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河没有游客,绿盒子书摊即将消失?并非如此

不久前,一则自媒体报道塞纳河畔旧书摊的文章被广为转发,称拥有悠久历史的绿色盒子书摊即将消失,法国人也不爱去书店了,引起不少读者对于这一几百年历史的巴黎人文地标消失的惋惜。

文中称,为了挽救即将消失的绿书摊,巴黎书商文化协会主席Jérôme Callais带头与巴黎市政府沟通,希望可以提供更优惠的入住政策,以吸引大家来摆摊。Jérôme十分焦虑并说:我们已经存在了450年,不会这样消失的!但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可能我们能去巴黎的那一天,塞纳河边再也没有绿书箱了。

笔者旅居巴黎多年,一直注意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光顾这些绿盒子旧书摊的顾客,往往比光顾马路对面书店人数多。在塞纳河畔边翻书淘货,的确要比在一些空间狭窄的小书店要来得赏心悦目——尤其对于生活在巴黎以外的游客来说。

因而,笔者看到这篇文章也很震惊,专程根据文章内容,向文中与巴黎塞纳河绿盒子书摊关系最紧密的两位关键人物确认。

塞纳河边绿盒子书摊,1992年被UNESCO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塞纳河边绿盒子书摊,1992年被UNESCO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20年代(也是海明威住在巴黎的年代)的塞纳河畔旧书摊

1920年代(也是海明威住在巴黎的年代)的塞纳河畔旧书摊

分管绿盒子书摊的巴黎市副市长Olivia Polski女士向笔者否认塞纳河绿盒子书摊消失的可能性。她表示,“巴黎绿盒子书摊面对的是绵长的美好生活。一方面,它是巴黎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露天书店”。

此中文媒体重点提到的Jérôme Callais先生,其身份并非其文章所称的“巴黎书商文化协会主席”,而是巴黎塞纳河畔旧书商文化协会主席(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culturelle des Bouquinistes de Paris)。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而这一区别正是后者存在并被纳入“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根源。

笔者根据上述文章报道中强调的 “现在,这道文化风景线正面临无人问津的命运,即将消失”,以及“这些年来逛绿皮书箱的顾客中,约有30%是外国游客,这意味着他们多数不会买下昂贵又沉重的法语大部头,最多是买几本封面看上去漂亮的小说,不是为了读,而是带回去当纪念品”,专门到现场Callais先生求证。

笔者于12月17日晚在塞纳河左岸的5号绿箱子前见到它的主人Jérôme Callais。当日巴黎天气阴冷,温度仅6摄氏度,也是法国陷入第五波疫情之际的最艰难时期。 Callais先生戴着两个口罩,衣着上也重度保暖。冬季原本就是他们的淡季,以及第五波疫情的双重打击之下,巴黎游客寥寥无几。 Callais先生和过去的29年一样,从14点之后开始营业,他告诉笔者,“今天卖出去五本书”。

对于前述文章中提到的“如此打击之下,部分书摊每天的营业额仅为5-10欧元,折合人民币还不到一百块”,身为九年来深度介入塞纳河边旧书商的协会主席,Jérôme Callais否认此话出自他之口。在被问及敏感的收入问题的时候,他在略微迟疑后表示,一般旧书商的月收入介于半个SMIC(一个SMIC相当于1589€税前,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1440元)到1个SMIC之间。在笔者表示出收入有点过于微薄的惊讶之后,他指出,“我们的工作是半工的性质,一般是从下午开始营业”。

对于前述文章所说的外国游客不会买下“昂贵又沉重的法语大部头”,这也是基于一个不了解塞纳河边旧书商行业的错觉和偏见。

巴黎塞纳河畔旧书商文化协会主席,同时也是“绿盒子”的经营者Jérôme Callais先生。张竹林 图

巴黎塞纳河畔旧书商文化协会主席,同时也是“绿盒子”的经营者Jérôme Callais先生。张竹林 图

Callais先生解释说,因为他们风吹日晒的露天营业环境,绿盒子书摊并没有“昂贵”一说。他的四个绿盒子书摊陈列了两千余册旧书,从2欧元起价到30来欧元不等,其中有很多便于携带的Livres de poche(袖珍版),记者同时也看到一些英文版书籍。这些都与某媒体描述的“法语大部头”大相径庭。

分布在塞纳河左右长达三公里河畔的绿盒子书摊,由226位摊主经营。前述文章提到的“过去三年里,已经有书商陆续决定转行,关闭来之不易的摊位”,巴黎市副市长Polski女士确认,目前有18个书摊空闲,但已经收到二十来位候选人资料,并且,截止申请时间还有两个多月。巴黎市政府将在明年春季展开对申请者的资格审核。无论是副市长还是Callais先生均表示,“并非所有申请者都能得到摊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申请摊位者要等候多年才可能得偿所愿。也有绿盒子书摊“子承父业”,类似家族式的“世袭”。

绿盒子书摊上贴着“读书,让您免于相信推特上的内容”。张竹林 图

绿盒子书摊上贴着“读书,让您免于相信推特上的内容”。张竹林 图

前述文章还指出,法国“近年来那些持续的大型社会事件,也是压死骆驼的稻草之一”。根据笔者在巴黎的生活观察,这些大型社会事件对示威队伍沿途的商铺造成的打击,比对绿盒子书摊的打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需要支付相当巴黎昂贵的商铺租金,而根据巴黎市副市长的确认,后者并无需缴纳租金等费用。Callais先生也坦言,“其他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然,疫情对绿盒子书摊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从古典低音提琴手转行而来的Callais介绍说,很多书商都有另外一份工作,或其伴侣有其它收入,经营旧书摊也是出于一份对该工作特有的“自由”和“文化性”的感情,并不完全指望以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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