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李志生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266页，78.00元
史学的根本是什么？
是史料。无论新史学还是传统修史，“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法]埃马钮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译本前言，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页）。史家追寻的终极目标是历史真相，一代接一代，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美]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张旭东译，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38页）中，为人类世世代代身心健康发展构筑“接地气”的精神家园——如此高贵的境界，与唐虢国夫人有什么关系？
虢国夫人，杨贵妃三姊，宰相杨国忠堂妹，骄奢跋扈不可一世，因盛唐时期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历代文人著述而名在史册——遗憾，其名不善，与“红颜祸水”同步相传。她本人的身世面目也并非自在清朗，“自其文本出现之始，就是以唐玄宗时期的政治和帝王个人生活的附属而存在，长久以来被‘封装’在男性知识和权力精英的各种叙事文本中”（《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38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从宋代欧阳修到明清的戏文传唱，恶评如潮……直到李志生的《唐虢国夫人》面世。
作为“性别研究文史文献集萃”系列丛书主编，早在2020年我就读过此书的初稿，看好它做文本考据的真功夫。近期新书面世，再读，有意外的收获：在传统史学的根脉上不期撞见了历史之“真”的精髓：它若隐若现，一脉相承，无论弥漫到哪里，都会牵扯出有关女性的意识形态问题。
整个文明史中，作为群体的女性长久未载史册。妇女史的浮出，得益于女性主义史学“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功。历史文献中关于女性的信息多半出自男性笔下，无不携带着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印记；不披不斩，难见“女人”的真相。迄今呈现于世的历史，隐含着一部男性主导的性别观念史；要想做好妇女研究，不得不从“剥离”（批判）历代即成的“史实”开始——因此，女性主义史学一总附着在传统史学的根脉上，手心手背，两面一体，在难以撼动却不能信赖的史料面前翻云覆雨。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的舞台几近成为两性对弈的战场，这与两性和谐共生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对此，早有认识，却苦于没能找到走出困境的门道；有前卫的史学理念，却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史料认证。我总以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以扎实的考据为基础的史料做台基，任何理论都是无根的，难以有序地传承。因此，数十年下来，我将希望放远在有专业根基的后学身上，把心思和目光笃定投向历史深处，一边径自全力以赴创业奠基（自1980年代至今，我在妇女研究领域的主要工作都与奠基有关：主持二十世纪妇女口述史、筹建妇女博物馆；创建女性/性别研究文献资料馆、女方志馆、新列女文库……将散失在历史缝隙中的碎片汇聚成有形的文献，为女性的知识传承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基地），一边期待着同仁同道相向掘进——终于，黑暗的巷道里不期而遇，我在李志生的研究中看到了那一缕“真”的光束。
李志生，女，中国古史专业，本硕博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追随“邓广铭、王永兴等老一代学者”，学生做得毕恭毕敬，学问做得战战兢兢，笔下文字显露的尽是考据派修炼出来的慢功夫，与当下学界急吼吼的张扬喧嚣判然两个世界。滔滔学海，新潮汹涌，为何耐得住寂寞？寻求历史之真，坐冷板凳就是硬功夫。《唐虢国夫人》面世后，我和李志生曾就“真”的问题有过讨论，数十篇文本考据下来，问她“哪个是真”？她的回答让我吃惊：“没有哪个是‘真’的，历史的真相就是‘不真’。我们必须抽丝剥茧地寻找可能的历史真相。”
分明是流传至今的真文本，何以全都“不真”？
所谓文本，无不出自文人之笔。笔随脑至，所有的历史文本无不留下了记录者的思想印记，从初本到近世，概莫能外。就以虢国夫人为例，对其历史文本逐一罗列考据，李志生总结：
唐代虢国夫人文本呈现了如下特点：一是文本形式多样，既有诗歌，也有笔记小说，还有对国史的引用。二是诸文本对虢国夫人事迹的记载零散，每一文本仅是对个别事例的记载……三是对虢国夫人的记载重点不在她的个人生平经历，而在与政治人物或政治局势的关联上，即玄宗的特殊宠待、奢靡生活、杨家的威势、私生活放荡等几方面，而这些方面也成了其后虢国夫人文本衍变的诸方向。（91页）
从最早的史料开始，真功夫用在刀刃上，甄别和分析提前到位：
《旧唐书》对虢国夫人的记载有如下特点：首先，此书虽未为虢国夫人立传，但其事迹在书中大致是首尾相接的，这也是《旧唐书》编纂特点……其次，此书对虢国夫人的记载，当是对唐国史、实录进行整合后的结果。而作为第一部将虢国夫人事迹进行整合的正史著作，它通过虢国夫人事迹的选择性记载，实为虢国夫人做出了定性，那就是她的奢靡、跋扈、违礼及玄宗为宠她而对法度的僭越等，都是致使天宝政治走向昏暗的重要缘由，而这也为后代文本以虢国夫人为祸首做出了重要指向。（104页）
将原作中两段话长录于此，是想强调它的重要性，面对“第一部将虢国夫人事迹进行整合的正史著作”，作者的立场清晰可见：不是盲信盲从，而是必要的提醒和质疑：“即便是最早记录的文献史料，即便是出自官方史家之手的正史”，只要经由“选择”，呈现于世的就未必是历史的全部真相。它们携带着（当时）现实社会的尘埃，不由分说地落定在被记载的历史人物身上——抑或，“尘埃”就是历史之在的部分真相？历代尘埃累积叠加与时俱进的品质，或许就是历史文本不断被后世修订、篡改或重说的前提？如是，接下来的问题很重要：那些去之不尽的“尘埃”究竟是什么？它因何出现、由谁携带、何以成为求真路上难以去除的历史障碍？这类问题古今同质，长久横亘在史家面前，让历史研究深陷在求真的两难困境中：去除它，如西西弗斯推动巨石，去之不尽，周而复始；不去除，它即成为历史真相的遮羞布，让史家在“半遮面”的史料面前踟蹰不前——于此宿命，史家要么绕行而过，要么坐而论道，少见有人迎难而上。
李志生知难而上，因为她有据史料而作为的底气。将新史学的视界带进古旧文本，让尘封的故人故事重新焕发生机。读过《唐虢国夫人》，高世瑜（唐史专家、新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先行者）看它可作范本，在旧学新用的方向上“对于年轻人日后做学问有一定示范作用”（高世瑜：“《唐虢国夫人》读后感”，2023年4月1日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示范，重在展示，此书的重点不在追究虢国夫人生平细节的真实与否，“主要观照的是文本的出现及所载事件的生发与衍变”。“虢国夫人的历史是在文本的衍进中逐渐增饰而成的”，这不是特例，一切被记载的人事都有可能在文本的历史演变中不断被改写，在不同立场和观念的剔抉取舍中逐渐成为今天可见的样态。以虢国夫人为例，李志生在传统的叙事轨道上逆向而行；所谓“逆”，针对正史而言，可见四个不同寻常的面相：其一，女人，除非个别有政治地位的，古代女性少有专论；其二，恶人，红颜祸水，盖棺定论，翻案困难；其三，边缘人，其生平脉络隐含在显赫的人际关系中，她本人并没有主导或参与重大事件；其四，物化人，奢靡的日常用品展现的多是物质生活，在正史中少有正面描述——四个面相叠加，寻真是难的。最难的不是寻找史料，是面对层层增饰的史料取舍困难；所谓真相，在历史文本的衍变中真假难辨。
如何通过文本寻找历史的真相？《唐虢国夫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它用全书一半篇幅陈述艰难的寻真历程。依次分解，三个步骤，排序不容置换；环环相扣，步步不可或缺。
首先，“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尽可能搜寻乃至穷尽相关文本。此事李志生做得漂亮，在虢国夫人名下遍揽众说，“几乎将千年以来的相关史载和文史作品搜罗殆尽”（高世瑜语）。书中，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并行的，在历时分类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文本逐一辨析，时代特征和书写者的个人立场在李志生的解析刀下清晰地展现出来。照通常的做法，接下来该做的，是在甄别真伪的基础上解读资料——李志生有所不同：在新史学的光照下，确信“一切历史的再现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美]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92页）；吸纳女性主义史学研究成果，认定既有的历史文本都留下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她并不打算在既有的议事平台上评判是非，而是将所有文本都回归放置到它们生成的时代背景中——这一来有趣了，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别事件的表述差异，更多的是不同文本在同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显现出的相似性：
在虢国夫人问题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所有文本均由男性撰写而成。而在中国历史上男性文人掌控话语权的语境下，很多时候，当男性君主的统治出现问题时，男人们下意识地寻找祸根缘由的路径就是指向女人。在他们的描述中，举凡妲己、妺喜、褒姒、赵飞燕，都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女祸”。（50页）
经由文本考证，可见两个分期：第一阶段（第四章）是唐、五代和北宋，第二阶段（第五章）是元以后直到清末。唐至北宋期间，但凡汉人主政的地方，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没有偏离女祸这条主线。难得作者在众口一词的“女祸说”中理出了它特有的演进路径：盛唐社会风气开放，虢国夫人的出现顺理成章；安史之乱虽然终结了她的性命，却没有将女祸的帽子直接扣在她头上。“儒学有待复兴的唐代后期，以儒家女祸观来衡评虢国夫人者，尚不多见”。但是，到了“儒学复兴的北宋，士人则警省于唐时后妃、公主等在政治与社会中的显见与作用。故此，杨贵妃被欧阳修等贴上了‘女祸’的标签”，虢国夫人即被描述成了重要帮凶。到了元明清时期，虽然还是儒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士人对虢国夫人的书写态度却有了很大转变，他们“不再仅执着于虢国夫人的祸国与误国，转而将她的另一面——素颜美提炼出来”：在清人洪昇的《长生殿》中，虢国夫人成为引发李杨爱情冲突的重要人物；在明末清初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中，虢国夫人与安禄山、杨国忠等人的多层关系被编撰成好听的故事和好看的剧目。“这一时期的虢国夫人，虽依然在女祸论的检视之下，但在很大程度上，她已一变而成为审美、爱情、戏剧冲突中的主题人物。”（本段引文均出自30页）历代士人对女祸论的轻重研判，可见儒家道德意识的宽严和不同时代文人的精神生活，将隐身幕后的“意识形态”推向真假难辨的议事前台。问题因此接踵而至：既然所有的历史文本无不铭刻着意识形态的印记，那么，意识形态本身抑或就是“历史之在”的天然要素呢？
答案是肯定的：越是深入历史深层，越是在历史书写中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意识形态这一特征就会越发强势地显现出来。随着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由远及近，由上古先人走进高科技含量的现代社会，各类文本文献中的意识形态不是渐趋消弭，而是越发明显、普遍和壮大……终有一天，它突破历史地表，从幕后走上前台，当仁不让地成为改变历史走向和主宰历史叙事的操刀手，让众多史家在积流成海、其势汹汹、难以超度的“意识”面前止步不前。
关于意识形态和历史乃至史学的关系，早有话想说；不期走到虢国夫人名下，是因为李志生对历史文本的处理有意无意间开启了一条可能见光的通道。经由她的广泛搜寻、历时分类、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虢国夫人的历史记录和对她本人的评价，历时数百年，所有相关文本无不浸染在执笔人身处的时代和主流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中。显而易见，意识形态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非多余的事项）存身在历史之中，隐身嵌入历史叙事——既然如此，与其在真假问题上踯躅徘徊，不如直面意识形态“在史册中”这一客观事实，让抽象的概念下沉，接地气，入时序，认真析出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面貌。
意识形态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史学不是一回事，在学理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学术走向完全相反：前者必须去政治化，让意识形态确实成为可能被研究的客体；后者的基本品质就是政治性的，相应的意识形态是阐释文本的精神指南。探究意识形态的历史，面对史料会有全新的使命：在起点上为意识形态去政治化，让它以“中性”品相进入史家的视野——惟此，它的三个基本属性才可能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各显神通：（一）历史性，有史以来，它与“历史”同在。（二）地域性，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边界，只在族属（政权/主流文化/精英阶层）管辖统治的范围内是有效力的。（三）实效性，其历史寿命通常是“长时段”的，与（某一地域族群）文明的盛衰周期密切相关——从属而至的，有两个重要特点，如下，不妨分头说来。
其一，正因为意识形态是历史性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与地缘政治格局密切关联，因此，它在世界版图中既是相对稳固的，也是可变的。如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每个长时段（古代、近代、当代）都有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统领社会人心，每次改朝换代也会有相应的观念调整：变的是枝叶，是附在主杆上的“意识”；不变的是“形态”，即主流社会的价值导向——变或不变，女性都是在场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两性关系，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人世间的道德标杆。如虢国夫人，在李志生的文本分析中，其变，清晰可见：唐末与政治盛衰联姻，宋代被理学严苛批判……到了明清时期，隔岸观祸，与权力和道德的纠缠少了，娱乐空间应时开拓——这一趋势成为（某）意识形态走向末路的历史常态。尤其今天，当娱乐已然成为大众消费的廉价市场，历史人物的发掘或重述直接迎合的是市场需求。它有两个特点首先被商家看中推广：一是知名度，便于传播传销；二是去神圣化，走下神坛的同时也是娱乐化的开始。可见，为历史人物（事件）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远不只是学术研究自身的需要，更有市场经济推波助澜，万民大众在欢快的消费中成为史学变革的共谋。
其二，意识形态属于思想领域，在精神上可以统领世间万物，存在方式却是依附性的，其历史的载体主要是文字，依次为：选择性的记录（如《史记》）、历史评价（如唐虢国夫人）、政治批判（如女性主义史学）、分析解构（如后现代史学）、重释重述（如新文化史），周而复始，是轮回性的。如果认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那也可以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因此，面对史料，史家不能简单地信以为真，必须对藏身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做必要的分析和解构。就像处理一艘远航的船舶，要想看到船的真实模样（本事），首先要清除那些附着在船体上的杂质；越是航程久远的，就越是需要细致操作，用足够的耐心和专业技巧递进剥离。如虢国夫人的文本，其中不乏“明显的张冠李戴、虚构情节”之伪，剔除伪装的同时，李志生关注的重点是“虢国夫人的历史是如何层累地造成的”（36页）。面对层层累积，她的工作是层层剥离，至少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剥离主流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因素，作者在文本的历时分类中做成了这件事。二是析出文本书写者的立场和主观意向，这是第二章后半段的工作。接着，李志生给出了一个崭新的个案：作为《唐虢国夫人》的作者，她本人已然走进了历史书写（再造）的队列，在解析虢国夫人的说辞中加入了个人的立场和认识。走到这里，书写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因素不再全然是历史性的，更是当下的。面对新文本的公然僭越，读者和当世的历史工作者不得不接手一个全新的使命：剥离。
继续剥离，这是我的读后感理当完成的任务。
书中第三章，李志生在“自我感受”和“能动性”名下，将虢国夫人作为主体性的女人带进现代世界，让“长久以来被‘封装’在男性知识和权力精英的各种叙事文本”（苗延威：《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译者的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中的故人面貌一新，有两点格外耀眼。
一是行为张扬，跨越性别藩篱任自炫耀：
虢国夫人……并不低调，更不受男女有别、女居于内的儒家礼教的束缚，所以她：“每入谒，（与国忠）并驱道中，从监、侍姆百余骑，炬密如昼，靓妆盈里，不施帏障。”唐代礼教要求“妇人出必有障幕以自蔽”，她们的身体和面部是不能为外人窥见的。所以，虢国夫人……除有冲破“男女有别”的豪情外，更有着“让别人看”的强大心理驱动。（40页）
二是心理活动：“那种没落士族人家姿貌甚好但自感不得志的女子，有太多的抱憾与欲望，急于去填补与满足。”缺少父家夫家的支撑，欲壑难填，只有倚仗自己去争取或攫得，于此，作者的辩词过甚有加：“她的风流放荡、蛮横霸道、奢侈骄纵等，都是她使自己暂时逃离男权社会的彰示。”
在逃离时，她的“无所顾忌”多少带上了雄性化战争文化的英勇特质，它是赤裸裸、缺乏羞耻感的，而母性的英勇则不同，它总是有所顾忌，一向尊重尺度和界限。所以，虢国夫人的所为，终究是不会为男性社会所接受的，指斥她为安史之乱的祸因，也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42页）
恰恰在这些言辞中，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的身影：不再隐匿幕后，俨然成为一副亲临前台参与表演的面具——这样典型的现代面具，直接戴在历史人物脸上是否合适？由此引发出两个相关联的重要问题，正好卡在当下中国史学研究难以回避的理论命脉上。
第一个问题，因为虢国夫人是女性，相关理论首先是女性主义。显而易见，李志生接受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价值导向，但她并不打算跟在其后亦步亦趋，而是转用了一个新概念“近女性”。这个概念出自中国年轻学人王虹的专著《“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个界定清晰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个性化的理念表述，说到底，不过是以德勒兹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分蘖，附着在诸多互不相关的现代/后现代理论的躯干上，连自圆其说的基盘都尚未生成——纳闷，分明有众多成熟的女性主义论说，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我曾问过李志生，她的回答不出所料：“为了与西方女权主义保持距离。”只因为王虹全书开篇第一句话声称“‘近女性’是一个非女性主义的‘女性’理论”（王虹坦言，“‘近女性’的理论是建立在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所说的‘无组织躯体’”/‘无器官身体’”和‘生成女人’概念基础上的”，《“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页），并且多次强调“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而更像是解构女性主义一个近乎艺术化的装置”（同上，引言第2页），李志生便选择了这个装置——李志生认同王虹的观点：女性有一体性（oneness）的倾向，即女性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和他人及环境绝对地分开来看，她们感觉自己不是和它们/他们生活在一起，而是他们/它们的一个部分。女性认为：“我不解决问题，我和问题生活在一起。”她们的无意识更倾向于同万事万物的“融合”，而不是“分离”，她们不将自己与其他人和物对立起来，而是认为自己就是在这一切之中存在着的（43页；引自王虹：《“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191页）。借助德勒兹的“游牧”精神，一步跳过现代（主义）跨进了后现代的阵营——走到这里，她“邂逅”（李志生语）的就不单纯是一个女性主义，而是今天中国所有历史学者置身其中的学术境况，即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当华夏古学遭遇现代西学和后现代新史学，史家该如何应对？如何自处？
李志生的处境很有代表性。站在传统旧学的台基上迎候八方来风，她是有取舍的：取的是新文化史观的理念和叙事方法，舍弃的恰恰是她受之恩惠的女性主义史学方向。书中多次提到新史学理论和女性主义倡导的性别观念（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章），前者强调文本解析的重要性，意在析出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因素：
如在虢国夫人的问题上，我们就特别需要关注“资料提供者”的儒家性别导向。内外有别与“三从”是儒家性别理论的两大支柱。在内外有别的含义中，牝鸡无晨、美女误国的思想又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都与对虢国夫人的认识与评价直接相关。（30页）
后者试图呈现现代视野中的虢国夫人，有一段话耐人寻味：
社会性别理论强调关注妇女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侧重她们的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这在虢国夫人的研究课题中，同样是一个需要更多揭示的重点……她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有诸多的自我背景与自我导向的，其中明显蕴藏着她的主体性与能动性。（38页）
这里引用的分明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却偏偏没有出现“主义”这个字眼。作者本人也是在女性主义的光照下觉悟了现代性别意识的，却在文本分析中决绝地与之保持距离。这种距离感似乎是本能的，并不是因为新旧时代或东西方之间存在差距，而是出自坚守史学根性的历史学家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有意回避强光的照耀，拒绝与意识形态史学同流合污。
毋庸讳言，女性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术语，女性主义史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史学。意识形态史学的基本特点是排他性，只在一束光照下长驱直入。其优势，在它的纯粹和单一，简单易行，普及面广泛，极具战斗力。借助它的批判力，可以穿透层层历史屏障，直击症结之要害。女性主义史学的主要方法就是批判，针对父权制难以撼动的社会根基，秋风落叶，横扫史册，迅速拉开了长久被遮蔽的女性世界的帷幕，为我们客观地认识人类社会存在已久的“性别制度”开辟通道。其问题，就在它的意识形态品质，同男性中心的历史观一样，单一的性别立场必然导致客观判断的错位，在起点上就可能偏离“真相”：一缕过强的光束难免会遮蔽其他色彩，致使“本事”失真失色。一元化的认识论不仅窒息了自由的人类精神，也极大地制约着原本是活生生的人间生活。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两性关系在社会结构上是互补的，并非单方面的剥夺和压迫。做历史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置常识于不顾，先验地置身于（单一）理论的羽翼之下。具体到妇女史的开拓和精进，最需要的不是“主义”，而是可信且可以传承的史料。只有通过史料进入历代在地的女性生活场景，我们才会发现，真正左右历史进程的不是哪一个帝王将相，也不是虚拟化的人民群众，而是相似的人性和身处社会关系中的无数个不尽相同的人生。比如虢国夫人，在李志生的文本梳理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个人”，而是层层盘结的“关系”。虢国夫人身上附着的“尘埃”不是一次落定的，而是多次叠加合成的结果。意识形态的时代印记与书写者的个人观点纠缠一处，该如何处理才好？李志生的做法值得效仿。在“文本的衍进”（第四章、第五章）名下，她将两种品性不同的分析路径合二为一：每每开章，介绍时代的意识形态概貌；章落结尾，适时归纳出若干特点。俯瞰有大势，落地见个性，在纷呈各异的文本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泾渭分明，丰富多彩。
有趣的是，书中（搜寻、分期、解析）三部曲在三个步骤的演进中逐一到位，结果却不善：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相，而是对“真”的质疑。显然，研究走到这一步，不能止步，三加一，第四步是我追加的：我看它是通向“真”的最后一搏：剥离，从意识形态浸染的文本中剥离出“本事”——这第四步，该是史学批评暨书评人的责任；除此，还有另一种选择：作者自检，如微观史名家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新版前言中所做的，对自己的主观偏好自查自检：“与我的成长环境紧密相连的民粹主义，和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所做出的选择，两者之间存在许多联系，这些驱动力让我犯下了一些错误，有时候还会过甚其词。”（[意]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2013年版前言viii，鲁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由此可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说出了部分事实，“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似乎更能击中要害，因为它道出的不只是历史的时代性和实用价值，更是触到了历史的本质：思想。思想与意识形态，两者不可等约。思想一总是个体的精神活动，未必付诸行动；意识形态则是一系列社会行为制造的集体意志，与权力运作和集团利益互为表里。思想，可以去政治化，是开放的和多元的。意识形态不同，它本身就是政治工具，不仅有明确的立场和目标，而且有一整套话语体系结构生成的价值判断，是排他的。现代社会里，意识形态日渐占据了跨疆域的宗教领地，在集群化的基础上与信仰结盟，服从并服务于（某个）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现实利益；女性主义也不例外。因此，在处理史料的时候，仅仅完成文本分析还远远不够，自觉地去除“尘埃”将成为史家修史必需的功课。在这个方向上，新史学功不可没。在新史观的引领下，以女性个体为主角的史学专著近年火热，有四部引人瞩目：《王氏之死》（史景迁著）、《公主之死》（李贞德著）、《漫长的余生》（罗新著）和李志生的《唐虢国夫人》。史家不拘性别，不计国别和民族身份，将女性当作新史学开疆拓土的突破口，不由人不好奇：为什么他（她）们会不约而同地汇聚在“女性”名下？
依照新史学的政治理念，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没有主体地位，“讲述”就是解放。依照新社会史观，历代女性的生存空间集中在日常生活领域，“拓展”就是创新。依照新文化史观，边缘化的女性身份轻而易举就突破了“阶层/等级/民族”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为多元化的场域提供了多视角的阐释空间。依照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女人浮出历史地表，既是对传统史学的挑战，更是完善人类自我认识的必经之途。整个父权制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在新史学视界中，妇女史的研究价值蓦然彰显，收获是双向的：突出（普通）“人”的主体身份，无意中凸显了女性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去除意识形态沉积的层层尘埃，历史中的“本事”显露出来，在女性身上别有风景。本事，即事物原本的样子，诸多事项中，“两种”和“两极”引人注目。
所谓“两种”，一种是对历代性别制度的深层解构，一种是物质生活和生产水平的即时呈现。以《唐虢国夫人》为例，前者体现在“关系”中，贯穿全书（如：上唐令规定，在“从夫”或“从子”的前提下，相关妇女可受封为国夫人至乡君的不同等级外命妇封号；而不依夫、子受封者，则在外命妇封号前加“某品”，17页），需得专门研究逐一析出。后者即日常生活，是全书下编讨论的主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为“交往”设立专章。在“交往”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持续拓展的人际关系，还有各色人等进行交往的场合、交通工具和阶层差距。毫无疑问，虢国夫人的交往和她的生活与寻常人们的“日常”有很大距离，与其说它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不如说它展示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可能企及的物质生活水平，从中可见女性“身体”的负载能力（许多民族用锻造的金银首饰装饰女性）究竟在以怎样的方式承载起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和愿景。
所谓“两极”，指的是女性的生存品质。王氏（《王氏之死》）和王钟儿（《漫长的余生》）的故事触到了底层女性求生的底线；而在陈留公主（《公主之死》）和虢国夫人的生活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追求物质欲望的极致，从数量到质量，在奢靡华贵的财富中窥见到主流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手工制作精美绝伦的技艺水平（虢国夫人衣食住行所显现的远不止在日常生活这一层面，“它更多渗入到了等级、技术、工艺等人类精神生产领域或人类知识领域，如其衣服的蹙金绣、障泥的组绣、犀头箸的平脱技术等，代表了唐时工艺技术发展的高超水平”，257页）——于此种种，本书最后两章有充分的描述和展示，细腻，饱满，无微不至，在“本事”面前显露出考据派的真本事，没有给思辨留出太多的议事空间。
庐山·秀峰
2023年3月28日-4月8日初稿
2023年4月11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