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奥兰多·费吉斯是布控织网的大师。他擅长抓住一个巧妙的起点，围绕这个点发散推衍，徐徐层进，步步勾连，逐渐呈现宏阔又细密的全景图像。
《娜塔莎之舞》以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翩翩起舞的场景，引出“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文化”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相遇，一下子就撕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百年创伤。而《创造欧洲人》以作家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与屠格涅夫保持长期亲密关系的歌手和作曲家保琳娜·维亚尔多以及她的丈夫路易·维亚尔多为中心，探索19世纪中下叶“欧洲性”的形成过程。
欧洲性：实际指向主要是“现代性”
所谓欧洲性，费吉斯解释为，“即他们与全欧洲其他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是高于和超越他们各自国籍的。”也就是说，这本书依然探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是整个欧洲。世界近代史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这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过程，不同国家都出现了萌芽，但“现代世界”主要是欧洲意图和行动的产物，诞生于欧洲历史内部那些不断碎化又不断整合的“现代性”因子。该书副标题名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可见，所谓欧洲性，实际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全书的主旨是发掘那些形塑欧洲文化的现代性因子，以及这些散落的因子如何汇融而织就了现代欧洲的社会生活图景。
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三个人为全书的中心呢？首先，说说屠格涅夫。如今，读者通常认为屠格涅夫的文学地位稍逊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在19世纪中下叶，屠格涅夫是当之无愧的“顶流”。1852年，屠格涅夫出版了奠定声望的《猎人笔记》。费吉斯说，《猎人笔记》宣告俄国文学登上欧洲的舞台，屠格涅夫是第一个在欧洲被广泛阅读的俄国作家——他的作品被转译成欧洲多国语言，而屠格涅夫本人在帮助欧洲人增进对俄国作家的了解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吉斯将其比作“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中间人”。费吉斯还突出了屠格涅夫的职业作家身份，作家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稿酬在当时已成潮流，而出版商和作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盗版。为此，他们携手合作，提出了知识产权的新理念。版税法与版税制度的实施，是世界文化史的重大举措。随着国际业务的拓展而纳入了国际法体系，翻译书籍的国际市场为思想共识提供了基础。
然后，说说维亚尔多夫妇。保琳娜出生于巡演歌手家庭，歌艺卓绝，成了备受追捧的偶像明星。路易是当时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学者、剧院经理、活动家、出版商、记者和翻译家。与屠格涅夫一样，维亚尔多夫妇也是重要的文化中介，在欧洲各地推介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帮助这些人为自己的作品建立海外市场。维亚尔多夫妇成功的诀窍主要源于艺术与市场的密切结合，这也是他们备受争议之处——围绕“音乐商业主义”的争论如火如荼。不可否认的是，维亚尔多夫妇确实提升了舒伯特等音乐家的知名度，他们使得古典音乐这种精英生活方式的受众群体扩大化，为市民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流动性：现代性得以诞生其间
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夫妇的交际圈子经常重合，他们出入各种沙龙文艺圈，与他们交往的人们代表了欧洲艺术界、上流社会和政界的名流。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典型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流动性”。这种人际交往的方式，是流动的、易变的，不安定的。流动性，是现代区别于传统的重要特征。流动性，打破了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整个世界是紧密相连的，人们日常使用的东西依靠他人的生产和便利的运输环节来实现。对于流动的市场的依赖，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上的，现代性作为统一化和起统一作用的时代就诞生在其间。传统社会稳固的熟人网络系统，逐渐被物与物的流动网络所取代。所以，现代人常常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是原子化的个体，市民社会的世俗化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以获取财富为目的。
屠格涅夫、维亚尔多夫妇实现流动，需要依靠便利的交通系统，尤以火车为媒介。《创造欧洲人》的落笔，就是从蒸汽火车旅行揭开帷幕的。费吉斯强调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他描述了欧洲各国修建铁路的情况，以及铁路对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的影响。费吉斯说，铁路是工业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它定义了“现代”，将马车运输归于追溯到时间之初的“旧世界”。此外，“在整个欧洲扩展的铁路还为欧洲音乐、文学和艺术的国际流动提供了动力。它们带来了一场文化市场的革命”。火车快速、安全、准时、有规律、风雨无阻，一年四季都能运行。如果没有火车，保琳娜很难在欧洲各地做到便捷的巡演，屠格涅夫也不可能那么经常地往外跑。火车车厢装载大量的出版物发往各地，也带来了无数的旅客——酒店、餐馆、商店和咖啡馆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活画面。
火车和铁路，对于创造“现代世界”的确至关重要。在《制造消费者》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加卢佐说，“强大的铁路交通使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同时得到提升，也改变了人们惯有的空间概念，距离不再是商品流通的障碍。人类也得以摆脱了自然条件的束缚，在物质追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方旅游史：16~21世纪》书中，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瓦耶谈到了火车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旅游，不再是传统的旅行，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偏好。各种旅游指南、旅行文学和介绍异国风土人情的出版物大行其道，出版商和火车站大量出售便宜便携的小开本平装书籍，图书业迎来了一次大的变革，市民阶层和女性的识字率得到普遍的大幅提高。火车旅行与社会文化相辅相成，知识与思想观念的传播范围扩大。
世俗性：欧洲文艺大师光环的背后
这些情形在《创造欧洲人》书中多有描述。费吉斯喜好艺术，这本著作也选择了以文艺家为对象，所以特别侧重对“现代艺术”的观察。李斯特、瓦格纳、柏辽兹、柴可夫斯基、巴尔扎克、歌德、大仲马、左拉、雷诺阿、马奈……陆续亮相。还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并且谈及了奥斯曼和巴黎的城市规划，以及巴黎公社和欧洲革命对艺术的影响等内容。这些散点都被费吉斯用高超的笔法串联在书中，穿插在三位主角的行为轨迹里。书尾注释达到200页，占全书三分之一，可见费吉斯搜集材料、梳理成文的功力。有些细节的突出描写，显示了作者的关怀所在。比如，从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谈及对贵族女子的钢琴教育。费吉斯描述了弹钢琴的身体姿态与仪态要求。然后，他说钢琴为女性生活带来了社会变化——女性曾经是沉默的家庭成员，顺从地在沙龙里做针线活，而现在她们在为家中带来音乐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使我想起娜塔莎的那一曲舞蹈所舞出的新天地。《创造欧洲人》辟有专章讲19世纪俄国文学界和文艺动向，与《娜塔莎之舞》形成共鸣。
在这些文艺现象中，费吉斯格外强调了文艺转向公共职业化的趋势。除了以上已经谈及的，书中还谈及作曲家的音乐出版、印象派画家的崛起等。19世纪的文艺已呈现了一种不断进行革命和发明新形式的现代主义倾向，打破前人的准则并创造出新的文艺模式变得十分重要。文艺家努力通过创作来实现经济独立，通过宣传来散播个人的影响力，通过媒体报道来奠定个人名望。弥漫于20世纪、21世纪的美学现代主义，其发端必须向着费吉斯笔下的时代去追溯。19世纪的文艺家及其作品，经常被捧上了天。而在光环加身的背后，这些文艺家可能比他们愿意承认的更加世俗，更加接近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力。费吉斯向我们显示了他比其他历史学家看得更透的某种东西：欧洲的现代化怎样鼓舞并且控制了它的创造者的灵魂的现代化。
最后，需要提醒一点。《创造欧洲人》的主旨是挖掘欧洲内部的现代因子，书中几乎没有谈及外部世界的影响，比如“中国风”，比如浮世绘，比如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民间艺术等等——它只讲欧洲。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欧洲性”的缔造，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冲撞，离不开世界范围的各区域交流。欧洲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一个。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欧洲在创造我们居于其中的世界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