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人，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二程理学的基础上，又对理学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和发挥，使理学的学术规模更加庞大学术体系更加严密，思维方式更加精致，从而对以后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朱熹学识渊博，文化素养深厚，学术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作为一个著名的理学家他虽以儒学为正统，但于佛、道也有深人的钻研。就庄学来说，尽管他并没有对《庄子》进行过专门的注解，不过，在他的语录及文集中，存有不少关于庄子及其思想的评说，许多议论都十分精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庄学思想之大概。
一、与庄子相关的两个问题
1.庄子与孟子
庄子和孟子的生卒年代至今难以详考，而据史实，确定他们为同一时代的人则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盂子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家，他对当时那些思想观点与儒家相异的流派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抨击杨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批判墨子乃“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攻击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等等。那么盂子为何能够容忍学术观点与之大相径庭的庄子而不加半点指责呢？非但没有指责，孟子在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庄子，于是便出现了庄孟同时而又不相论及这样一个令无数学者颇为疑惑的问题。诚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所不可解者庄子与盂子同时，盂子之书未尝言庄而庄子之书亦不及孟，岂天各一方而两不相知与？抑千里神交而心相照与？”
对于这一问题，早在宋代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例如程大昌认为孟子批判杨朱和墨子的学说而不见与庄子辩驳的言辞，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知其异者，无害于同也”。程大昌认为孟子对庄子那些肆无忌惮的言论一定是知道的，只是孟子觉得他与庄子之间的观点是大同小异故毋需批驳。显然，程氏这一解释乃出于调和儒道的需要，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说出庄盂不相及的真正缘由。为此朱熹进行了另外一番解释：
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相道及，如何？”曰：“庄子省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或云：“庄子都不说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底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所以孟子说陈良云云。”
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今毫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然当时南方多是异端，如孟子所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如说“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当时南方多异端。
朱熹认为庄子、孟子同时而不相道及的原因有二：一是庄子“只在僻处自说”所以他在当时的名声不高，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也不大，“无人宗之”；二是由于地域相隔的因素，盂子平生足迹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是楚人故与孟子声闻不相接。关于第一个原因，已有学者加以肯定，如崔大华认为“这一解释可能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也赞同此说。至于庄子是楚人的观点，则与传统的说法不一样。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提到“庄子者蒙人也”并未说明蒙属何国何地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蒙属于战国时期宋国的领域，故庄子是宋国人如《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髙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现代学者多从此说。而朱熹则认为庄子是楚人而非宋人，当然这也并非凭空之说如《太平寰宇记》卷便有记载云：“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既然司马迁作《记》时便没有交待清楚庄子的国别，那么，后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推测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熹主要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指出“南方多异端”庄子的“异端”之说正是楚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思想。所以，从庄子之学与楚文化的深厚关联而推断出庄子是楚人，这一观点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2.庄子与杨朱
杨朱不见于《史记》记载，亦无著作留传下来，但《庄子》、《盂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等古籍中都载有其人其事，因此先秦诸子中确有杨朱其人，应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杨朱究竟系何人？又属于何派？这是一个近现代学者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意见也非一致。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朱熹就已开始关注了，他不仅就杨朱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论及了杨朱和老庄的关系。朱熹说：
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
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
朱熹认为杨朱从老子就学，而庄子又本杨朱，从老子到杨朱再到庄子这样便形成了先秦道家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对杨朱的思想及老子的关系，朱熹说得颇为具体：
问：“杨氏爱身，其学亦浅近，而举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学也不浅近，自有好处便是老子之学。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其学也要出来治天下，清虚无为，所谓‘因者君之纲’，事事只是因而为之。”
问：“杨朱似老子，顷见先生如此说。看来杨朱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国，以此取天下。”：“大概气象相似。如云‘致虚极守静笃‘之类老子初间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无状来。及至反一反方说‘以无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类。”
问：“佛老与杨墨之学如何？”曰：“杨墨之说犹未足以动人。墨氏说‘爱无差等’，欲人人皆如至亲，此自难从，故人亦未必信也。杨氏一向为我超然远举视营营于利棵者皆不足道此其为说虽甚高，然人亦难学他未必尽从。杨朱即老子弟子。”
朱熹明确指出杨朱就是老子之弟子，所以其学出于老子与老子“气象相似”。朱熹的门生认为杨朱之学浅近朱熹不同意这种看法，对杨朱比较肯定认为他“为说甚髙”。朱熹也承认杨朱“爱身”、“为我”，不过与盂子对杨朱为我之说的猛烈攻击不同，他认为杨朱为我是“超然远举”轻视功名利禄而非如盂子所说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那样自私自利。这一观点颇有见地。例如韩非子认为杨朱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用“轻物重生”概括杨朱的思想，远比孟子来得客观。而《淮南子·汜论》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盂子非之。”此段史料说明杨朱的基本观点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与韩非子言杨朱“轻物重生”之旨互相契合，而朱熹认为杨朱的“视营营于利禄者皆不足道”亦即不以物累己身形，正与《韩非子》、《淮南子》所言一致，由此看来朱熹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是从这一层面朱熹进一步指出庄子之学乃出于杨朱。朱熹的上述观点得到了现代许多学者的赞词或者说现代学者的看法与之暗合，例如郭沫若认为：“杨子是老聃的弟子《庄子》里面屡次说到我们不能认为通是寓言。老聃与杨朱的存在如被抹杀则彭蒙之师、彭蒙、宋妍、环渊、庄周等派别不同的道家便全无归属。……他杨朱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主义，但却不是世俗的利己主义。”这是比较中肯的观点，熊铁基先生则指出：“杨朱全性保真，可说是理论升华无疑是早期道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与《老子》的思想有关系，更与后来的《庄子》思想有联系。由此看来，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中间人物。”这里强调了杨朱“全性保真”思想是早期道家的根本思想之一，而杨朱在老庄思想的演变过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更为圆融成熟的见解。
二、对庄子的评价
1.肯定庄子
从朱熹平时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庄、老都十分重视，对庄、老的优点和长处都加以肯定，而于庄子他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溢美之情。例如：
先生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能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庄子这数语：甚好是他见得方说到此，其才高。如《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若见不分晓焉敢如此道！”
“天其运乎……”一段出自《庄子天运》，描写宇宙万物的运行，并试图追溯其运行原因。朱熹十分欣赏此段，不得不承认庄子见识远，其才高。而对《庄子天下》篇中关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论断，朱熹更是赞扬，在其语录中多次提及：
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做事。观其第四篇《人间世》及《渔父篇》以后，多是说孔子与请人语只是不肯学孔子所谓“知者过之”者也。如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来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著落。
或问：“《中庸》说道之费隐如是其大且妙后面却只归在‘造端乎夫妇’上，此中庸之道所以异于佛老之谓道也。”曰广须更看所谓‘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圣人之道，弥满充塞无少空阙处。若于此有一毫之差便于道体有亏欠也。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它于此都理会不得。庄子却理会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说孔子恰似快刀利剑斫将去，更无些子窒碍，又且句句有箸落如所谓‘《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说得好。”
尽管朱熹认为庄子不肯学孔子，但他仍然承认庄子在许多地方都很髙明特别是对“《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两句反复加以称赞，并从这一层面着手，指出了庄子与佛教的区别，佛与儒基本上是对立的，而庄子不一样，他的思想可以和儒家互相沟通，也许这正是朱熹肯定庄子的重要原因。
再看一例，有朱熹弟子问到《中庸》“无声无臭”之理，朱熹回答说“《中庸》无声无臭’，本是说天道。……盖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极，难为形容如此。”既然“无声无臭”讲的是天道，那么与庄、老之道又怎么区别呢？这是朱熹的弟子们感到疑惑的地方，于是便有了以下的问答：
公晦问：“‘无声无臭’，与老子所谓‘玄之又玄’，庄子所谓‘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别？”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细看。”广云“此须看得那不显底与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须是自见得。”
看来，朱熹认为在关于本体之道方面《中庸》与老庄也具有一致之处，其间的差别很难用语言表述，因此面对弟子的提问，朱熹只能避而不答或含糊其辞地应付。不过熹的弟子求学似乎十分认真对这一问题仍然穷追不舍：
公晦问：“《中庸》末章说及本体微妙处与老子所谓‘玄之又玄’，庄子所谓‘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庄是否？“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某从前趁口答将去诱公便年不思量。”临归，又请教。珥：“开阔中又著细密，宽缓中又著谨严，这是人自去做，夜来所说‘无声无息’，亦不离这个。自‘不显维德’引至这上，岂特老庄说得恁地？佛家也说得相似，只是他个虚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亦不得。有疑处且渐渐思量。若一下便要理会得，如何会见得意思出。”
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朱熹的两层意思：其一是关于本体论方面的微妙内容，往往不容易用言语直接讲清楚，所以，需要自己用心钻研，细细体会其二是在讲天道时僑家中庸之道与老庄之道相通。正因为如此对于庄子的思想朱熹的评价确实是比较高的：
问：“程子谓康节‘空中楼阁’。”曰：“是四通八达。庄子比康节亦仿佛相似。然庄子见较高，气较豪。他是事事识得了，又却拔踏著以为不足为。康节略有规矩。”
朱熹不但承认庄子文章好，其学也很有道理能够与儒家相通，甚至认为庄子见解比北宋著名理学家卲雍还要咯胜一筹由此足见对庄子评价之高了。
此外朱熹还把庄子与老子进行对比，在庄老的互相比较之中，透露出对庄子的肯定。例如：
公晦曰：“庄子较之老子较乎帖些。”“老子极劳攘，庄子得些，只也乘。庄子跌荡。老子收敛齐脚敛手；庄子却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
义刚问：“原壤看来也是学老子。”柯：“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庄仲曰：“却似庄子。”曰：“是。便是夫子时已有这样人了。庄仲曰：“庄子虽以老子为宗，然老子之学尚要出来应世庄子却不如此。”“庄子说得较开阔，较高远然却较应走了老子意思。”
朱熹学识渊博，综览诸子百家，然后又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对一些所谓的“异端”加以批判。不过，对庄、老之学，朱熹并没有出于门户之见而简单地将其否定，而是深人到庄、老的内部，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许多中肯的分析。例如上述有关庄、老的对比就是比较有见地的。朱熹认为庄子以老子为宗同出于道家，但庄、老之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老子收敛庄子跌荡，老子尚要应世，而庄子较虚等等，应该说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深化对庄老思想的认识。朱熹进而指出，尽管庄子说理方式与众不同，“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但他说得“较开阔，较高远”也即说庄子之学的确是有可取之处的。
2.有关庄子的批评
庄子道家与儒学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流派，因此朱熹赞扬庄子的同时，又对庄子的一些思想进行了批评。例如：
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
问：“庄他都晓得只是却转了说。”曰：“其不知处便在此。”
若曰“旁月日，挾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是乃庄生之荒唐。
可以看出，朱熹的上述批评不为无见，如说庄子在人世方面比老子更加消极，什么事都不要做了这是很符合庄子思想实际的。又如庄子宣扬圣人能“旁月日，挟宇宙”，至人能“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对这些脱离现实基础、带有神异色彩的理想追求，朱熹指责为“荒唐”，也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庄子思想中既包含有合理的精华，亦存在一些消极的因素能够将积极的与消极的思想区分开来一分为二地对待，显示了朱熹对庄子研究的全面。当然，朱熹对庄子的评价并非尽善尽美，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一个理学家为维护儒家正统思想而表现的偏激与片面，如他说：
儒教自开辟以来，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戾一世之纷挈，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洗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孟子曾辟之以为无父无君，以之禽兽。
朱熹借孟子之辞，对庄子等人于乱世中追求全身养生的道家思想加以攻击，这是典型的门户之见。又如以下记载：
客尝有语予者曰：“昔人以诚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诚，则人皆可行而无难也。”予应之曰：“诚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诚而中，则小人之无忌惮耳。今世俗苟价恣睢之论盖多类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则庄子之意，得无与子莫之执中者类耶”
句：“不然子莫执中，但无权耳，盖犹择于义理而误执此一定之中也。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实无以异乎世俗乡原之所见，而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
朱熹首先区分了君子的“诚而中”和小人的“不诚而中，接着把子莫与庄子进行了比较。子莫本是孟子所批评非议的一个人物他的主要思想为“执中”《盂子尽心上》云“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朱熹则面地认为尽管庄子也讲“中”，但他专计利害，比子莫还要差无异于“世俗乡原之所见”“乃贼德之尤者”。最后朱熹还顺势批评了王通“清虚长而晋室乱非老子之罪也”的观点，认为正是清谈老庄才引起纲纪大坏，法度无存，而使天下大乱。也许魏晋玄风对当时的政治的确产生了某些消极作用，但如果将晋室灭亡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清谈，算到庄子、老子的身上，那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三、庄子与释道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裹，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两大宗教即佛教和道教都有过深入的研究，由于释、道与老庄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朱熹在阐发其庄学思想时，便自然涉及到了庄子在释、道两教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并发表了一些颇为独特的见解。
朱熹认为佛教初来中国时理论十分浅近，并无什么高深之处，后来情况才发生变化：
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曰添月益膂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
佛教的思想为什么到后来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庄子之学援引了过来。朱熹说：
佛氏乘虚入中国，广大自胜之说，幻妄寂灭之论，自斋戒变为义学。如远法师支道林皆义学然又只是盗袭庄子之说。
宋景文《唐书赞，说佛多是华人之谓诞者，攘庄周列御寇之说佐其高。此说甚好。
因论佛，：“老子先喝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到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佛学的传播过程中这一异质的观念体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接纳实有赖于庄学。朱高虽然对佛教多有排斥用辞过于偏激但他还是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特点，如他认为支道林所创立的义学“即色宗”乃是承袭庄子之说便相当有道理。支道林名支遁既是一个著名的佛学家，又精通庄学他对《庄子逍遥游》的解说在当时倍受推崇，所谓“遁比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尚玄同也”。看来，庄学对支道林的思想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道安的弟子慧远援引《庄子》以释佛典。据载“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为连类，于惑者晓然。”慧远引用了《庄子》中的哪些内容来解释佛经已难以得知但这则材料至少可说明，《庄子》—书在当时佛学的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朱熹认为，佛教之说之所以越来越精妙，与不断消化吸收庄子之学是分不开的。当然，除了庄子老子也同样功不可没故朱熹在许多时候庄老并称例如他说：
后汉明帝时，佛始入中国。当时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晓其说。直至晋宋间，其教渐盛，然当时文字，亦只是将庄老之说来铺张，如远师诸论，皆成片尽是老庄意思。
至于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庄之言驾说尔。如远法师文字与肇论之类，皆成片用老庄之意。
后来是达摩过来，初见梁武武帝，不晓其说，只从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说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庄老之说从而附益之，所以其说益精妙。
释氏有一种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国，也未在。后来到中却窃取老庄之徒弁多说话见得尽高。
道之在天下一人说取一般。禅家最说得高妙去，盖自老庄来说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阒阒在天地间。
总的来说，朱熹对佛教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又指出，晋宋以后，由于庄老的加盟佛教发展迅速教义趋于精密，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而说禅宗出于老庄也是十分有见地的观点。
由上可见，朱熹关于庄子与佛教关系的清理虽然难免带有某些主观色彩，但对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佛教的源流衍变，以及庄学所起的作用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至于对庄子与道教的关系，朱熹也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而有价值的见解。首先，他对道教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他认为道教的神仙信仰并不可信，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
气久必散。人说神仙，一代说一项。汉世说甚安期生，至唐以来则不见说了。又说钟离权、吕洞宾，而今又不见说了。看得来他也只是养得分外寿考，然终久亦散了。
朱熹认为传说中的神仙仅是一些善于养生而长寿之人最终还是会像普通人一样死去，所以朱熹说“道家说仙人尸解，极怪异”。对神仙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否定。朱熹继而指出，道教修炼的法术也很成问题：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只是屏气减息，思虑自少此前辈之论也。今之人传得法时便授与人，更不问他人肥与瘠怯与壮。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败、不成病痛者。
道教的法术不但愚弄人，而且会对人造成伤害对此，朱熹是极其反感的：
因说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极卑陋是道士，许多说话全乱道。”
朱熹不仅批评道士，还把矛头指向了道教中的领导人物张陵与寇谦之：
米贼张陵、海岛寇诛之之徒，遂为盗贼。曹操以兵取阳平，陵之孙鲁即纳降款
，可见其虚缪不足稽矣。
朱熹把道教的创始人张陵以及对道教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寇谦之都视为“盗贼”说明他对道教的批驳是不遗余力的。
朱熹不仅对道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而且还分析了道教虚妄不实的原因。他说：
老氏初只是清净无为。清净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这自经两节变了。
朱熹准确地指出，从道家到道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异化过程。道家的本意是讲清静无为，但其中所夹杂的“长生久视之道”被道教充分利用和发挥，乃至以后的道教专门只讲神仙巫术了。朱熹又说：
蔡云：“道士有个庄老在上却不去理舍。”曰：“如今秀才读多少书，理会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会庄老。”
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警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破釜。
原来道教衰落与虚妄的真正原因是道教徒们在发展自己的教义时，抛弃了道家固有的哲学理论对佛教的东西又没有学到便出现了互相错位的现象佛教融会了庄老之学的优点而道教却吸取了佛氏的不好之处：
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后来道家做《清静经》又却偷佛家言语，全做得不好。
佛家偷得老子妤处后来道家却只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
从朱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所指的道家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指道教，一是指庄老道家之学，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朱熹一方面批判攻击道教，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佛教借鉴吸收了庄老之学。而朱蕞对正宗的道家之学还是相当肯定的，关于此点，熊铁基先生曾有一论述：自唐以来就有一个儒家排斥佛老的问题，说朱熹抗衡‘释道’也是有根据的他既痛恨佛教、道教发展之影响国计民生，也反对人们‘溺于老佛之说’。但应该具体分析，首先他抗衡释道重点在释所谓‘辟佛’，而道又主要是道教。其对于老子、老学，倒是另眼相看的。”这是很中肯的见解，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庄子、庄学。
四、朱熹哲学与庄子
朱熹在建构其理学体系时，固然对佛、道二教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道的影响，这一点连朱熹本人也并不否认。而对于庄子、庄学朱熹将其与道教区分开来而毫不讳言其中的可取之处。据记载：
问：“程先生谓：‘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庄子云：嗜欲深者，天机浅。此语最善。’又曰：‘谨礼不透者，深看《庄子》。’然则庄老之学，未可以为并端而不讲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废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此语甚的当，不可尽以为虚无之论而妄訾之也。”谟曰：“平时虑为异教所汩，未尝读《庄》、《老》等书，今欲读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读之何害？要在识其意所以并于圣人者如何尔。”
问：“庄子云：‘闻解牛得养生。’如何可以养生”曰：“只是《他道理去不假思虑不去伤箸它，便可以养生。又曰：“不见全牛，只是见得骨骼自开。”问：“庄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见得个道理如此。”问：“他本是绝灭道理，如体有所见”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见得如此。”因叹曰：“天下道理，各见得恁地剖析开去，多少快活！若只鹘突在里，是自欺而已。”
朱熹的弟子们出于正统的偏见，不敢读《庄子》但又看到他们的前辈二程赞扬庄子不免有所困惑，朱熹明确地告诉其弟子庄子“言有可取”不可随意否定其书是值得学习的。继而又以“庖丁解牛”之事为例，说明庄子之学自有道理，那么对庄子思想进行分析解剖，找出其合理部分当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若拘于门户之见而对庄子完全加以排斥，则是自欺欺人之举。
朱熹肯定庄子研究庄子，其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将庄子思想吸收到他的理学体系中去。他说：
康节说形而上者不能出庄老形而下者则尽之矣。
邵雍是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这里的形而上者实际上是指“太极”而言。邵雍说：“能造万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极也。太极其可得而名乎？故强名之曰‘太极’。”在邵雍的思想体系内，“太极”是决定天地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最后根源，与道家之“道”类似。朱熹指出邵雍关于形而上的理论没有超出庄老之学，也即说邵雍对“太极”的阐发乃来源于庄老道家，这是正确的。而邵雍关于“太极”的观点，正为朱熹所继承并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可见，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理”、“太极”、“道”是居于同等地位的。朱熹又说：
道理也是一个有条理的物事，不是囫囵一物，如老庄所谓恍惚者。志于道只是存心于所当为之理，而求至于所当为之地非是欲将此心系在一物之上也。
朱熹反对把“道”或“理”当作一个具体的事物看待，认为“理”既是虚无但又无所不包，与庄老之道相似，而其道体便是恍惚。庄子云：“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广芒芴即恍惚，庄子此句之意与老子“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相当。在庄子的宇宙论中，气是无形而有物又不同于一物，那个“恍惚”之道便借助于气而化生天地万物。朱熹则明显地把庄子的这一思想吸收到了他的本体论中。作为他的本体论的基石便是“无极而太极”，而“无极而太极”在解释万物生成时，太极也是借助于气而化生万物的。
朱熹还认为，气是通过阴阳的变化才使得万物化生，而《周易》便是专门讲述阴阳变化之道的，他说：
《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
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
《易》只是个阴阳。庄生曰“《易》以道阴阳”，亦不为无见。如奇耦、刚柔便只是阴阳做了《易》。
朱熹的阴阳变化思想同样与庄子的认识有一致之处，这也就难怪他反复说及庄子“《易》以道阴阳”等语如“快刀利斧费截将去，字字有著落”而为后人所难以超越。故有学者认为，“在变化观上，朱熹受庄子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变化的形式上，朱熹也摆脱不了庄子的影响。”
（本文选自《朱子学刊》2004年总第十四辑）
作者简介：刘固盛，汉族，1967年7月生，湖南涟源人，历史学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熊铁基先生和张岂之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主要从事老庄学、道教教义与思想、宋明理学以及儒、道、释三教关系的研究。2000年6月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博士学位，导师为熊铁基先生；2000年9月进入西北大学国家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合作导师为张岂之先生；2002年7月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2001年11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11月破格晋升为教授；2004年6月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5月起担任历史文化学院科研副院长，兼任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宗教系从事访问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历史文化学院科研副院长，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主任。刘固盛教授2000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0年9月进入西北大学国家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2002年6月博士后出站，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2001年11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11月破格晋升为教授；2004年6月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学术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1]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主要从事老庄学、道教教义与思想、宋明理学以及儒、道、释三教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宗教事务局重大科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以及台湾、香港地区项目等共10余项，还参加了《中华道藏》、《儒藏》的整理工作，为《中华道藏》编委，同时担任“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常务副主编。学术成果获得同行的好评。
专业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主要从事老庄学、道教教义与思想、宋明理学以及儒、道、释三教关系的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