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革命的“枪杆子”，建立并发展人民武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出的宝贵经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指明了方向。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指挥枪”根本原则既是对党与军队关系的形象表达，也是对革命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强调人民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战胜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的革命武装部队。
那么，“党指挥枪”根本原则是如何真正贯彻到军队中的呢？或者说，这一原则是如何实现的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本文选取全面抗战初期这一历史时期，通过对加强军队党的建设贯彻、落实“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实践进行考察，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全面抗战初期军队的党建状况
全面抗战初期，为了进一步推动全民族抗战，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广泛动员爱国青年参军入伍，收编、改造各类抗日武装，使抗日武装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仅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间，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到1940年底，除东北抗日联军外，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随着人民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军队党的建设方面也出现了相对滞后的问题。
首先，军队中党组织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政治干部缺位或者不是党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部队主要在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中，扩充部队、组织抗日力量成为各部队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部队忙于扩充，党的建设未能及时跟上军队规模扩大的速度。 比如，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总结军队党的建设问题时指出：“部队的各级党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不够经常有力，党员和战斗骨干少，大多数战士是文盲、半文盲，对我党我军的宗旨与政策缺乏基本的了解，有的连基本的军事技术也不懂，打起仗来只凭热情和勇敢。”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领导人的注意。毛泽东指出：“部队不断扩大，新的杂色部队被收编，可能有许多政治干部不是党员，如此将使八路军优良政治制度的传统难于保持，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的执行更无保证。”朱德指出：“因为军队的迅速扩大，干部的调动较多而影响到支部工作。”由于党组织的缺位，党的干部的缺乏，党的工作无法在军队中开展，出现了士兵逃亡、纪律涣散、宗族及地域观念严重等问题。“有少数部队的人员家庭观念和地域观念浓厚，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组织纪律观念淡薄。”这些现象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次，在军队中党员的比例相对较低，加之思想教育工作滞后，一些党员思想认识不足甚至党性丧失、贪污腐化。 比如，1938年4月，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对晋察冀军区军队中党的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会上指出：“党员的数量只占百分之十三，十大队根本无党员，十二大队只有四十多个；手续很多不清，恢复党籍的党员极大多数没有支部、小组的组织。”中共中央曾致电晋察冀军区指出：“两年来部队因忙于扩充发展，党的教育一般的缺乏有组织计划的进行。”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方强指出，军队的党员存在着思想认识模糊与党性不足的问题，“少数党员严重地缺乏共产主义的道德，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形成生活腐化、个人享乐，及个别的严重贪污现象。而且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惊人的瞒上不瞒下和自私自利缺乏党性的现象”。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对部队存在的思想教育问题分析指出，“（部队）在发动与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公正的人士、市民和百姓”，“在其生活、风度、意识、观念……各方面，正还带有不少小市民和知识层的庸俗、散漫、腐化、迂缓等非八路军甚至客观上是‘反八路’的情调，或客观上还抱持着异己阶级与异己党派的面目等。这些情调混乱了部队的纯洁，部分掩盖了工农的传统，个别地方侵蚀着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可见，相对于军队规模的快速扩大，党员的数量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也没有及时跟进。军队思想上的不统一，不仅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而且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共中央对军队党的建设滞后问题有十分清醒和准确的认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在1938年2月1日发布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关于整军的训令》向全军严正提醒到：“军队政治纪律的松懈，由外界恶劣意识的影响滋长着的军阀主义与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党和政治军事机关经常工作制度的削弱等，这一切是极端有害而将有丧失我军传统的危险，特提出以警觉我各级首长与政治机关之严重注意。”《训令》强调，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赖更加艰苦的政治工作和坚强的党的工作”，“此项训令文字的发到团级为止，但必须口头上党内的传达到支部中去讨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将整顿军队、建立健全军队党组织放在工作首位，强调“要把部队中军事、政治、党的系统工作制度，适应着今天战时而且是分散情况的实际环境去建立起来”，要求“健全各级政治机关组织，要保障党和部队中的教育工作，在任何情况下不致中断”。
二、在军队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 大量发展党员
在军队中尤其是新发展的军队中普遍建立党的组织系统，大量发展党员，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重要任务。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军队的名称建制虽然变了，但仍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7年7月，彭德怀在红军中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红军改编问题指出，“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是红军改编的中心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在军队全面建立党组织。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文件，就改编后的部队党及政治机关建设作出下述规定：“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党的领导及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实行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无论是借助军政委员会形式，还是建立党委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始终建立在军队指挥的中枢机关中，以保证军队能够听党指挥，统一行动。
根据党中央指示，军队开始将建立健全党组织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特别在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全民族抗战中创造卓越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在于“八路军的各个连队，能够保有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党的每个组织成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模范战士的面貌在一切场合进行活动，使政治工作的下层基础得到充实，使政治工作的活动不仅是限于少数政治人员，而且是包括了共产党员的全体”。
1938年10月15日，毛泽东等在给冀热边区委的电报中指出，面对复杂的抗战形势，“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要“大量的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强调了在抗战初期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11月14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下达《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命令》，对部队党的各级组织建设作出三个方面的规定：第一，“营分支以组织干事兼分支书记，七个委员应由全党〔营﹞党员大会选举产生。营成立营教导员办公室，以组织、青年、特派员三个干事组成，即在教导员领导下召开经常会议，以集体领导来实施全营政治工作”；第二，“团级一律成立总支部，委员应由全团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出，组织三人至五人的常委，组织股长兼任总支书，团如单独行动时，则以团级首长并吸收营教导员参加成立党委会，起集体政治委员作用，团政委为党委书记”；第三，“旅级同时成立党务委员会及军政委员会两个组织，军政委员会由师级领导机关指定，即集体政委制，讨论与决定旅范围内一般大的问题；党务委员会由全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以常委会负责处理全旅党员中有关纪律及新党员之经常征收等等”；第四，“除连排外，各级干部均编成干部小组，经常过学习生活，并互相锻炼思想意识”，“要提高连排干部组织观念，并帮助小组党员讨论党的问题”。该命令的下达和落实，使军队中各级党组织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促进了军队中党的基层支部建设工作。
1939年2月14日，八路军政治部电令各兵团，要求把党的基层支部建设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健全支部工作，使支部真正成为领导群众的堡垒和核心，发展组织，保障战斗连队[中]百分[之]四十以上党员，以团或营为单位集中轮流训练新党员，实现党内适当民主。”由于政治工作人员的选配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党组织的运行成效，因此，毛泽东提出：“以后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的组织，其指导员、教导员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宁缺毋滥。”军队党的基层组织的普遍建立，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落实提供了系统、规范的信息传达渠道，进一步完善了军队的指挥体系。
党中央关于在军队中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也得到了迅速落实。1938年3月1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大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决议》下达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贯彻党中央发展新党员的指示精神。到1938年冬，军队中的党员比例已超过20%，连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党员。到1940年，八路军老部队中的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的30-40%左右，新部队也达到25-30%左右。新四军刚集结时，党员数量占全军总人数的25%，到1939年2月，已占到40%。军队中党员比例的不断增加，大大提升了军队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使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加强军队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党员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加强军队中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够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巩固军队党的建设的中心一环。“只有党内的思想统一为组织统一所巩固，党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随着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军队也在根据党中央指示大量发展新党员，因此，对新党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迫切任务。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晋察冀军区，“决定于三个月内将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之新党员举行一个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193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加强党的工作的训令》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在于加紧党的阶级的教育与实际生活的锻炼。流动训练班，定期的代表会，活跃的党的民主生活，严格适当的自我批评，应当有计划的配合进行。”除新党员外，各部队还针对干部党员、支部委员等重点党员群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员教育活动。
全面抗战初期开展党员教育必然离不开抗日教育与阶级教育。193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指示：“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政治教育（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之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
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总政治部关于新党员教育的训令》，《训令》要求：“各政治部负责训练领导责任”，“统一教课标准及检查测检之责”，“训练大纲统由师及军区政治部规定”，内容着重阶级教育和解释当前形势，“将一年以内之新党员分期轮流训练，每期训练完毕之后举行测验并将课程报告我们”。
从教育内容看，全面抗战初期军队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既从党的性质与发展出发，着力进行阶级教育，又兼顾了现实的任务指向，强化抗日教育和统一战线教育。通过在军队中加强党员教育，打造出了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先进、军事技术过硬的党员队伍。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军队党员教育过程中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举行庄重的入党仪式、上党课、开办短期培训班、用具体的例子教育党员、从会议中教育党员、从工作中教育党员等。1939年，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文章，向全军介绍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个模范连队支部的政治教育经验。该连队党支部“动员全体人员的学习情绪，……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在中国革命的目的与作用，目前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八路军在抗战中特殊作用与目前政治形势”。这个连队党支部之所以作为全军学习的模范，最重要的就是采取了理论教育与案例教育、时 事教育相结合的形式来加强军队的党员思想教育。
四、恢复并完善军队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相关制度
运用制度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全面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军队的政治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取消政治委员，改设为军事副职，政治工作人员的职权被降低了。同时，为扩大军队规模，军队政治工作人员离开部队到地方开展武装动员工作，使军队政治工作一度处于停摆状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被削弱。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7年10月19日，朱德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军队政治制度，执行党代表制，电文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 10 月 22 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 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 10 月 24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转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的决定的命令》。 《命令》指出： “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保持党和红军光荣传统，以此推动全国抗日军队之改进，特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党〔营﹞设立政治委员。 ”“各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各团政训处改为政治处，其职权和工作与过去政治处同，旅设政治处，由政委兼主任。 ” 10 月 28 日，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八路军三个师政治委员的委任令》，委任聂荣臻兼一一五师政委，关向应兼一二〇师政委，张浩兼一二九师政委。 至此，政治委员制度在八路军各部开始逐步恢复。
193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指出：“为直接指导并进行军队党和政治工作，在营、团、旅、师、军、军区、分区、独立的游击队、独立支队、独立作战的部队以及各直属机关学校内，任命有阶级觉悟、最坚强、最勇敢，并有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为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执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政治委员经过党的政治指导作用，保证一切军事行政负责人员很顺利的完成其工作。”
1939年12月12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布政治整军训令，明确提出“政治整军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并要求各部队“不但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完全恢复政治委员、指导员、支部书记”。1940年10月，罗荣桓在总结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的工作时指出，只有“坚强党的堡垒作用，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提高政治机关威信，加强连队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完成建立“模范党军”的任务。晋察冀军区也把建立政委制度提高到了军队党性的政治高度，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指出：“政治委员制度是我军党性的最高标识。……今天我们整个成绩的取得，它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对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1941年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向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报告整军情况时，汇报了完善政治制度后部队的情况：“建立党政制度，建立党的教育阶级，在老战士中有了基础，党领导机关发挥了民主精神。各旅、支队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干部中逐渐提拔了工农成分的干部，模范支部热烈的竞赛，党的威信在部队中提高了（大多数主力与基干）许多。团有了战时政治工作，尤其大多数团，群众纪律保证了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得到群众的爱戴。”军队中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逐渐恢复和完善，为“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健全军队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把党的组织深入到军队的基层，依托军队党组织尤其是连队党支部对党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恢复和完善军队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有关制度，从组织上、思想上、制度上将“党指挥枪”根本原则融入到军队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之中，解决了全面抗战初期军队党建工作滞后的问题。这些成功实践，对新时代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工作，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 张屹，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木林，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