑜为了与田汉的爱情远赴日本。易漱瑜经常写信给黄大琳，嘱咐她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也应多注意体育锻炼。

至1924年深秋，易漱瑜因病回到长沙后，两人才又相见。此时黄大琳在长沙第一女子师范临近毕业，功课繁多，她依然经常买水果及中药去看望易漱瑜。田汉将妻子送回锅底塘乡下后，黄大琳数次写信及贺卡安慰她，易漱瑜很是感动。她在病危时，回想与黄大琳多年的交往与友谊，深信黄大琳定能代她照顾好田汉，也能胜任稚儿“海男”的新妈妈。易漱瑜对田汉说了心里话：“黄大琳是我的好朋友，我和她数度同学，情如姐妹，你要是能同她结婚，她会照顾好我的孩子。”田汉有些犹豫，但看到妻子眼里充满恳求和希冀，终于答应。
　　1924年腊月二十三日，易漱瑜辞世。黄大琳悲恸不已。

喜结良缘

易漱瑜病故后，田汉念念不忘爱妻的遗愿，他将漱瑜病故前后的情况告诉黄大琳，还把漱瑜的部分遗物及他所作10首悼词相赠，还说大琳写给漱瑜的卡片是漱瑜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文字。数次交流后，黄大琳的形象在田汉的脑海里逐渐清晰明朗，继而成了可以替代爱妻的幻影。田汉的母亲易克勤和表舅蒋寿世通过几次与黄大琳的接触，也对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田汉任教第一师范后，曾与黄大琳有一次长谈，田汉叙述了他与易漱瑜勇往直前、忠实而热烈的爱情生活，黄大琳听后很是感动，对田汉文学戏剧方面的抱负亦极为折服。此后，黄大琳主动与田汉交往，并买来食品、玩具给易漱瑜的儿子海男，还经常抱海男外出散步。然而当两人恋爱的消息被第一师范的师生知道后，却招来许多非议。
　　1926年5月，黄大琳与毕业班的其他同学在校长徐特立的安排下赴江浙一带参观。临行前她收到田汉送来的一张照片和七律一首：
　　永好何须悲小别，
　　但常写信慰相思。
　　身虽属我难同走，
　　心自随君任所之。
　　车上舟中宜卫体，
　　山头湖畔好寻诗。
　　故交若问年来事，
　　为道沉雄胜昔时。
　　黄大琳阅诗后感慨不已。自江浙回到长沙后，黄大琳在城区第四国民小学任教。7月，田汉决意去上海寻觅新的出路，然此时黄大琳的父亲染病已卧床10余日，黄大琳又怎能忍心抛下相依为命又病重的父亲呢？
　　1926年秋天，黄大琳从城区第四国民小学调到第一师范附小任教。寒假，黄大琳又收到田汉盼望她早日去上海与其完婚的信函。因父亲已痊愈数月，黄大琳决定启程去上海。
　　黄大琳的父亲曾在湘省议会做事，后来跟随宋教仁从事民主革命。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害时，黄大琳的父亲就在宋教仁的身旁，遭此刺激后其父遂辞工返家，因而当时黄大琳家经济有些拮据，作为嫁妆的200元大洋还是黄大琳的叔父黄衍钧代为筹措的。黄大琳的舅妈、表妹一直护送她到上海法租界蒲石路渔阳里6号田汉的家。次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在爆竹声中，田汉与黄大琳举行了婚礼。当时，欧阳予倩夫妇、吴家瑾夫妇、唐槐秋、郁达夫、徐悲鸿等文化名人皆来祝贺。
　　婚后的生活紧张而忙碌，对烹调陌生的黄大琳买来相关的书籍，现学现用。田汉热情豪爽，常留挚友在家小酌，畅谈戏剧。稍有闲暇，黄大琳还要速记田汉突发灵感所口述的剧本草稿。那时田汉的经济并不宽裕，为了日常开支和偿还借款，黄大琳典当了心爱的皮衣和金银手饰，就连舅妈、叔父给她的私房钱也拿来贴补了家用。

缘分已尽

就在黄大琳与田汉婚后第四个月的一天下午，南洋老师林维中来到渔阳路，黄大琳以为是田汉新结识的朋友，赶紧请坐、上茶，又去街上买水果，然而当她回家时，田汉已陪林维中去苏州等地旅游去了。
　　林维中1925年在印尼教书时，从《南国特刊》中读到了田汉的散文，她被田汉怀念爱妻的真情及文采所感染，在写给田汉的信中表白了对他的爱慕之情。林维中与田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同时还数次汇款资助田汉的戏剧事业。
　　田汉在1934年撰写的话剧《回春之曲》中所塑造的“梅娘”就是以林维中为原型的。
　　1928年寒假，林维中从南洋来上海与田汉相见。林维中要求田汉与她同去南洋，田汉婉言拒绝了林维中的请求。
　　此时的黄大琳有些惊慌失措，她想暂时离开上海，以平静有些颓唐的心境，于是她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厦门海边。
　　林维中对爱情的执着以及对田汉苦苦支撑的“南国”艺术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使黄大琳认定林维中实是田汉理想中的最佳伴侣。黄大琳回到上海后，心平气和地向田汉提出分手，并希望田汉帮助她赴日本留学。
　　1929年仲冬之际，当黄大琳踏上“长崎丸”海轮时，田汉、洪深、金焰等人来码头送行。
　　1930年寒假，黄大琳回上海探望堂叔黄衍仁。第二天清晨，田汉闻讯后便匆忙赶到黄大琳下榻的大东旅社。黄大琳万万没有料到田汉会来看望她。临别之际，田汉邀请黄大琳一道去家里吃午饭，黄大琳婉辞了，在上海仅仅呆两天后就回转东京。
　　1939年5月，黄大琳养病闲住桂林。那日中午，她与两女友在环湖酒店就餐时，巧遇田汉。黄大琳破例举杯畅饮，田汉也豪放不减当年，纵酒之余，又乘兴在白绫上书七言绝句四首相赠，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十年异地重相见，
　　发半星星酒半醒。
　　各对榕树无一语，
　　小楼春雨正堪听。
　　第二天《救亡日报》将全文刊登，编者施谊还和诗一首：
　　沧桑历尽还相见，
　　剑匣长鸣梦正醒。
　　蒲石豪情犹在目，
　　小楼春雨岂堪听。
　　后来，黄大琳与一位留学生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