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3年，“外贸崩盘说”一时甚嚣尘上。

在社交媒体上，大量空置集装箱在各个港口堆积如山的图片迅速传播，配文也骇人听闻：“集装箱堆了足足6层楼”。“2023年春季外贸订单下降40%”、“长三角外贸企业停止招聘”的传言，也在外贸圈刷屏。

然而流言之外，两组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据国新办在3月的介绍，中国在1~2月的出口额达到了34936亿元，甚至还在去年的高基数上增长了0.9%。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数字化外贸则已经率先回暖，1月至今，阿里国际站的海外订单需求同比增长达到30%，进入2、3月甚至更高。

外贸的实际情况，早已牵动社会各界的关注。

社会声音对外贸有着如此的高关注度，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外贸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和其他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的东亚国家相似，中国靠着外贸将自己的人口基数，转化成为了经济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正是长三角、珠三角再到内陆一间间工厂的昼夜兼程，无数工人三班倒的辛劳付出，让中国的工业化得以步入快车道，外贸也真正和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了中国经济向前奔腾的“三驾马车”之一。

从1978年中国首班集装箱货轮，带着162个空箱第一次从上海港抵达澳大利亚之后[7]，不到1代人的时间，中国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和吞吐国，在2022年已经有近3亿个集装箱在中国的港口完成了流转。

无数带有“made in China”印记的外贸货品，已然成为了中国接入世界的紧密纽带。中国外贸产业从起步到腾飞，再到当下，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崎岖的路径。

翻看外贸的过往，总是令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野蛮生命力；这种冲破一切的劲头，往往又来源于中国经济的最根基之处。

曲折中成长

风总是起于青萍之末。90年代，在铁腕遏制通胀、推动分税制改革的同一节点，朱镕基总理还主导了国家的汇率改革。这几乎不亚于一颗核弹爆炸，瞬间引爆了中国外贸向外扩张的脚步。

1993年，仍然需要5.76元人民币才能兑换1美元，到了199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61。不到一年时间，人民币对美元一下贬值了33%。

汇率的大幅贬值，拉动了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更重要的是：中国产品在世界上一下变得便宜了。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自此中国外贸一路狂奔。

但在同一时间，外贸的渠道问题——如何把买家卖家有效连接起来，仍然困扰着外贸的从业者们。

解答这个难题最开始的思路，不免带着一些草莽气息。

1989年，尚未解体的苏联，希望出手一批图-154飞机，但苦于找不到买主。牟其中听闻了这个消息后，凭借灵活身段从中牵线搭桥，安排苏联航空工业部的官员住进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并通过与四川航空洽谈为这批飞机找到了买家。

虽然当时牟其中的公司没有外贸权、航空经营权，甚至也没有足量的现金，但他利用四川本地国营企业的积压货品以物换物，最终成就了“500车皮小商品换回了4架图-154”的传奇故事。

但这样看似不可能的以物换物，只有在渠道稀缺、双方信息差极大的情况之下才能成立，很难再次复制。

尔后解决渠道难题的一个重要答案，是客流如云的广交会。

90年代中期，负责广交会组织的华润集团，已经手握超过5万个港澳客户，以及超过1万5千个外商客户，每次广交会寄出的邀请材料都需要好几辆卡车来拉[1]。广交会无疑是当时最有效的外贸窗口。

广交会见证了太多的重要时刻。1988年，海尔集团在广交会上首次亮相，并展出了亚洲第一台四星级冰箱；1990年，在仅有9平米的摊位上，“美的”展出了自己的风扇和窗式空调。而从1993年开始，广交会有近三千家国内企业亮相[4]。

此后参加国内外的诸多展会，成为了中国外贸企业链接渠道的重要方式。但参加展会始终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以及人力、物力的制约。曾经有外贸商家算过一笔账：4000欧元的机票、30天每天2000元的宾馆房价，外加展位费、装修费，一次展会少说会支出数十万元的成本。

展会固然筛选出了有实力的商家，但也是广大中小企业始终难以忽视的门槛。而在更多时候，参展业务员千里迢迢带回的客户名片，又会被分发给其他业务员跟进，在流程中难免发生效率损耗。

直到跨境电商平台的出现，才让外贸的渠道难题，得到了一个更优的答案。

即时性的跨境电商平台，不仅可以尽量避免时空限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缩减中间渠道——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让供给和需求方更精准地匹配。

从介入外贸开始，跨境电商渗透率一路上升，到2022年已经到了20%左右。在义乌这些外贸产业带，这个数字甚至可能高达60%。

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突飞猛进中，外贸从一叶扁舟也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巨轮”。到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5万亿元。在内需仍然等待释放的当下，外贸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引擎。

新外贸时代

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爆发式增长后，外贸似乎进入了一个盘整期。面对港口堆积的空置集装箱，和放缓的外贸增速，不少声音试图解释这背后的原因。

一种观点将其归因于产业链的外迁。这种说法迎合了对外贸的唱衰心态，实际上可能并不成立。

越南被认为是是产业链外迁的受益者，但它在2023年前两个月的出口货物额预计为494.4亿美元，本身就和中国有着量级上的差距，而-10.4%的增速反而被中国还拉开了差距。

越南为什么下滑得更明显？原因出在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一旦遭遇海外单个品类消费市场的变动，就会直接出现“塌方式”下滑。

而中国产业齐全、覆盖面广，抗风险能力更强，最终就可以“西边不亮东边亮”。

“迁移论”似乎站不住脚，那么另一种观点似乎更有理论依据：北美连续的货币超发引发了通胀，于是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日用消费品的需求，最终外贸也会长期萎靡。

但这种简单的经济模型，恐怕很难完全解释愈发复杂的世界。在过去，这种理论之所以对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典型的通胀案例有效，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非制造业国家，他们的商品供给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对应的需求。于是货币增发引起了商品哄抢，物价失控。

但北美国家（外贸最主要的市场之一）情况不一样，他们可以通过外贸获取足够的商品供应。因此超发的货币，最终会沉淀一些投机项目上（例如股票、房产、比特币），可能最终并不会造成物价太大的波动。

人大教授翟东升曾经描述过这种现象：“就是把这个国家所有的手纸全部印成钱，他们的CPI都不会失控”[6]。

而这是因为没有人会去无意义地囤积生产过剩的手机、服装等日常消费品。所以想解释为何出现大量空置集装箱，恐怕还是要回归到产业周期中。

一方面，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解答，这其实和集装箱的周期紧密相关[3]。仅在2021年，中国就新建了2亿3千万立方米的新增集装箱产量，这个数字足足是2019年的三倍。疫情后空箱回流，国内的堆放成本又很低，最终呈现出大量空箱堆置的场景。

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外贸的长周期。从与海外采购商提出需求开始，再到国内接单、生产和发货、运输，很有可能1~3个月就过去了。也就是说，空置集装箱反映的是疫情和春节前，而非当今的外贸状态。

1~2月海关数据显示，出口其实还微增了0.9%，与所谓的“崩盘”相去甚远。前段时间大举出海抢单的浙江，在生产环节已经明显复苏，3月前半月的用电量环比增长了近30%。

数字化跨境电商平台阿里国际站的商家反馈也在佐证，外贸正在迅速回暖。

生产线位于山东聊城的阿里国际站商家犀牛重工，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市场销售微型挖掘机。从1月以来，犀牛重工已经接到超过1700个订单，组装订单排到了四月份。

在广东佛山，主营扫码器单品的鑫码电子科技，伴随着全球硬件智能化需求的增加，迎来了项目重启及订单涌入。往年平均只会下单数百台的巴西客户，在3月初一次性提出了5000台的需求。

随着接单忙而来的是扩产计划。阿里国际站上的非遗藤编商家“凰图”，将2023年的产值目标已经定在了5000万，比上一年增加了60%，新投资的无尘车间也将于三、四月份投入使用。

众多数据都在佐证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在生产逐渐恢复之后，中国外贸产业依旧是世界经济中不可取代的一环，并且正日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果将视野越过港口空箱、宏观数据以及跨境电商订单，在这些纷扰的数据变动背后，翻看外贸一路走来的历史，人们可能会发现：中国外贸的基本面，已经在数字化的洪流里悄然变化。

数字化机遇期还能有多久？

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主营工业机械以及工程机械的欧佩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给业务员开出了双倍工资；而这是为了让业务员尽快返岗。公司的国际站运营和美工设计，在春节仍然在线打卡上班，过年上新了145款新品组合。

在安徽合肥，阿里国际站新能源商家昇维科技几乎同样忙碌。昇维科技主要生产的屋顶光伏储能家用和商用发电设备，在这几年踩上了新能源的风口，订单几乎如雪片般飞来。

光是在春节期间，昇维科技在阿里国际站后台就接到了三百多万美金的单子。在2021年，昇维科技销售额就已经突破2000万美元，2022年攀升至4500万美元，2023年目标出口额则是定在了7000万美元。

实际上，昇维科技只是整个新能源板块，在国际站上高速增长的缩影。

作为新热点的新能源充电桩，在过去一年海外需求快速增长了245%。进入2023年，增幅仍然强劲：在3月新贸节首日，新能源行业的海外订单需求量同比增长166%。

这些案例都说明，包括新能源、机械、建材在内的许多行业，正在出现结构性的新机会。

一是因为这些新兴行业，并没有强势的传统展会渠道，继而数字化电商平台就可以独享增量的红利。二是一些短期内突增的需求，很难通过定期定点的传统渠道满足，因此即时性更强的跨境电商就成为了最佳方案。

仍然以海关数据为例，在前2个月，代表着中国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滑了7.4%；而前景空间巨大的机电行业，借着新能源和机械需求的东风仍在持续增长，占比总量过半的同时，产值也已经突破了2万亿大关。

凭借着智能技术突破的东风，外贸领域的新机遇期正在徐徐展开。

首先，视频化的使用就大大提升了商家的效率：通过镜头直接交流，沟通效率更高，信任建立更快。阿里国际站商家浙江爱度服饰创始人赖国荣对此体会颇深：“国外客户只要愿意跟我们视频，就没有一个不成交的”。

在深圳，主营工业平板电脑的硕腾科技有限公司就曾提出反馈，“阿里国际站上的跨境电商直播，是一种‘真人接待’概念，给客户体验感很好。”

而且由于国际站上商家对接的，通常是to B的采购人，直播也更趋理性。在今年年前的一场跨境直播下来，硕腾科技有限公司有六七个海外客户，直接提出了进一步的采购需求。

在3月新贸节一周时间，就有70万海外企业观看了阿里国际站上的跨境直播，阿里国际站上开跨境直播的国内外贸企业同比翻倍。

而通过外贸的数实结合，即使是一些传统企业也能从数字化中找到新的生意增量。阿里国际站在很多时候其实已经成为了商家们的“数字化CTO”。

在广西博白偏远山村，非遗藤编手工艺商家黄连将，就在数据分析后推出了新品“藤编面包发酵篮”，在全球实现了超过1200万元的销售额。

同样在效率层面，数字化外贸平台带来的，还有对整个外贸链条的逆向整合。在过去几年，阿里国际站专门针对B2B的外贸场景，推出了跨境物流服务以及资金服务，尽可能在漫长的链路上，为外贸企业提供更有确定性的服务。

最终凭借着为商家带来的宝贵增量和效率变量，数字化外贸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到2022年12月，阿里国际站的商家数，已经相较疫情前增长了20%。

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就相信，通过数字化，外贸还将有3~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机遇期。

尾声

在全球的经济起伏中，外贸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前行的重要马车。在外贸这架马车身上，不仅承载着数以亿万计的本土就业，还承担着继续坚定对外开放的历史使命。

在这条升级打怪的华山一条路上，除了在生产端产业迈上更高台阶之外，中国的商家们也终于到了要向营销和渠道要效率，最终比拼精细化运营的时代。

微软CEO纳德拉曾说，“通货膨胀的世界里，软件是唯一的通缩力量”。以阿里国际站为代表的数字化跨境电商平台，正在以带来新领域增量以及效率变量的方式，助推中国外贸更高质量地发展。

在这个充斥着黑天鹅的世界里，这种确定性无疑是宝贵的。

作者：郑鹏飞

编辑：杨婷婷

视觉设计：疏睿

责任编辑：李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