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的暖男】

朱祁镇复辟后，可不止杀了于谦、王文两个，一起被杀的还有景泰朝的司礼监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

除了他们，倒霉的高官还有：

兵部侍郎商辂、王伟被贬为民；

吏部侍郎项文曜充军；

户部尚书陈循充军，萧镃（挂尚书衔）被贬为民；

工部尚书江渊充军；

刑部尚书俞士悦充军。

六部尚书几乎被一扫而空，硕果仅存的那位是礼部尚书胡濙。这位老尚书经历过数朝政治斗争，深知其间厉害。自从当年在殿上喊出一嗓子后，胡濙就明哲保身，极力避免卷入任何涉及皇位纷争的事。

御史钟同当初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曾找胡濙声援，胡濙未置可否，只是嘴里念念有词：作死，作死。后来钟同果然死了。

据称胡濙在夺门之变发生前已知道内幕，却以年老为由拒绝参与，不过他也没有告发，再次平静地接受了改朝换代的事实。

凭着在朱家兄弟两人之间相对超然的态度，胡濙没有被追究，他也不失时机提出告老还乡，并顺便辞去了景泰帝赐给他的“少傅”、“太子太师”头衔。

朱祁镇没有难为胡濙的理由，还表扬他“宅心允臧、处事谨慎”，友好地允许他退休。胡濙成了个不大不小的政坛奇迹，他安然渡过近六十年间种种血雨腥风，成为历仕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朝的七朝传奇老臣。

天顺七年八月，胡濙在老家常州安然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胡濙只有一个，朱祁镇不会放过当年那些拒他于千里之外的武将。

景泰年间，郭登在大同干得很不错。除了御敌有方，他还善于练兵，在他任内，大同从一座残破的军镇成为拥有精兵数万，战马一万五千匹的塞外巨镇。

虽然在景泰朝屡获重用，但由于在土木之变后几次没给大同城下叫门的朱祁镇好脸色看，郭登因此不被英宗所容。朱祁镇与郭登还是儿女亲家，想到这点，他更加生气，亲自下诏申斥：“原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先是被调任南京，随后又被弹劾，去其爵位降为都督佥事，贬往甘肃立功赎罪。

好在朱见深即位后恢复了郭登的爵位，提升他为甘肃总兵官，不久又下旨将郭登调回京城，命郭登为十二营团提督，负责禁军训练。

成化八年（1472年），郭登病逝于京城，得到厚葬。

郭登运气已经是相当好了，当初在北京城下大战瓦剌的，还有一员名将范广，他和全家的结局都非常悲惨。

范广精于骑射，骁勇绝伦，于谦安排他充任石亨副将，从北京一路追杀瓦剌到紫荆关，立下汗马功劳。此后他仍然协助石亨提督团营兵马。但因为与石亨不和，朱祁镇复辟后，他遭到诬陷，党附于谦、谋立外藩。

范广的结局非常悲惨，除他本人被抄家处死，儿子贬戍广西外，妻女、宅第都被赏给蒙古降人（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赐降丁）。

一个为国抵抗蒙古入侵的优秀将领，最后家眷却被赏给蒙古人，这实在是个讽刺。后人为他鸣不平：孙镗、范广善战略相等，而广以冤死。所遇有幸有不幸，相去岂不远哉！

北京保卫战中闪耀一时的将星还有杨洪。

深知“盈满为惧”的杨洪，总应该有个好结局了吧？

杨洪在景泰二年已经去世，朱祁钰追赠他的颍国公爵位和武襄谥号，朱祁镇确实没动。

逃得了父亲逃不了儿子，朱祁镇把旧账算在杨洪之子杨俊头上。杨俊被加上坐视皇帝被俘不救，及党附于谦等罪名，夺爵弃市。杨俊之子杨珍也受牵连被流放广西，直到宪宗即位后才被召还。

杨俊被杀还有个民间传说，据说他被斩首后，有位风尘女子，也是杨俊的红颜知己高娃。不顾执行官的威胁，大喊“屈杀忠良也”，她伏身用嘴舔干杨俊颈上鲜血，用针缝合尸体，然后拔刀自刎。这段故事在民间流传，后被称作明朝版的“小凤仙和蔡锷”。

对当年得罪他的外臣，朱祁镇毫不客气，对朱祁钰的后宫，朱祁镇也谈不上仁慈。

朱祁钰元配皇后汪氏，刚毅偏执，心怀仁德。在朱祁镇被幽禁南宫时，她时常安慰皇嫂（朱祁镇的妻子钱氏），在朱祁钰欲改立太子时，汪皇后竭力反对，付出了皇后之位被废的代价。

朱祁镇有这样一个一直向着他的弟妹是种幸运，可他对汪氏的报答却令人心寒。

复辟后，汪氏恢复了郕王妃的称号，从宫中迁到郕王府。在钱皇后的照顾下，得以将私产和服侍她的宫女太监带出宫中。

事情到这里还算和气，可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朱祁镇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一件玉玲珑腰带，命宦官查找，答复说被汪氏拿去了。

皇宫大内珍宝不计其数，一个没啥特殊意义的玉玲珑，按说拿去就拿去了，然而朱祁镇却不依不饶叫人去拿回来。

汪氏直接就炸了，她发怒道：“我夫君当了七年天子，难道不能拥有这区区几片玉么？”说罢直接把玉玲珑丢进了井里，坚决不还。

此话传到朱祁镇耳中，大怒，命人没收了她从皇宫带走的全部财物。

汪氏的命运在明宪宗即位后才得到好转，朱见深知道汪氏当年支持继续以他为太子，因而对她相当孝敬。汪氏后来活到了80高龄，以妃嫔之礼与朱祁钰合葬于金山景泰陵，正德二年，明武宗上尊谥曰贞惠安和景皇后。

朱祁镇曾经是个暖男，在他第一次执政时，搞出了土木堡这样的奇耻大辱，但考虑到他还年轻，只要好好学习，改正错误，事业还是有翻盘机会的。

第二次执政后，他身上曾让人温暖的特质也逐渐消失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件事，另一件事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冷酷。

在蒙古当俘虏时，袁彬和哈铭是朱祁镇最亲近的人，袁彬生命受到威胁时，朱祁镇还不顾形象哭求也先放人，表现出对袁彬的深厚感情。

等他再次大权在握后，一度知恩图报，给了袁彬很多优待，还时常召他进宫宴请。谈论当年患难时事，君臣欢洽如故。

可惜，蒙难皇帝和护驾忠臣终得圆满的故事，只能存在于童话中。曹石之变后，朱祁镇与袁彬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朱祁镇经历了几次生死考验，成为人质的失败经历让他不信任大臣。两次险些命丧太监之手，现在他也不信任宦官，只有特务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逯杲死后，朱祁镇任命袁彬执掌锦衣卫，希望这个他信任的生死之交，能成为他新的耳目和鹰犬。

袁彬不同于逯杲，当年他舍命护主，并不是知道那个俘虏能重登大宝，纯粹是他认为那是正确的事情。袁彬不要什么功名，他要的是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统领锦衣卫可以，要我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脏活，我干不来。

生死之交变得不听话了，袁彬在朱祁镇心中分数直线下降，他又召来了门达。

门达长期被部下逯杲压制得很郁闷，按照逯杲的受宠程度，门达很快就要成为逯杲下属。幸好逯杲的脑袋被曹钦砍下来当球踢了，任务又回到了门达身上。

门达曾经也算是个正直的官员，但有了逯杲和袁彬的正反示范，门达立即决定投入朱祁镇的怀抱，他决心干得比逯杲更出色。

权臣石亨、曹吉祥被消灭，朝廷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权臣，而且是朱祁镇亲自扶持的。

在门达手下，北镇抚司的恐怖名声又回来了。他把锦衣卫特务分散到四方，以至于含冤下狱者不计其数，造成狱舍紧张。大臣们被门达搅得日夜惴惴不安，纷纷向他行贿以求自保，但也有不肯向门达低头的，袁彬就是一个。

对于袁彬这种无声的挑衅，门达很是愤怒，而且袁彬还是锦衣卫指挥使，是他名义上的上级。不扳倒袁彬，他怎么甘心？

袁彬毕竟救过皇上的命，能不能动他，门达想了一招投石问路。

天顺七年四月，门达手下特务打听到一件事，袁彬的岳父之一（某个妾室的父亲）搞了点诈骗活动。门达大喜，他把这点屁大的小事汇报给朱祁镇，流露出的意思很清楚：是不是可以动一动袁彬？

门达正红得发紫，朱祁镇很想答应他。想到门达的手段他又有点犹豫，于是回答了这样一句话：任汝径治，但以活袁彬还我。

——随便你怎么整，只要不把袁彬弄死。

我只想说，当初袁彬护驾时，咋不对瓦剌兵说上这么一句呢：随便你们怎么整，只要不把太上皇弄死。

门达领会精神，将袁彬下狱一顿暴打。随后为他在监狱特设了一个包厢，这个小房间冬寒夏热，墙壁厚重无比，无论如何喊叫，声音都无法传出。

门达的手下精通刑罚，让袁彬在狱中受遍酷刑又不致死亡。袁彬的夫人前来探监也不许入内，只在隔日被审讯时，跪在堂下三米多远的地方，大致望几眼，这之后就再也不准探访。

袁彬已经六十四岁了，他不相信这是皇上的意思。当年那个把脚伸到他怀里取暖，在他将被喜宁杀死时，为他痛哭求情的年轻人，怎么会变得如此冷酷呢？

就算皇上对自己有不满，也犯不着让门达如此折磨他呀，袁彬只求能再见一眼皇上，那样他才能死得甘心。

门达看到朱祁镇毫无表示，便变本加厉，给袁彬扣上了受贿请托、党附曹石、私建住宅、夺人女子等等罪名，判处袁彬死刑。

总算朱祁镇兑现了他的话，没有批准执行，改为免死流放。

门达也没猖狂多久，几年后朱祁镇驾崩，失去靠山的门达立即被弹劾下狱，没收家产，儿子、从子、女婿等都被谪戍。门达本人发配广西充军，没多久便死在了当地。

门达也曾是个有为官员，最后落得个死后列入《佞幸传》，遗臭万年的下场。那些风光一时，最后身败名裂的人，大多熟读历史，却总以为自己能成为例外，却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挑战人性。

反倒是袁彬时来运转，成化年间他被召回，重新执掌锦衣卫。朱祁镇复位后短短几年，锦衣卫被先后被逯杲、门达搞得声名狼藉，天下苦之，而在袁彬治下，锦衣卫恢复了尽忠职守。

袁彬在被流放期间，开始回忆和整理当年和朱祁镇的点滴，将他们在瓦剌时的经历写成《北征事迹》，是后世研究这段重要历史的第一手史料。行文字里行间，并没有丝毫的怨愤，反而带着怜悯和温情。或许也只有沉浸于这种回忆中，他才能真切感觉到瓦剌时那个寒夜中搂着自己哭泣颤抖的那个年轻人，并不是高举皇座九重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子。

成化年间，袁彬被召回重新执掌锦衣卫。朱祁镇复位后短短几年，锦衣卫被先后被逯杲、门达搞得声名狼藉，天下苦之，在袁彬治下，锦衣卫恢复了尽忠职守。

他确实是个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理应受到尊重。成化十三年（1477年），袁彬以76岁高龄卒于任上，朝廷赐给他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母、妻都诰封为一品夫人，后代世袭锦衣佥事。

【为尊者讳】

天顺元年，朱祁镇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他下诏为王振正名，并开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王振早已尸骨无存，便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

这座寺庙至今犹存。要知道，在京城为一个宦官设祠，在大明历史上绝无仅有，何况还是被定性的王振？

如何解释这件莫名其妙的事，牵扯到一个避讳的概念。

中华民族是个很讲礼仪的民族，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了避讳这样一个词语，来体现儒家的“礼”文化。

字面上，它只是指古人在取名或者说话时，避开能代表尊者的字或号。

比如西方文化儿子叫父亲名字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中国儿子直呼老子名字是要挨大嘴巴子的。

古代避讳要更加厉害，避出了一门学问，总的原则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一般意义上的避讳要容易理解一点，要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尊长和贤者的名讳。好比于谦的儿子向别人介绍自己父亲，他会说“家父讳谦”。如果是徐有贞儿子，他该说“家父上字讳有，下字讳贞”。

再如司马迁父亲叫司马谈，他写《史记》时把所有讳其父的“谈”字都给改了，如赵谈改为赵通等等。

然而避讳绝不止避名字，它的引申意义更厉害。

《春秋》里记录了一件事：鲁僖公28年，天子狩于河阳。

不明白的人，怎么看也不过是周天子去河阳打猎而已。了解背景才能知道，这一年是天下霸主晋文公在河阳召集诸侯会盟。

要是如实记录，就该是晋文公发号施令，天子不敢不去。可是你晋文公再牛也是臣子，天子再弱也是天下共主，这样写下来成何体统，皇家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于是就有了“天子狩于河阳”。天子是在河阳出现了，至于和晋文公有没有关系，我不能说，你自己猜。

事情确实有，记录时要讲究笔法，要有为地位尊崇的人遮掩的觉悟，这叫“为尊者讳”。

朱祁镇的“北狩”也是这个意思，这个梗后来一直玩到清末，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出逃那都不叫逃，叫“狩”。

从朱祁镇为王振招魂这件事，能看到为尊者讳的蛛丝马迹。

让我们重新捋一捋。

传统观点是王振是个奸宦，英宗完全是受了王振的怂恿，才会一意孤行决定亲征。在回军路上，由于王振的瞎指挥，军队没有选择安全的蔚州-紫荆关路线，而是走了宣府-居庸关路线。并且，王振坚持等待后队的千余辆辎重车辆，错误地选择了在没有水源的土木堡扎营，导致明军被包围歼灭。

——十四年秋七月，瓦刺乜先大举入寇，王振挟帝亲征。

——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土木之变，罪魁祸首是王振，英宗负次要责任，这些观点在《明史》《明实录》《明通鉴》以及诸多史料中都可以找到。

再从情理方面考虑一下，朱祁镇亲征时早已不是八九岁的小娃娃，他是个22岁的成年人。正统八年张太皇太后薨逝后他就开始收回权力，已经有了六年亲政经验。

明代制度告诉我们，明代宦官完全不同于唐代宦官可以随意废立天子，他们仅仅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宦官权势再大，也大不过皇帝一句话。王振之后还有很多权宦，最牛的九千岁魏忠贤势力远比王振庞大，也没能在即位不久的崇祯手下撑过一个回合。

说王振蛊惑可以，说他“挟帝亲征”，未免太看得起王振了。

假使王振真如记载所说如此这般，朱祁镇还有必要在复位后如此大动干戈为王振正名吗？

用“为尊者讳”来解释就很清楚了。

王振没有权力，也没有能量挟持朱祁镇，他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这些行动最终还是要皇上拍板。

可是朱祁镇是天子啊，总不能说，都是皇上外行瞎指挥，才导致明军崩溃的吧。

这事太大，已经没法用“天子狩于河阳”之类不清不楚的话掩饰过去了。皇帝出征翻车了，那总要找个事故负责人吧？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王振对皇上很忠心，王振已经死了，大家都恨王振…

为尊者讳——王振，这口锅你不背谁来背！

国家层面上，王振负事故全部责任；私人层面上，朱祁镇对王振是有真感情的，恨不起来。

恰恰是王振帮朱祁镇背了土木堡这口大锅，他心中有所愧疚，才会不惜开祖宗先例为王振设忠祠。

后来的大太监们，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荣宠比之王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考直、瑾、忠贤，皆蒙主眷，而没后追思，惟振一人。）

这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

当然，王公公身为大太监，为皇帝背锅也是其职责所在，想必他也不会有啥抱怨。

历史的评价应该颠倒一下，土木之变，朱祁镇负主要责任，王振负次要责任。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六，朱祁镇驾崩，享年三十七，葬于裕陵，庙号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