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正在从制造业大国向世界制造业强国大步迈进。发展高端制造业，不仅需要高端装备、高端技术，更需要大批高端的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离不开工匠大师的创造创新与奉献贡献。

一. 工匠自古至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社群

工匠，又称匠人，指工人中的手艺人，今称高技能工作者。在科学技术发达以前的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工匠肩负着创造发明、满足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需要的重任。几千年来，木匠、瓦匠、铁匠、石匠、鞋匠等手工匠人和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不可或缺。人们深深感恩这些会创造发明的工匠。在远古虽无明确记载，但却世代加以传说，赞颂不绝。如传说钻木取火是燧人氏发明的，构木为巢是有巢氏发明的，农业是炎帝发明的，故称他为神农氏，医药又是神农氏尝百草发明的，畜牧业是伏羲氏发明的，他又发明了画八卦。特别是把造舟车和弓箭、用玉作兵器、染五色衣裳等发明都归为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功绩。传说轩辕黄帝还让他妻子嫘祖教人们养蚕，命令大臣仓颉创造文字，大挠创造干支，伶伦制作乐器等等。在这些传说中，其发明人和时间虽然实难以置信，但却意味着发明，是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经受时间的考验，保存了下来，代代相传，泽被后世。

上述传说中的发明人，尽管都有着政治、军事等等高贵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地称他们为工匠大师，甚至是伟大的发明家。可见，工匠是自有人类和自有我中华民族之日起，就有了这个不可或缺的社群。时至今日，虽然科学技术早已昌盛，且日新月异，科技队伍与日俱增，不断壮大，但还是少不了工匠。工匠，仍是我们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个社群。

二. 我国自舜帝时就设有“百工”

工匠和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同时走上历史舞台，但是我们对工匠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的意识，却没有那么早，而是比较晚点。据古文献《尚书·尧典》记载：在舜帝（号有虞氏，传说是轩辕黄帝之孙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执政之初，就很关注工匠，为了加强对全国工匠的管理工作，特地设立了“工”、“百工”的专门职务。“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可见，我国工匠历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之久了。

三. “祖师”鲁班是我国古代工匠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鲁班，姓公输名班，春秋时鲁国人，是我国古代工匠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被工匠，特别是建筑工匠尊称为“祖师”。墨子说鲁班“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墨子·鲁问》）。鲁班曾为楚国创造攻打宋国城池的云梯，《墨子·公输篇》具体叙述了墨子制止公输般（《墨子》作盘）帮助楚国攻打宋国的故事。相传他又创造了刨、钻、锯等木工工具和磨粉的硙，所以木工所用的曲尺，就叫“鲁班尺”。

孟子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能规矩，不能成方员。”（《孟子·离娄上》）孟子本意是说，即使有离娄（一名离朱，古代视力最敏锐的人，相传生当黄帝时代，能在百步外看见“秋毫之末”。）那样明敏的视力，公输般那样精巧的手艺，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准确的方形和圆形。孟子传承了孔子“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也强调工具的重要性，要求把高超的手艺与良好的工具二者结合起来。所说“公输子之巧”，也就明确肯定了鲁班是一位杰出的能工巧匠。

《汉书·序传上》：“班输确巧于斧斤”。汉赵岐注：“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或以为鲁昭公之子。”一说鲁班、公输班系二人，皆有巧艺。

以鲁班为代表的杰出工匠在我国历史上代有其人，而且新人辈出，后来居上，一代胜过一代，业绩平凡而伟大，泽被世人，影响深远。

四.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与工匠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贡献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造纸术的发明人是东汉蔡伦（公元？—121年），字敬仲。他身为宦官，任尚方令，负责制造宝剑和其它器械。实际上，他就是工匠的管理者“百工”，甚至他本身又是一位工匠、一位能工巧匠。他爱读书，因而切身体会到写书的竹简和缣帛这两种载体，用起来很不方便，很想能找到新的理想的代替品。于是，他深入民间，特别对民间关于丝绵纸的制造进行调查研究，又和他领导的工匠团队一起不断进行试验。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他在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终于用麻头、破衣、树皮、废鱼网等作为原料，创造性地制造出一种既轻便、又经济的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张。蔡伦总结出一套完整的造纸方法，为造纸事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受欢迎，人们异口同声称之为“蔡侯纸”！蔡伦造纸法大约在公元3至4世纪时，传到了日本。唐代中期，传遍亚洲。随后，经阿拉伯诸国传到欧洲和美洲，贡献给了全世界。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人和发明的时间，就没有造纸术的明确。之所以难以说清，是因为历史久远，时代不同。古代的发明成果没有专利法予以保护，而是在日用中，为适用日常的生活与生产所需，由不自觉到自觉，众人一起用心出力，从设计到实验，从改进到发明，日积月累探索积淀而成，所以就无法能讲清楚那种发明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搞定的。但是，毫无疑问，古代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与广大群众的践行很有关系，所以长期以来就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说是我国古代工匠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其中的能工巧匠和工匠大师，更是发明创造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参与所有的创造发明过程中，特别是创造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过程中，无不进行了忘我投入，无私奉谢，学道得道，传承发展，硕果累累，为民族争光，为世人贡献，永远彪炳千古！

五. 工匠成功的四个原因和四种精神

回顾我国古代工匠历史，可以看出其成功既有社会发展的因素，更有工匠们热爱生活、不断探索和坚守的原因。这是一种在长期践行中逐步形成的精神财富。工匠成功的原因及其精神，无疑是很丰富的。我们以为其最主要的，就是以下四点：

第一，爱岗与敬业。社会由于分工而行成了不同行业，人们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特长选定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虽然绝大多数的行业都是很普通的岗位。但是，行行都可出状元，行行都有远大前途。从业者心怀敬畏之心，视职业为生命，把工作当修行，心无旁骛，从容淡泊，精益求精，匠心不改，在一个细分产品上不断积累优势，必将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头羊”。民间“艺痴者技必良”的说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说的就是干事要严肃认真、专心致志、恭敬谦逊。成功的工匠，就是实事求是，既干之则安之，干一行爱一行，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自始至终，一以贯之，“自强不息”（《周易·乾卦》），善于在平凡的工作中干出不平凡的伟大的事业。

第二，爱国与为民。人们从事普普通通的工作，获得一定的报酬，往往是为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以回报家庭和社会，习惯于做好重复劳动，满足于完成任务，只图过过普普通通的生活。而杰出的工匠、工匠大师在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志存高远，有抱负、有雄心，“厚德载物”（《周易·坤卦》），立志要为祖国争光，要为人民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他们和普通劳动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大情怀、大格局、大担当上，也因此，方才在本行业和领域担大任、干大事、成大器、立大功。

第三，传承与创新。杰出的工匠、工匠大师，强调执着、坚持、专注，既善于虚心向自己的师傅学习，学遍前贤与时贤的优点和长处，又富有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活力。他们绝不因循守旧、拘泥一格，不满足于历史上和当下已达到的高度，而要超越前人与时人。他们敢想，想前人和时人所不敢想的；敢干，干前人和时人所不敢干的。他们勇攀高峰，善于转化与创新，后来居上，创造新记录。他们甚至于还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超越自我，以永不枯竭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新的目标和理想，不断地筑梦又圆梦。事实上，古往今来，热衷于创新和发明的工匠们一直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四，学道与弘道。工匠对工程技术掌握的熟练程度不同，决定了其业务水平和贡献也就有所不同。特别是如果能够超越己有的最高水平，创造出前无古人的新水平，就会出现举世无双的奇迹。这种远非一般的、极其特殊的、绝顶的技术，往往还是难以用言语表达清楚的，因而也是难以言传的。但它确是心领神会的，得心应手的，能产生奇特的惊人的效果的。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自古就用“匠心”来形容做事的高妙境界，有“技进乎道”的文化源流。我们这里就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去称谓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所以，学“道”，得“道”，弘“道”，成了我国工匠，特别是那些杰出的工匠、工匠大师，自古至今不懈追求的最大的价值、伟大的理想与崇高的精神境界。

当今的工匠，例如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国工匠》专栏，所讲述的胡双钱、宁允展、张冬伟、管延安、顾秋亮、高凤林、周东红、孟剑锋八位杰出的工匠大师们成功的原因和精神，就与他们高度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爱国”、“敬业”、“富强”的几个核心价值观密切不可分。他们极其自觉地热爱祖国，高度敬业，为祖国富强进行着忘我的奋斗，不断超越他人和自我，做出一个又一个更新的更大的贡献。

六. “道”是工匠精神之最高境界

   “道”，何以能成为杰出的工匠、工匠大师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呢？

   庄子在著名的“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里，借主角庖丁之口说出了这个大道理。庖丁是替文惠君宰牛的一位屠夫。这位庖丁师傅宰牛时，手所触及的，肩所倚重的，足所踩到的，膝所抵住的，划然响声，进刀割解发出哗啦的响声，没有不合于音节；既合于《桑林》乐章的舞步，又合于《经首》乐章的韻律。简直是就像在唱歌跳舞，在进行精彩的表演！

文惠君看了很欣赏，就很感慨地说：“啊！好极了！”并且问道：“你的技术怎能到达如此这般好的地步呢？”

庖丁放下屠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过技术了。”这是说，他庖丁解牛时用的并非只是一般所谓的“技术”，而是超过技术的“道”。啊！原来“道”与“技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这“道”又是什么呢？

庖丁解释说：“我开始宰牛的时候，所见不过是浑沦一牛。三年以后，就未嘗看见浑沦的整头牛了。到了现在，我只用心神来领会而不用眼睛去观看，眼睛看的作用停止了，而只是心神在运用。我的心神指使我顺着牛身上自然的纹理，劈开筋肉的间隙，导向骨節的空隙，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去用刀，于是所有经络相连的地方都没有一点妨碍，更何况那些大骨头呢！”而“那些好的厨子一年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割筋肉；普通的厨子一个月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砍骨头。”但是，“现在我这把刀已经用过十九年了，所解的牛有几千头了，可是刀口还是像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锋利。因为牛骨節是有间隙的，而刀刃是没有厚度的，我就善于以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间隙的骨節，当然是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还是像新磨的一样。虽然这样，可是每每遇到筋骨盘结的地方，我知道不容易下手，就特别小心谨慎，眼神专注，手脚放缓，刀子微微一动，牛就哗啦解体了，如同泥土溃散落地一般，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呢！这时，我提刀站立，张望四方，感到心满意足，把刀子揩干净收藏起来。”（请详见《庄子·养生主》）

庖丁讲了三种解牛的情况：1.普通的厨子一个月换一把刀；2.好的厨子一年换一把刀；3.他自己的这把刀用了十九年还是像新磨的一样。前两种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还是“技术”，而他自己则已经超过技术了，是“道”。这“道”，则是“他所爱好的”，是他所竭力追求的、终于得到的最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最崇高的精神境界！

七. “道”成为工匠精神之最高境界之缘由 

为什么“道”，能成为工匠最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呢？

“道”，本义就是人走的道路。但后来把它引申为规律、原理、准则和宇宙的本原。最早是春秋时郑国的子产（约前580—前522）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把“道”作为天体运行的规律，又作为做人的最高准则，并主张二者一远一近，是不相关的，如何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用以反对当时的迷信。

老子，春秋末期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原、产生、变化及其规律。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道”成了产生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母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

庄子（约前369—前286）是道家学派又一创始人。传承并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思想。他认为世界最高的本体“道”的存在，并不是以别的事物的存在为条件，而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这“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在最大的极限之上不为高，在天地四方、上下之下不为深。并且这“道”又能生万物，“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能使鬼和上帝变得神灵，能产生天和地以及万物。

韩非子（约前280—233）战国末年人。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这是说，“道”是万物所以然的总规律，又是万物之理的总依据。

金岳霖（1806—1984）认为每一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的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现在世界的三个大文化区印度、希腊和中国都是如此的。具体到中国，他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金岳霖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这就告诉我们“道”之所以“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就因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最根本的原则。所以，“中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

清代魏源（1794—1857年）提出“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意思是，当某项技艺达到巅峰后，再进一步便接触到了“道”，即天地规律。魏源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提倡“亲历诸身”和“验诸实事”，强调后天努力和实践积累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通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琢磨、感悟而获得的精湛技艺，就是“道”。

可见，“道”是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原理、准则和本原，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道”，也是工匠，特别是杰出工匠和工匠大师的最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最崇高的精神境界。

八. “道”是不可言说的极其出色的技巧 

老子又认为“道”本身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这是说，这“道”是永恒存在而又不能直接感知。还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把“道”分为“常道”和“非常道”两种。对于“非常道”，是可以言说的；对于“常道”，就不可以言说了。

庄子也认为这“道”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夫道有情有信”，但又是“无为无形”，也就是说单凭感官是不能把握的，“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因为这“道”是“有情有信”的，所以可以领会；但又是“无为无形”的，所以不能手授，也不能目见。

   所以，杰出工匠和工匠大师千辛万苦所得到的“道”，自己用起来也能得心应手，但并非是都能说得出来，而是难以言传，教不了别人。

   庄子在著名的“桓公和轮匠”的寓言故事里，借主角轮匠扁之口说出了这个大道理。扁是替齐桓公做车轮的一位木工大师。他说，我斫车轮，确实感觉到轮孔做得宽就松滑而不坚固，做得紧就滞涩而难入。但是，我却能做到不松不紧，恰到好处。因为，我已经能心领神会到存在其间的奧妙的‘道’。所以，我就能得心应手地做好。但是，我口里却说不出来这奧妙的‘道’。由于我不能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就不能继承我，所以我七十岁了已经很老了却还在斫轮，停不下来，不干还不行，还得干下去。（请详见《庄子·天道》）

   可见，杰出工匠和工匠大师所说的“道”，其内容很丰富，主要之点有四：

1.“道”并不是一般的技巧，而是不可言说的极其出色的技巧。

2.“道”虽是不可言说的技巧，但存在于自然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性及其规律，具有客观性。这就意味着它是可知的。

3.“道”虽是可知的，但却是无法通过言传，说不出来，而只能通过“心领神会”默认到、并能“得心用手”地于以践行。

4.“道”这种不可言说而又极其出色的技巧，应成为杰出工匠和工匠大师的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价值以及最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应为之进行极其艰苦的甚至是忘我的奋斗，以圆其梦，实现奇迹。

这里提一个问题：庖丁解牛所依靠的不是一般的技术，而是“道”。并且，庖丁对自己所得和所用的“道”，并非不可言传，而是可以说出来的，别人也是可以听清楚的。而轮扁的“道”，却是不可言传的。这两个故事都是庄子同一个人讲的。可见，“道”可不可言传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九. 新时代需要大力弘扬以“道”为主要特质的工匠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迈进，迫切需要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更为重要的是，“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为新时代发展工匠事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新时代如何弘扬工匠精神？

党和国家已经把弘扬工匠精神列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一环，社会各界也要像重视优秀企业家那样重视“大国工匠”，在优化工匠大师的孕育土壤上下功夫。要为工匠们打造更有尊严、更有体面、更有价值的舞台，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崇尚“工匠精神”的氛围。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界，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要把弘扬工匠精神列入其中。因为工匠大师身上的家国情怀、聪明才智、敬业勤勉和无私奉献，正是工匠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在任何时候都是鼓舞人们向上向善、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要在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激励保障体系上下功夫，推行国家工匠技能等级认证制度，使认真、敬业、执着、创新成为更多人的职业追求。再次，要改革教育制度，让职业技术教育在国家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让工程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有更大的份量。鼓励职业院校加大对工匠精神的研究和实践，同时改革教学模式，提倡采取“心传身授”的默会教学方式，把“学道”、“悟道”、“弘道”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磨炼技艺，并不断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引领学生体验并形成工匠精神。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篇题为《小泥工遇到了大时代》的新闻报道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名95后的砌筑工，来自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该报道引发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年轻的“小泥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更因为这则报道展现出的标志性时代意义。从世界工业发展史看，但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大国。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迈入新时代，这也必将是一个培养、造就“大国工匠”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