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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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2019年统计公报显示，“上游圈”城市竞争正趋于白热化，“万亿俱乐部”城市数量达到17个。与此同时，“准万亿俱乐部”城市数量从去年的1个急速扩容至7个。全国范围内经济强市的密度大大增加。

上周，济南公布2020年重点任务——承诺今年GDP迈过万亿门槛。与济南一同“候场”的，还有泉州、东莞、合肥、福州、南通以及西安（以9000亿为限计算）。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曾说，GDP超过万亿，意味着城市的区域带动力和辐射力大大增强。

新晋城市的崛起，对现有城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上海、深圳等城市来说，南通、东莞的加入将进一步提升都市圈的发展能级，增强其经济的辐射能力；但同时，青岛、南京等城市则可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01

强援

南通+上海，东莞+深圳

进入城市群时代，城市的发展不能再靠单打独斗。要参与更大范围的城市竞争，取决于城市如何有效通过合作配置资源。

去年，长三角、大湾区两大国际战略均有新的动作。与此呼应的是，南通和东莞两座城市脱颖而出，进入“副一线城市”的候选名单。

两市的发展有诸多相似之处。回顾过去十年的GDP变化，在2015年后，两座城市的增长曲线几乎重合，而在合作格局上，其与周遭的上海、深圳两座一线城市相伴而生，分别探索出了各自的合作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曾指出，讨论城市合作，不仅要看中心城市的能级，更重要的是合作另一方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接人口、产业辐射。

南通与上海尽管距离相近，但因一江之隔，使合作远不如经济基础更好的苏州等城市。据同济大学副教授钮心毅测算，1.45万的上海跨城通勤者中，从苏州方向到上海的占85%。而南通的仅占约3%。

南通是否需要上海？答案是肯定的。数据显示，南通30%的高层次人才、40%的创投风投机构从上海引进，50%以上的企业与上海合作，60%的进出货物通过上海口岸。

反过来，《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在长三角内部，上海人口前五大来源地中，第一、第二和第五分别是盐城、南通和泰州，与苏北协同发展的需求十分明显。

去年，南通建设“上海第三机场”的消息传出，让南通提出许久的上海“北大门”形象更为清晰。今年，苏州、无锡等城市纷纷寻求与南通加强合作。

在不少专家看来，南通的发展，不仅有望为资源天花板愈加明显的上海纾困，更重要的是实现资源的“传导”，连接上海与江苏中北部、北部地区的发展。

如果说在苏州、无锡等城市面前，南通的作用是上海连接更广阔区域的“跳板”，那么，东莞则是深圳实现创新发展的“左膀右臂”。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指出，深圳的经济发展“有看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在他看来，与其他制造业城市相比，东莞制造业的多元化和连接度十分突出，“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体现在数据上，东莞与深圳有着颇高的产业匹配度。自2008年深圳企业大规模外迁以来，深圳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连续7年降低，在2014年甚至出现了零增长。

深圳第二产业的GDP占比也在2011年后连续5年下降，低于第三产业占比。作为产业的承接方，东莞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从1995年433.8%的历史最高峰下降至2018年的162%。

02

上位

济南+青岛，福州+泉州

对于上海、深圳这样经济体量已超过2万亿的城市来说，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已经十分明显。但对于刚破万亿的青岛和尚在万亿门槛的泉州，面临济南、福州的近距离追赶，竞争的意味更为明显。对于其所在的山东、福建省，则可能是“二选一”的困境。

从两组城市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在强省会策略下，经济大市的地位或将不保。

以青岛和济南为例。GDP走势显示，去年青岛经历GDP“挤水”，全国城市排名从12跌至16位，而济南在“吞并”莱芜后GDP大幅上升，跻身“准万亿俱乐部”的行列，两市GDP差距在多年拉大后急速收窄。

由于沿海经济先发优势，青岛各项经济指标均常年领先济南。即便在体现区域辐射能力的指标上，济南也未能展现出省会城市的角色。

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逆转——以本外币存款余额为例，经过多年“缠斗”，2015年开始，济南与青岛逐渐拉开差距。

资源配置能力增强的背后是城市吸引力的增强。企业层面，在不久前发布的《山东专利创新企业百强（2019）报告》中，济南以26家首次反超青岛的21家，位列榜首；人才层面，根据本土求职平台齐鲁人才网发布的数据，2019年四个季度济南人才吸引指数均高于青岛。

这与山东省发展重点的调整不无关系。

城叔发现，在两市公布的2020年重点任务中，济南提到深入实施《济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向该定位迈进；而青岛却没有关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表述。

与2019年之前济南与青岛申报国家中心城市均得到山东省支持不同，青岛逐渐失声，而济南则一路“高歌猛进”，直至今年初发布上述行动计划。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福州、泉州二市身上。

2018年，福州GDP在多年落后的情况下追平泉州，关于其能否先一步迈入万亿俱乐部的猜想一时不绝于耳。尽管今年两市经济格局又回到过去情形，但在诸多方面，福州相较于济南，有更明显的强省会基础。

与济南、青岛相反，在“三驾马车”上，泉州均落后于福州。泉州的优势几乎集中在工业领域——以2018年为例，泉州工业总产值达1.8万亿，而福州仅9745亿，前者为后者的近两倍。

十年来，泉州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仅从59.9%下降至58.9%，与此相比，福州已从47.4%下调近7个百分点至40.8%。

尽管工业撑住了泉州经济增长，却难以维持其对福州的优势，原因在于其增加的差距正被其他领域的落后抹平。比如，在消费上，福州对泉州的优势也开启了逐年上升的步伐。

二者的变化也显示出经济大市与省会城市的一种发展方向——泉州向工业经济的方向“一骑绝尘”，而福州则专心修炼服务业内功，两者通过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而由于服务业的高附加值，福州或将实现对泉州的反超。

03

合作

合肥+南京

格局重塑不仅限于省内。作为安徽、陕西首次进入准万亿城市的代表，合肥、西安的崛起，或能改变整个区域的发展格局。

近段时间，官方布局了一系列动作，均意在加快跨市、跨省合作：

先是中央提出，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而后，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中提出，加强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协同发展，打造东中部区域协调发展典范。

换言之，推动合肥与南京合作，将是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一步棋。

但直到去年，竞争仍然是两市的“关键词”。去年5月，蚌埠同时向合肥、安徽两个都市圈发出“入群”的意愿，并在一个月后与南京对接相关事宜。

这无疑将触动合肥敏感的神经——在此之前，同属安徽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均已被划入南京都市圈范畴。3个月后，蚌埠整体加入合肥都市圈的决定迅速得以通过。

从GDP走势来看，合肥与南京GDP之比已经从原来的50%迅速缩减到接近70%，在区域内相对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

但在辐射能力上，合肥仍然远不如南京——2017年，长三角地区流入南京人口占比前两位分别来自马鞍山与亳州，分别占比15.87%与10.23%，来自安庆的人口以7.30%的占比排名第五；而合肥流入人口第一大来源地是合肥郊县，第二大来源地安庆，占比仅7.82%。

如今，即将跨越万亿门槛的合肥，是否有足够的底气与南京“同台共舞”？

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看来，两座城市在科创发展上有着相似的定位，能够为合作增加筹码。

从数据上看，率先落户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合肥基础科研略胜一筹，其拥有4个国家实验室，规划8个大科学装置，均高于南京；

而在成果转化上，却落后一步——2018年，南京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3126家，一年内净增1282家；而合肥则仅为2110家，净增仅444家。

“合肥在量子科技、智能语音等领域的科技成果，主要是在长三角中心城市进行转化，其中也有一部分在南京。”陈耀说，“其目标是实现就地转化，但产业支撑、市场培育等却不够匹配。”

他也指出，在城市群的视野下，同属于两个城市群的芜湖、马鞍山、滁州等市，能够作为两市合作的“缓冲带”，承接双方的产业转移，拉近两座城市的距离。

而相对独立的西安，面对的将是整个西部合作的多重利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将其纳入合作版图之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落定，还将为包括西安在内的西部地区合作带来新的可能。

城市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无论是攻擂方还是守擂方，都要在变局中孕育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