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速度仅次于美国。数据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布数量居全球首位，而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在人工智能科技走入大众视野到近几年开始迅速发展，可以说社会上对新技术的发展在科技、产业和社会变革等方面会带来的影响是抱有期待的目光的。但是《好的经济学》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却提示我们，从经济学的理论和视角来看，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互联网对社会社交和在线社交的改变也暗藏隐患。
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全球化发展迎来新变局，新的科技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各种元素交织的当下，全球和中国未来的前景如何？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勇教授就人工智能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会分歧之间的关系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话题，紧密结合当下中国现状，为我们解答如何预判未来大趋势和如何做好个人的应对计划。
以下内容整理自王勇教授在中信读书会所做，“2020全球发展难题及有效行动方案”解读《好的经济学》的分享实录及《好的经济学》一书。
人工智能会让我们失业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经济学家的总体判断是相对偏悲观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布什商学院面向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做了调查，28%经济学家完全同意人工智能会造成长期的失业的增加，有24%的经济学家表示不确定，有20%左右的经济学家不太认同这个悲观的看法。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得出这个悲观的结论？我们把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更普遍一点的数字化技术和上一次工业革命技术相比较就能得到答案。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研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给英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在他的研究中发现，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儿童的营养不良的情况比美国南部的蓄奴州的奴隶的营养状况还要差。由于技术进步，导致工人失业，收入下降，他们的孩子也就得不到良好的营养，从侧面反映出来当时英国革命对英国工人阶层有非常重大的冲击。在后来的历史中，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扩散，经济发展也被慢慢地被带动了起来。
图片说明：据央广网新闻：国内外人工智能训练师相关从业人数将达500万。（图片来源：Unsplash）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替代的劳动力的范围比上一次工业革命要更为宽泛。上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代替做重复性、单一性工作的劳动力。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替代一些复杂性的劳动。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财经新闻机构叫布隆伯格，是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开办的公司命名的。布隆伯格的很多对于股市波动新闻的写作，已经是由人工智能来完成。同样，在华尔街做量化交易，很多操盘手、经纪人也会面对人工智能的竞争。
另外从企业的实际经营角度来看，考虑到综合用工成本，企业也会使用机器。现在的社会中，企业的经营和法律都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现身江湖之际，反倒可能会加速工人的失业。雇一个工人的综合用工成本是很高的，除了给他支付工资之外，还要替他交五险一金。更重要的是设备可以通过折旧甚至加速折旧的办法，通过会计做账加入到成本里，以做到少交一些税。使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可以让税负下降，而用一个劳动力可能让成本上升。企业处于成本考虑优先使用机器人，这样自然而然会带来失业。
基于这样的逻辑，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企业要是使用机器人的话，应该交税，建议开征机器人税。这个建议刚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理解，觉得和技术进步、创新背道而驰。但实际上他的建议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正是刚才所讲的逻辑。
图片说明：2017年比尔盖茨接受采访时说：政府会对一个在工厂里做着价值五万美元工作的工人收税，那么对于做着类似工作的机器人，也应该收同等水平的税。该观点引起激烈讨论。（图片来源：Unsplash）
学者们对这个逻辑当然也有其它的思考，比如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就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MIT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阿斯莫格鲁教授和他的同事一起在2017年就利用美国从1990年-2007年劳动力的市场数据分析了机器人或者自动化设备的使用对就业和工作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机器人使用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每提高1‰就会导致就业的岗位减少1.8‰-3.4‰之间。不仅如此，还让工人的工资平均下降2.5‰-5‰之间。
除了对带来就业岗位的流失之外，书中还提出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心的问题。两位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使用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过一本书叫《21世纪的资本论》，书里数据表明，1980年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占美国整个国民收入差不多22%，但是这个比例到了2014年的时候就上升到39%。这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极大加剧。作者认为原因在于，和上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技术相比，数字化的技术产生了更加严重的赢家通吃的局面。互联网网络平台往往就是赢家通吃的市场格局，以国内为例，社交是腾讯一家独大，电商就是两三家企业。赢家通吃的局面在新的技术时代，在数字化技术时代变得更加明显，它所产生的造富的机制，以及拉大人和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变得非常严重。收入一定程度的拉大对于社会人的激励是正向的，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会激励大家好好工作，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差距太大，社会的流动性丧失了，底层永远是底层，人便会丧失斗志。
201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教授的研究发现，在美国中年白人男子中，绝望致死率在稳步增长。他们把由于对生活绝望，酗酒、抽烟、不节制饮食、服用上瘾的一些毒品或者药物来麻醉自己，从而导致的死亡称为绝望致死率。安格斯•迪顿用绝望致死率的稳步增长来反映社会不平等，社会差距的拉大对社会公众产生的影响。
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会让一部分人陷入绝望，还会让人变得非常容易愤怒，非常容易极端。现在可以看到社会范围内有很多极端的观点，并且很多人容易变得愤怒，就和这种不平等的加大有着内在的联系。
互联网会减少人们之间的分歧吗？
互联网或者说网络社交，借助网络工具的使用，会减少人们之间的分歧吗？
过去我们认为互联网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但实际上会发现，在互联网已经使用了20多年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在世界范围之内种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的盛行，这用传统的经济学是很难加以解释的。
对这个问题，班纳吉在1997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即“羊群行为理论”。我们为什么会附庸一些极端的观点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即使每个人都非常理性，但是大家掌握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人的行为反映出他所拥有的信息，如果人认为其他人掌握的信息更多的话，就会导致追随的行为。
美国有一个类似于大众点评的网站叫Yelp，如果安排一个人在网站的一个虚拟餐厅点赞，就大大提高了第二个人过来也点赞的概率。羊群行为或者从众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互联网会放大羊群效应，使得这样的声音或者行为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第二个观点是，过去经济学家认为人的偏好是给定的，但现在班纳吉借助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人其实就像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往往有多重人格特征，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出的人格特征不一样，在人格特征之下你的偏好可能也不一样。互联网带来的情形就是让大家能够在网络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出来，从而让人的交流会产生一定的隔离。不仅网络会带来的影响，作者也回顾了美国其它媒体的发展对偏好的隔离所产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近这些年以来，由于网络环境的出现，会让大家的观点、意识产生对立，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会影响到选举，影响到政治，影响到美国的两党。
图片说明：舆情认为剑桥数据分析公司基于社交数据能够影响民意，能够影响美国大选。（图片来源：Unsplash）
过去我们常讲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民主是虚伪的，是一丘之貉，因为他们最后观点一定会趋同的，这在博弈论当中称为中间选民，你的立场越往中间，选民越靠近的话，越容易获得更多的选票，这样两党的执政理念应该是越来越接近的。这是过去经济学理论所做的预测。但是结果发现，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了。比如关于要不要开征遗产税，民主党用的词叫遗产税，共和党用的词叫死亡税。对于非法移民，对移民的政策相对友好一点的民主党把非法移民称为无证工人，而共和党则直接称为非法移民。进一步基于语言的分析来考察两党的党派的偏见度，他们专门设计了指数，结果发现现在两党偏见数到了83%，这个数字越高意味着两党之间立场相距越远。两党差异以前一般这个指数在40左右，现在到了83%，这就说明极端的观点、立场在党派之间，对于美国政治已经带来极大影响。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偏见的土壤，才使得基于社交数据能够影响民意，能够影响大选。班纳吉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的支持和网络相结合，来认识人的分歧越来越极端这一现象。
我们怎么才能尽可能消除这种分歧呢？班纳吉考虑了新型社交工具在网络空间当中所产生的对立这一问题。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叫凯斯•桑斯坦，他对美国网络所带来的对立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认为网络阅读和网络社交会产生回音室效应，你在网络社交空间当中可能听到的话都是你想听到的话，都是你内心的声音所产生的回音。在线下，邻居、同学、老师、同事是谁是没有办法加以选择。大家由于经常见面，即使有不同的声音大家也能保持尊重。但是在网络上，你只会选择和你观点一致的人进行交流，这样产生了回音室。
凯斯•桑斯坦指出还有另外一个效应就是信息茧室，指的是现在推荐算法的使用。进行网络阅读时，各类新闻APP，都是用算法向大家推荐阅读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会迎合大家的偏好，结果就是你只能读到你愿意读的内容，你感兴趣的内容，而没办法了解你应该知道的内容。时间一长，我们就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把自己的世界和外部世界进行了隔绝，没有办法对外界做出良好的回应，更没有办法做良性的互动和沟通。今天所处的互联网环境已经开始形成了巨大的茧室效应。现在网络空间当中和外界的沟通，特别是和国外互联网的沟通其实是存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的偏差，我们越来越不能理解外国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外国人也越来越难以理解我们国内观念和做法，这样对于全球化的战略，对于中国和全世界发展来讲都不是特别有利。
在美国也存在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室效应。班纳吉认为最重要的途径是增加物理性的接触，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消除回音室、信息茧室所产生的巨大偏见。
而线下的物理接触也存在不少困难。尽管一些大学招生的时候强调多种族、多背景融合，以哈佛大学招生为例，前段时间哈佛大学依然被一些亚裔家长以招生时歧视之名告上法庭。哈佛大学保持学生家庭背景的多元化，保持种族多元化的努力值得尊敬，但是怎么做好它是具有挑战性的。要想增加物理性的接触和实现融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托马斯•谢林给出了一个建议，即推行混合型社区。以不同民族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住在同一个社区来增加物理接触。但是班纳吉也指出这个社区居住往往是不稳定的状态，当某一类种族人口比例成为大多数，这个社区里其它种族人慢慢就会从这个社区里搬出去。
总而言之，互联网在减少分歧方面，带来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自由贸易的好处真的有那么大吗？
提到国际贸易，李嘉图有一个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当两个国家开展贸易，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时，是能够改善两个国家的福利的。这是经济学家主张开展自由贸易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
最早对李嘉图的逻辑产生怀疑的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和他的一个学生叫斯托尔珀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定理指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两国的国际贸易对两国整体福利都有好处，尽管如此，对于穷国来说，本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缩小，而富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会上升。萨缪尔森承认国际贸易对两国的整体有好处，但是从内部来看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
有不少学者对萨缪尔森定理做了数据上的检验。印度1994年前后经历了对外开放的开放，班纳吉的一名学生托帕洛娃便用了印度的数据，检验结果却发现这个结论并不支持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通过开展自由贸易，印度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拉大了，特别是脱贫的速度大大下降了。开展自由贸易尽管对两国整体福利是有影响的，但对于穷国来讲内部不平等程度却也在拉大。
为什么自由贸易会拉大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程度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他认为就业劳动部门相关的经济行为是一种“黏性经济”。这种经济活动的调节不像想象的那么快速。人们原本以为，工人在原来所处的行业、部门受到贸易冲击之后能够很快地转换到另一个行业里去。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事实是，大量的工人失业之后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当一个地方有明显的产业集群时，此地区失业率增加，工人收入下降，对其它行业需求也会一并下降。中国拥有很多产业聚集效应，但是一旦产业集群受到外部冲击，萎缩的时候会让这个地区其它产业很难成长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产业集群在供给侧方面会形成巨大的黏性经济。
另一方面，在需求一侧也会形成黏性经济。消费者会选择品牌，品牌企业又会选择稳定的供应商，一旦关系形成稳定的关系之后，也会让经济变得有黏性，消费者不会轻易做产品的转换，品牌商也不会轻易地选择不同的企业进行代工和生产，这样就使得经济当中就有非常大的黏性，生产要素不容易流动。这样一种黏性经济就可能会拉大一个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的程度。黏性经济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自由贸易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鲜视角。
班纳吉进一步挑战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贸易会让两国福利都有所改善，他们进一步思考下一个问题，这个改善到底有多大呢？测算的结果是，美国对外开展自由贸易得到的贸易的利益只占GDP的2.5。
班纳吉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是对贸易受损的行业提供补贴。减少相关行业工人的税收是比加征关税更好的办法。作者进一步提出来不仅仅应该是工资税收，建议进一步针对一般性收入进行减税。
经济增长会终结吗？
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认为，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到1973年的时候就终止了，从那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增长。而且认为未来2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有0.8%，这是一个非常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另外一位研究东亚历史文化的非常有名的学者傅高义在1979年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曾经预测日本经济会很快超过美国的经济，成为全球第一。但是就在傅高义做出预测值后，1980年日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后来由于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日本经济到了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0年以后继续在失去，所以日本经济是长期低迷。
第一，我们到底怎么理解经济增长。罗伯特•索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增长理论。罗伯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关心的是在经济增长当中资本所起的作用，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人均资本量。换句话说，只要你能够让更多人在人均上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话，自然而然就会带动经济增长。但是人均资本量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资本积累一开始可能比较快，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均资本量提高到了一定程度会陷入瓶颈，这样经济增长随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会趋于平缓。罗伯特•索洛最基本的思想强调人均资本或者强调资本的重要性。
当然，这个观点后来遇到了一些挑战。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也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默教授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内在的力量，即创新的观念，创新的思想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班纳吉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是没办法回避的趋势，但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不意味着末日的到来。我们习惯于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成功，即 GDP 增长率。但若一直盯住GDP增长这个目标，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遗漏了新经济带给我们的所有快乐和幸福？
书中班纳吉举例表明，GDP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挂钩。儿童的游戏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这当然应该算作幸福。但是他的快乐并没有被 GDP 的传统定义囊括进去。当一名来自阿比吉特家乡加尔各答的人力车夫下午停业，与他的女友共度时光时，GDP 下降了，但幸福感怎么可能没有提高呢？当一棵树在内罗毕被砍倒时，GDP 计算的是使用的劳动力和生产的木材，但没有扣除失去的树荫和美景。GDP 只对那些能被定价和销售的东西进行评估。在教育上持续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社会的公共卫生水平，提高社会治安水平，这些更能提高我们的幸福感。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未来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处于宽松的或者低利率的时代。
在理财方面我们可以以此为前提进行调整，比如在房贷上做调整，做调整，将其改为新的LPR方式，改成浮动汇率制。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子女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了，降低对其个人发展的过高期望，或许是更好地心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为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的养老做好足够的准备和储蓄。
以上内容整理自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勇在中信读书会所做，“2020全球发展难题及有效行动方案”解读《好的经济学》的分享实录及《好的经济学》一书。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美）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 著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贫穷的本质》作者最新力作。
深度解析如何正确运用经济学，解决当今世界的棘手问题，共同应对2020黑天鹅。
从新德里到达喀尔，从巴黎到华盛顿特区，移民问题、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问题随处可见，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挑战。我们已然拥有了应对这些挑战的资源，但缺乏能够帮助我们消弭分歧、重建互信的理念，以及，我们常常错用了经济学。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哈佛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等联袂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