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谢希德(中)接受香港科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90年，谢希德(左)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
1982年，谢希德在复旦大学物理楼办公室
【开栏的话】
谢希德、盛金章、王希季、文圣常……他们都是1921年出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兴国，他们以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表达着对党和国家最深沉的爱。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报特别推出“科学人生·百年征程”栏目，带读者走近10位与党同龄的院士，讲述他们求真求实、科技报国的感人故事，展现他们开拓进取、潜心研究的科学精神，以期从中获得智慧和启迪。
在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校园里，谢希德的塑像被摆放在显著位置，对其介绍内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等。但对于更多的年轻学子来说，谢希德只是一个名字。
今年3月19日是谢希德诞辰100周年，复旦大学原创大师剧《谢希德》连续上演，又重新将这位“大师”拉回了大众视野。
谢希德犹如一位“斗士”，于满身病痛中为中国科研、教育事业奋斗数十载。17岁时，她被诊断为骨关节结核，从此落下残疾；37岁时，她因肾结石而动手术；39岁时，她被诊断为植物性神经早搏；从45岁开始，她又与乳腺癌大战三个回合……但这些灾难并没有吓倒谢希德，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59岁时，她毅然站上象征中国学术之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62岁时，她成为新中国高校第一位女校长；67岁时，她又从政，当选上海市政协主席。
这位和中国共产党同岁的“斗士”谢希德，一生心怀祖国，靠的是不懈奋斗。
涉险归国攻学术
1947年，谢希德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49年10月1日，正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的谢希德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振奋不已。那一年，她28岁。
然而，谢希德迫切回国的想法因抗美援朝战争不得已而暂时搁置。那一特殊时期，理工科中国留学生难以离开美国，她又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但她一心“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想法不但没有变过，还更加浓烈。
于是，谢希德同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未婚夫曹天钦商量，先借机到英国成婚，再想办法回国。
1952年，谢希德终于如愿。她和新婚丈夫涉险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原计划被分配到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任教，后来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执教。那时，新中国学习前苏联的教学体系，谢希德不得不承担极其繁重的教学任务。从1952年到1956年，她先后主讲六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且都编写了教材和讲义。
83岁的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叶令也表示，他们不仅拿这些书当教材，到了科研工作中也经常翻阅。
1956年5月，也就是谢希德35岁的那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国家提出发展半导体技术，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5所高校相关师生召集到北京大学，开办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培训班由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黄昆担任主任，谢希德担任副主任。
从此，她与我国另一位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黄昆有了更多的交集。
1958年秋天，谢希德与黄昆合编的《半导体物理》问世，这是我国半导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著；1992年，她与黄昆联名建议在我国开展固体能谱研究；1986年，她与黄昆组成筹备班子，把半导体物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会议“请”到中国，这个历来由欧美唱主角的国际会议首次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召开……
就在开展固体能谱研究这段时间，谢希德被诊断出乳腺癌，但她并没有停止思考和开拓新领域。
逐渐地，她发现，固体物理、材料科学和量子化学之间正在形成新的交叉科学即表面科学，其基础是表面物理。为此，她作了广泛和详实的调研，并在1977年底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发出在我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并实践之。
“回头来看，当初选择发展表面物理，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谢希德学生、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原主任侯晓远教授解释道，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表面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作用也日益重要。
谢希德一直都在扮演所在学科开拓者的角色。“对于科学领域的前沿方向，谢先生总是把握得很准。”叶令说。
1980年，谢希德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巴丁教授率团访华。他回国后称赞说：“在中国科学界中，谢希德教授是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执掌高校育人才
1958年，谢希德完成培训班任务后又回到复旦大学，重新组织力量，建设半导体物理学科。很短的时间内，复旦大学在原有物理系和物理二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八个研究室。叶令正是这个阶段被抽调至谢希德手下工作，她记得，谢希德作为学科带头人，每天忙于筹建新专业、组建新团队，工作节奏非常紧张。
她还于1958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谢希德精心指导和组织下，坚持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并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3年，谢希德正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不少目光投向了新中国高校第一位女校长。期间，谢希德高瞻远瞩、大胆开拓。
在先后担任复旦副校长、正校长的10年间，她力排众议，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苏联模式”，增设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几个学院，将复旦大学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她抓教师队伍建设，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促进青年教师拔尖；她注意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指导作用，推行导师制，聘任知名教师对学生实行“一对一、一对多”培养；她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沟通校内各方面情况，使存在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她强调教育要实现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即使担任校长，谢希德也始终坚持在教学育人的一线。
谢希德对于学生学业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她曾创造了复旦大学教学史上的一个记录。1982年春，侯晓远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修读谢希德开设的“群论”课程，期末考试时就“遭遇”了谢希德命制的高难度试卷。
“那次考试从上午一直考到下午，最快交卷的同学也考了六七个小时，最晚交卷的甚至拖过了晚饭饭点。”侯晓远回忆道。
侯晓远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经过自己反复修改和多位老师审阅批改，才提交给导师谢希德。原以为很快就会得到顺利反馈的侯晓远，没想到又经历了两轮修改——谢希德非常仔细，把文章中的错别字、外文人名拼写中的错误、大小写差错都一一圈了出来。
当时的论文全部为手写形式，自认字不够好看的侯晓远在最后一次提交时，专门拜托手写字体美观的朋友帮他誊写了一遍。而谢希德审阅后，在评语中仍然逐一指出抄写过程中的错误，并批注“越抄越错”。这四个字，侯晓远终身难忘。
学业上严格，生活上如慈母。“谢先生工作忙，但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关切。”叶令曾在谢希德推荐下到美国西北大学访学，期间收到家中来信，说谢希德和其秘书曹佩芳专门上门探望。“她对我父亲说，你闺女出去两年，不能在面前侍奉，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1983年毕业留校，恰巧与谢希德毗邻而居。“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天刚朦朦亮，就与老校长同在乌鲁木齐南路校车点等候校车一同上班的情景。”
在车上，教师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谢希德一一记下，与大家深入讨论。“在车上可以听到学校基层的声音，也可以向大家宣传学校的方针政策，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谢希德这样说。
谢希德每年都要为考取“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的学生写推荐信，多年累积由她书写的推荐信达上百封，且推荐信都是由她亲笔书写。
建言献策撒余热
1985年，谢希德意识到中美之间存在许多研究和交流上的缺陷，便有意在复旦大学成立美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为全国高校首创。这一年，她64岁。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谢希德以在美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四处奔波、寻求支持。1995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大楼建成，目前该中心已成为颇具影响和水准的国际研究机构。
谢希德铜像就耸立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大楼前，这是为了纪念谢希德对这一中心及增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沟通作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学界“老人”，谢希德是我国物理学界与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络人”。如谢希德不顾年迈体弱，频繁地率团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特别是自1983年起，她每年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回来后及时向国内同行介绍物理学前沿现状。
根据国家的需要，谢希德还多次应邀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以科学家的身份，向世界介绍中国，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她的足迹遍及美、英、法、德、意、日、俄、波兰、匈牙利、希腊、泰国、委内瑞拉等几十个国家。
1998年，谢希德参加完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后，身感不适。随后，她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但她并没有停止手头上的工作。
住院期间，谢希德唯一的要求是要一部电话，以便连接电脑。因为腿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工作。就在这时，谢希德每天接发很多电子邮件，处理大量事务，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
“你这样不是很累吗？”1999年5月，时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王增藩探望谢希德时问道。
“我这个人知足常乐，能够活到60岁就非常满足了，超过60岁的每分每秒，我都会用来为教育科研事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
谢希德是这么说的，也是真么做的。在她去世前，仍在会见外宾，为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提供办学教育的意见。“需要她的时候，她都会尽力为大家服务。”
2000年3月4日，距离79岁的生日还有半个月，谢希德再也坚持不住了。从此，她离开了深爱的祖国和钟爱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在追悼会上，前往吊唁的人站满了殡仪馆的院子，纷纷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先生已远去，但谢希德的一生，给无数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的精神，传递一种不忘初心、矢志报国、拼搏奋斗、不屈不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