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世界最长的一条界河，犹如巨龙般蜿蜒于我国东北和远东一带的广袤大地。

由于一段历史的伤痕，这条流域面积比长江和黄河都要宽广的大河，在我国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却丝毫没有减少它对人类的慷慨。

对于黑龙江这个名字，人们似乎更熟悉它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它作为一条河流，则跨越国界、民族乃至时间，孕育了东北平原的富饶和辽阔。

从地图上看，黑龙江流经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国，包括松花江、额木尔河、呼玛河等大大小小约200条支流遍布我国东北三省一区。江河汇流之处，泥沙沉积，排水不畅，由此形成大片积水区，经过时间的沉淀，进而成为湿地和沼泽。

由于东北气温普遍偏低，入冬较早，漫长的冬季使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机质分解缓慢，并转化成大量腐殖质积累于土体上层，最深可达1米，由此形成地球上最珍贵的土壤资源。

我国东北平原和乌克兰大平原、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大黑土区，在我国主要以弯月状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这种富含腐殖质的黑色或暗黑色土壤，每形成1厘米厚度需要经历200到400年，其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是黄土的10倍。

对于千百年来早已习惯与贫瘠干旱共存的高粱来说，东北广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质，几乎就是人间天堂。生长在这里的高粱，也如这片黑土地一般，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稍稍熟悉北方情形的人，当然知道这三个字——青纱帐”。

“北方有的是遍野的高粱，亦即所谓秫秫，每到夏季，正是它们茂生的时季。身个儿高，叶子长大，不到晒米的日子，早已在其中可以藏住人，不比麦子豆类隐蔽不住东西。”

“高粱米在东北几省中是一般家庭的普通食物，东北人在别的地方住久了，仍然还很欢喜吃高粱米煮饭。除那几省外，在北方也是农民的主要食物，可以糊成饼子，摊作煎饼，而最大的用处是制造白干酒的原料，所以白干酒也叫做高粱酒。”

这几段文字是现代作家王统照在1933年所写。王统照是山东诸城人，1931年曾赴东北短期教书并游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高粱是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地区极为普遍的一种作物。

在许多涉及到东北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中，高粱都是一个重要的表现物，甚至成为东北地方文化的一种象征。

关于高粱与东北的渊源，尽管也有一些早期的考古或文献记载，但能够形成“青纱帐”的规模种植，则集中于清末以来。

清末之前的东北地区，虽然耕地资源丰富，但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封禁状态。加之气候寒冷、人口稀少，本地常驻居民又多以牧业和渔猎为生，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基本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

直到1860年东北解禁，大量关内移民迁入东北，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这片广袤大地才得以规模性开发。到清末时期，关内先进的休耕轮作法、施肥耕种在东北地区已经被普遍运用。

数据显示，从1887年到1927年的40年间，东北三省的耕地面积从3007万余亩增长到1.7亿余亩。到1930年，三省耕地已达2.06亿亩。

耕地面积的增长，加上土地肥沃和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得东北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商品粮基地。

由于最初的移民大多来自北方地区的山东、河北，在东北便形成以高粱等北方作物为主的农业种植结构。

一份来自于1921年的调查显示，在东北南部农民粮食消费结构中，高粱占52.7%，谷子占24.7%，大豆占4.1%，玉米占9%，其他占9.5%。与之相对应，在奉天以南地区粮食的种植结构比例为：高粱占46.29%，大豆占14.81%，谷子占16.66%，玉米占22.24%。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东北大豆、高粱、玉米、谷子等四大农产品产量已达到1500万吨左右，其中高粱约477万吨。

此时在东北大地上，已经是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而从全国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高粱在粮食作物结构中也处于重要位置。

根据1917年《第六次农商统计表》显示，当时在河北省作物产量结构中占前五位的粮食作物依次是高粱、小米、小麦、玉米和其他麦类；山东省依次是高粱、小米、小麦、小豆和玉米；河南省依次是小麦、高粱、大麦、其他豆类及玉米。

在高粱生产最高峰的1918年，全国高粱种植面积曾创纪录地达到2.21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6%。1952年时，全国高粱种植面积也有1.4亿亩。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高粱始终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

作为一种抗旱、耐涝、耐盐碱、耐瘠薄的高产作物，高粱在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里，曾经是为数亿人提供口粮的“生命之谷”。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玉米、水稻等在水肥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逐步成为人们的主粮，昔日漫山遍野的青纱帐，则渐渐退到了土地的边缘。

1981年，当25岁的高士杰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中国第一批高粱硕士时，高粱在学院里还是单独的一门学科。那时在北方的大地上，尽管高粱种植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但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

不过，很快高粱便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不与粮争地，不与民争粮”的原则下，高粱种植逐渐退居二线，开始从条件较好的平肥地，转向一些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不能保收的干旱、半干旱、盐碱、瘠薄地区。

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不吃了。

当时北方民间流行着一句俗语“净杂谷净杂谷，又难吃又难煮”。由于高粱籽粒中含有单宁，涩味明显，作为粮食吃起来口感并不好。当老百姓有大米、面粉等其他选择时，自然也就放弃了高粱。

到1988年，全国高粱种植面积已减少到2675万亩（178.3万公顷）。

此时，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工作的高士杰，已逐渐意识到食用高粱正在走向末路，那高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高士杰发现，只有酿酒高粱这一条路可走了。

这个结论缘于3年前他对东北酿酒高粱做过的一次调研，当时去过几家酒厂，“洮南香用粮是5000吨，榆树大曲是1万吨”。作为酿造白酒的主要原料，酒厂对酿酒高粱的需求让他看到了新的方向。

从1990年开始，高士杰正式将研究转向酿酒高粱。

此时在白酒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兴办酒厂的热情日益高涨，“当好县长，办好酒厂”成为潮流，白酒产量逐步扩大。从1990年～1996年，白酒产量从513.91万千升，一路增至801.33万千升。

之后历经几次起伏，白酒产量最低在2004年仅为311.68万千升，最高在2016年达到1358.4万千升（后经数据调整，实际应有所降低）。近年来白酒行业逐步进入存量饱和阶段，产量增长有限，或呈现一定幅度下降。到2019年，全国白酒产量约为785.9万千升。

再从国内高粱市场来看，目前份额最大的就是粒用高粱，包括食用、酿造用、饲料用等，占比高达80%以上，其次分别是工艺类高粱、甜高粱和饲草高粱。

在粒用高粱中，食用、饲用高粱与酿造高粱的区别主要在于单宁含量较低。目前食用高粱所占份额已经很小，饲用高粱也基本通过国外进口，国内所生产高粱的最主要用途就是满足酿酒需求。

有数据统计每年白酒行业对酿酒高粱的需求量大约在250～280万吨。但如果按照白酒去年785.9万千升的产量，以名优白酒占产量40%估算，所需高粱至少在600万吨以上，而我国高粱近年来产量基本在220～290万吨之间浮动，再扣除高粱其他用途所占的消耗，实际上酿酒高粱的供需之间已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由此，白酒行业除酒水市场竞争之外，在上游原料环节的争夺战早已悄然打响。

其中，东北成为重要的战场。

数据显示，2016～2018年我国高粱总产量分别为223.4万吨、246.5万吨和290.9万吨，呈现连续增长态势。

其中排名前6位的省区，基本分为两大区域：东北和川黔。

在高士杰看来，四川和贵州是近年来成长快速的高粱种植省份。作为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名酒聚集的白酒重要产区，酒企对酿酒高粱特别是本地糯红高粱的需求直接带动了两省的高粱种植，并形成我国西南优质酿酒糯高粱优势区域。

从种植面积来看，贵州省在2016年和2018年甚至两度超过黑龙江和辽宁，位列全国第三，但由于贵州以山地居多，种植品种又多为地方传统品种，亩产相对较低，因此总产量不及其他五省。

实际包括四川在内，整个西南地区均以丘陵、山地为主，并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且人工成本较高，对高粱的收购价也偏高。本地高粱又多为糯红高粱，主要是满足酱酒生产工艺。因此，西南地区所产高粱基本都是直接供应本地名酒企业。随着川黔名酒近年来产量的增加，这种供需关系也日趋紧张。

立足于整个白酒产业的酿酒高粱供应，最大的承重和增长空间其实是在东北。

目前东北三省一区所产高粱在全国高粱总产中占比高达70%左右，且本地酿酒业对高粱的需求较小，基本都是供应外省。东北广袤的平原和相对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也为酿酒高粱的规模化种植提供基础。

吉林大川农业是东北高粱的供应大户，现有高粱种植面积32万亩，年供应量20万吨左右。

大川农业的董事长闫玉光告诉我们，大川的高粱基地主要分布在吉林四平、松原、白城，黑龙江三肇一带（肇源、肇东、肇州），辽宁阜新和内蒙古赤峰一带，基本涵盖了东北三省一区的高粱主产地。

在全国高粱产业中，像大川这种规模的供应商并不多。因为高粱属于小品种杂粮，不同于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国家战略储备品种，国家性补贴扶持力度不大，种植经营以散户居多，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明显，在酿酒高粱的供应上存在较大不稳定性。

基于这种现状，白酒企业在选择原粮供应商时，通常很看重对方的规模和名气。目前与大川建立合作的酒企包括汾酒、衡水老白干、金东集团等，其中汾酒的采购量约占大川高粱总供应量的60%。此外，五粮液也通过中粮集团在东北拥有2万亩高粱基地。

除酒厂北上在东北建设基地或进行订单采购外，大量的东北高粱也纷纷南下。

地处东北高粱主产区与南方酿酒主产区中心点的河北黄骅，素有“中国高粱集散地”之称。该市约有12～15家高粱贸易企业，年销售量在30万～40万吨，占国内高粱产量的10%以上。

位于四川成都的新都粮食批发市场也是国内主要的高粱集散中心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场内高粱年销售规模也在30万～40万吨。

尽管“北粮南运”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国内高粱的供需两端，但相较于白酒产业的整体需求，国内高粱供应仍存在较大缺口。未来随着白酒产能不断扶优限劣，高粱供应这根红线还将进一步收紧。

立足于长远来看，谁掌握了高粱，几乎就握住了白酒行业的命脉。

作为国内高粱供应大户之一，大川从当前酿酒高粱的供需矛盾中看到了巨大的空间。

在大川以往的基地运作上，主要是采取“酒厂+基地合作方（大川）+农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模式，但从去年开始，大川决定自己来种高粱。

7月28日，当我们来到位于白城通榆的大川自种基地时，基地负责人程国兴告诉我们，当地已有半个月没下雨，附近的社员井已经抽不出水来，有社员种的苞米叶子甚至一点就能着。然而，我们看到眼前的这片高粱地里，叶子仍郁郁葱葱。

程国兴说，这是采用了一种叫浅埋滴灌的种植方式，就是在地表土壤中浅埋一条滴灌带，通过6台电机井24小时取水滴灌，随时给高粱补充水和肥料。通过这种方式，只要不遇上大灾，正常高粱亩产能达到1000～1200斤，容重（g/L）760左右。

在高粱收购中，容重是一个重要指标，容重大意味着淀粉含量高，出酒率也就高。酒企对容重的要求一般是720以上，汾酒要求是740以上。因此大川在收购高粱时，以容重740为标准分为两档，740以上的收购价会高于740以下。对农户来说，容重越大则意味着在同样产量下，收益越高。

由于产量大、容重高，尽管大川的自种基地还处于试种阶段，周边已经有不少社员过来打听，或者直接效仿。

闫玉光曾和高士杰探讨过这种膜下滴灌的方式。作为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高士杰在39年的高粱研究生涯中曾选育出多个优良品种。

由他选育的吉杂127目前已成为覆盖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主要酿酒品种之一

，年种植面积达到70～80万亩，其中就包括大川这32万亩高粱基地。

在高士杰看来，浅埋滴灌技术可以有效实现肥水一体化，如果能在通榆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大面积推广，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因为这样的土地，对农户来说原本是广种薄收的。

闫玉光之所以要自己种高粱，就是想按照自己的标准，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提升高粱的产量和品质，既是对周边农户的示范带动，也能更好地把“粮杆子”握在自己手里。

目前大川在通榆共有12万亩基地，其中自种1.5万亩。根据大川的规划，自种的面积未来将达到10～20万亩。

另一方面，大川还在自种基地试种了吉杂127之外的其他高粱品种，希望从中找出能够适应通榆当地土壤结构的新品种进行储备。

在闫玉光的打算中，大川要从种子、种植、收粮等环节全面品牌化，最终实现酿酒原料的全产业链运作。

这是大川的远景规划，也是酒粮矛盾愈演愈烈下高粱产业的一个发展缩影。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川的成长背后，有一个酒行业非常熟悉的身影。

2012年，山西汾酒曾与7家原粮供应商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共同成立了汾酒原粮基地管理有限公司。

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当时表示，要运用“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理念，换一种方式与中国其他名酒企业进行竞争。通过原粮基地建设，逐步管控酿酒高粱种子资源，进而管控中国酿酒高粱产业。

彼时与汾酒合作的7家原粮供应商，大川正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