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低微，幼时贫穷，家里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也叫朱重八，由于家里贫困无法读书，从小就给村里的地主放牛为生。1344年（元至正四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至正十六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在元末社会大动荡和群雄激烈的角逐中，朱元璋能够出类拔萃，推翻元朝，实现一统，主要离不开这四点：

第一，韬光养晦缓称王

朱元璋初起之时，先活动于淮西一带，进而渡江，以应天为中心，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北有韩林儿，避开了元朝的主力。

当时承担与元朝主力作战的是韩林儿。韩林儿虽然最终失败但他耗尽了元朝的元气，以致朱元璋后来北伐势如破竹。查继佐曾论:“嗟乎!当日孤壁太平，以宋呼吸故坚，人知之矣。乃宋之疲元力，而预为明地者，人未之知也。不然，以毛贵、田丰、关先生、李武等大小数百战一一而明身试之，即太祖自饶胜略，顾宁不百难且后时哉！”可见朱元璋在羽毛未丰满时依附于龙凤政权实为明智之举。另外，依附韩林儿也有韬光晦迹的作用。在群雄中，朱元璋称帝最晚，从而缩小了自己的目标，避免成为众矢之的。结果最晚称帝者恰恰是最终成就帝业的人。

第二，注重军队建设

朱元璋从南略定远开始，不断收编地方武装，以后随着势力的壮大，军队成员也趋复杂。

他每收编一支队伍后，总要认真整顿,严加训练。他曾对收编入伍的将士说:“尔众初非不多，一旦为我所有，何也？盖将无纪律，士不素练故尔。今练习尔等，欲令知纪律也。宜共戮力，以建功业。”因此朱元璋的军队不是乌合之众，与元朝军队和各割据武装相比较，是一支守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胡大海曾说:“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这也是朱元璋队伍得民心之所在。

第三，非凡军事才能

首先表现在善于运用战争动员的手段。战争动员是战争中的重要一环。每次征战前朱元璋都要对领兵将领进行动员，明确目标，交代任务，说明步骤,鼓舞士气，申明纪律。同时也解答将领疑虑，统一认识。发布檄文是战争动员的另一种方式，如讨伐张士诚则发布《平周榜》，进攻大都则发布《谕中原檄》，都是大手笔。檄文发布往往有一种先声夺人之势，既可壮大自己队伍的士气，又可使敌军气馁，闻风丧胆。檄文总要宣示战争的动因，表明自己是吊民伐罪之师，从而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

其次是战略思想有独特之处。传统兵法是远交近攻，打弱避强。朱元璋在对待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略上，则从二人的实际出发，先战远方强大之敌，再打近处弱小之师，结果收到良好的效果。又如善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时，最担心的是元朝军队南下，腹背受敌，为此他不断利用元朝内部矛盾与扩廓帖木儿通好，这样张士诚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四，重视战时经济

元末战争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农村劳动力缺乏，粮食供应不足，加上水利失修，到处可见残破景象。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军事较量，最终也反映在经济实力的较量上。最初，朱元璋军队出征时，军士概不支粮，而是进入敌境听从“捎粮”。捎粮也叫“寨粮”，就是由当地百姓缴纳粮草。这种筹集粮草的办法一是害民，二是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

下集庆后，朱元璋推行“广积粮”的措施。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设营田司，两年后又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营田司除负责修堤防管水利外，主要任务是带领各地戍守将领开荒屯田。同时又鼓励农民各还乡土，进行耕桑。这些措施收到良好效果，因此在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就下令废除“寨粮”。到至正二十三年，康茂才所管屯田,“所存得谷一万五千石，以给军饷，尚存七千石。吴元年(1367年)，又设立司农司，专管屯田事务。这也是朱元璋较其他割据势力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