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苏东坡出生时（1037），其家乡彭老山的草木全枯，六十多年后东坡去世（1101），这座山又恢复郁郁葱葱。东坡的天才太过洋溢，一出生即吸尽山川之灵气，待他离世，灵气方才复归山川。这个故事不可能是真的。但它确实是真的。

东坡少年得志，二十出头即高中进士，在地方与京城任职十数年后，正当仕途一片光明，忽然卷入新旧党争，并于元丰二年（1079）身陷乌台诗案。

后人常将乌台诗案归于新党对旧党之迫害、小人对君子之构陷，这不能说是错的，但不够精确。东坡虽反对新法，但未必属于旧党（至少他本人不认为自己是旧党，见其元祐六年《杭州召还乞郡状》），乌台诗案也不是小人与君子的简单二分可以概括的。东坡之获咎，与其说是新旧之争，不如说是异议者与御史台及皇帝的对立。神宗皇帝并非通常认为的东坡之保护者，而更像是一个还算宽厚的加害者。

与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晚唐五代军人政治不同，北宋乃是士大夫政治。门阀政治的基础是血统，军人政治的基础是武力，士大夫政治的基础是朋党，而朋党的最大武器则是公论。御史台在北宋是强力机关，不但是公论重镇，更兼具司法功能。在乌台诗案之前，御史台由蔡确主政，大兴相州之狱、太学之狱等重大疑案，并扩大化，借此打击政敌。蔡确升为宰执之后，御史台由支持新法的李定主政。李定因母丧不致仕而声名狼藉，苏东坡也是嘲讽他的士大夫中的一人，而且是醒目存在的一人。在熙宁年间，东坡是呼声极高的台谏候选人，司马光和范镇都推荐他当谏官而未遂。与此同时，东坡多次在诗歌与奏折中指斥御史台及新政，笔锋极为犀利。更要命的是，东坡还将这些诗歌刊刻出版，而且一版再版。东坡当时文名已满天下，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不二领袖，其影响力甚至远及高丽。今人常言，影响力是党产。苏东坡是异议者，影响力又巨大（用苏辙的话说是“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且与御史台在公私方面结怨均深，他被寻衅滋事只是时间问题。

御史台终于等到机会。苏东坡在湖州任上写的一封谢表中，有“知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语，“新进”显是讥讽蔡确、李定等支持新法而晋升的新贵，“生事”则可能是嘲弄其时已罢相闲居的新法总设计师王安石。见习御史何正臣率先就此谢表开炮，御史舒亶迅速跟进，御史中丞李定也甩出飞刀，对东坡的指控，更由谢表荡漾开去，涉及多首讪谤乃至指斥乘舆也即妄议皇帝的诗歌。神宗当即下令立案调查。

在东坡本人及众多时人的笔下，神宗是东坡的保护者，但下令立案的是神宗，最终判决的是神宗，他怎么可能是保护者呢？他只是没杀东坡而已。宋代皇权未必如后世论述的那么弱势，一般情况下，皇帝会对文臣的态度表示尊重，但如果文臣的态度实在不称圣意，那么皇帝也会坚决贯彻自己的意旨，文臣通常只能以辞职来表达愤懑与遗憾。如果皇帝真要保苏东坡，那是一定能保的，决不会像后世某位宰相一样流着眼泪握着受害人的手说什么“我来晚了”。那么，神宗为何会允许甚至可说是主持对东坡的迫害？要知道，北宋向以不因言论诛杀文臣为优良传统，神宗为何会甘冒大不韪去让乌台诗案发生？这是北宋第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也是中国史上第一桩有详尽档案传世的文字狱。

在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中，有段话耐人寻味：“（轼）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苏辙特别强调，苏轼写讥讽时政的诗歌，乃是在通判杭州与知密州期间，也就是熙宁四年到熙宁九年。这个时间段的划分非常重要，因为此期间乃是王安石主政，而在此之后，安石罢相，神宗亲自冲到一线去主持新政。苏辙为其兄辩护的策略非常明显：在熙宁九年以前，我哥是写了不少违碍诗歌，但那是讽刺王安石他们，而在熙宁九年神宗您老亲政后，我哥就不敢再写了，但之前写的诗歌已经传播出去了。换言之，我哥或许有讪谤大臣，但决不敢指斥乘舆。

苏辙的辩护虽苦心，却并不成立。东坡在熙宁九年后继续写讽刺诗，矛头不时对准神宗，而熙宁九年之前他写的诗，也不乏赤裸裸讥刺神宗的，譬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若说不是讽刺神宗，恐怕谁也不信。

不管神宗信不信，为救其兄，苏辙确实倾尽了所有的情感与智力，最后还搭上了自己的乌纱帽。苏氏三父子，老苏思辨最强，大苏才华最卓，小苏情商最高。另有宋人笔记说，苏辙与张方平（三苏最重要的政治推荐人与保护人之一）讨论如何营救苏轼，张方平欲以苏轼乃“天下之奇才”去说动神宗，苏辙说您老这是把我哥架在火上烤。他与朝廷争胜而获罪，您却说他是天下奇才，这不更激怒皇帝吗？张方平问，那扎个整？苏辙回答说，您就跟陛下讲，本朝未尝杀士大夫，若杀苏轼，就是陛下开了个头，后世子孙要再这么干，都会说是学习陛下。神宗好名而畏义，必不杀我哥。由这段对答看，苏辙确实洞察神宗心理，情商比东坡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同时为东坡求情的，不但有司马光、苏辙等旧党，也有新党。据说王安石尝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荆公与东坡政见不合，但确实欣赏后者的才华，说出这种话是有可能的。此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安石这个兄弟倒不是新法的死忠支持者）、王安石的亲家吴充（新法支持者）、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新法干将章惇，当时也都为东坡求情。章惇曾是东坡密友，乌台诗案中为东坡说话，其后元祐更化，章惇遭旧党驱逐迫害，东坡未发一言，所以章惇卷土重来后，对元祐党人下手特重，也包括东坡。章惇有人格缺陷，但并非林语堂笔下那种天生败类，至少在元丰二年，他摒弃党见、眷恋故情，是为东坡说了话的。

东坡入狱四个月后，大理寺最终裁定他三项罪名成立：审讯初期不老实交待、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将谤讪文字寄人且镂板印行。数罪并罚，判处徒刑二年，因曹太后病重大赦天下，免予刑事处分。御史台看到这个判决不干了，上书抗议，要求杀掉东坡。神宗最后在大理寺与御史台之间折中处理：“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同意大理寺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但于法律惩罚之外，特别施加行政处罚，也即贬谪黄州安置。苏轼原来的职事官是正七品，团练副使则是从八品，降了一级半；“安置”意味着不能自由离境，有点像如今的监视居住但程度略轻。

苏东坡出狱后立即写诗，《出狱次前韵二首》。次韵别人，通常是一种社交手段，东坡这里的次韵自己，则是一种强调或抗议。前韵诗是《狱中寄子由》，有“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等句，不无检讨意味，也饱含悲伤。出狱写的次韵诗则有“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等句。便旋，一解为小便，意思是老子出狱后，连撒泡尿都春风吹面；“试拈诗笔”一句更加倔强，东坡乃因写诗获罪，刚出狱便继续写诗，还自夸诗笔如神，真是太苏东坡了。据说东坡写完这两首诗后，自己都笑了起来：“我真是不可救药呀”。

东坡虽不因安石系狱，但若无安石变法，东坡必不至此。终东坡一生，都在新旧党人的夹击中左右不讨好。熙宁、元丰年间，因为尖锐抨击新法，他被新党攻击迫害，贬谪黄州；元祐期间，他复出担任内翰制诰，相当于皇家秘书长，又因不赞同全面废除新法，主要是不赞同废除募役法与仓法，加上莫须有的蜀党，遭旧党鸣鼓而攻之，被迫求去地方任职；绍圣初年，新党卷土重来，昔日密友、今时仇敌章惇当政，他被一贬再贬，从宁远军贬到岭南惠州，再贬到海外儋州，历尽艰关；元符三年，徽宗调和新旧党争，大赦天下，他才得以北归，死在常州途中。

就政治立场而言，东坡接近旧党。与旧党领袖司马光相似，东坡在政治上也是儒家道德主义者。熙宁四年东坡上神宗万言书，其中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此即其儒家道德主义的明确宣告。王安石则是功利主义者或者说合理主义者，他的《周官新义》并非要重建上古三代的理想国，而是注目现实的托古改制。他有洞见，能看出现实政治经济中的不合理，试图将之引上合理化轨道。他的问题是想做帝王导师与政府领袖二合一的伟人，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一元化，在变法改革上过于理想化，终于惨淡收场。苏东坡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多元论者，他常在奏折中不厌其烦地引用晏子“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的典故，倡导观点多元，倡导如同调羹一样调和不同政见，拒绝统一思想也拒绝党同伐异。在多元论方面，苏东坡胜于王安石，但在实际政务，尤其是以天下为标的之宏观政务上，道德主义者苏东坡是不敌功利主义者王安石的。

千古以来，苏东坡享尽美誉，王安石则褒贬不一，褒之者推荆公为富国强兵的大政治家，贬之者则以其为与民争利的小丈夫，今人甚至将其变法比作国家资本主义或统制经济。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仅少数项目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嫌疑，譬如变质后的市易法，其余诸项变法，则多是超前其时代的天才设计。王安石可能是中国最早意识到政府应当有合理化的公共预算与公共支出的人。其名言“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正是此种意识的表现。他设计的均输法、募役法、仓法，均与公共预算相关。均输法虽有调节物价的意味，实质仍是财政预算的合理化；募役法与仓法让胥吏享有正式俸禄（他们此前从未享有固定俸禄，多以贪污受贿为生），让这些基层公务员的工资进入政府财政预算，同时设下严法对其约束。胥吏改革与人才选拔制度改革，体现了王安石“吏士合一”的理想，远比保守派的观念先进；青苗法是最早的国家信贷，可以看成一种低息农业贷款，但各地为政绩强行摊派，滋扰民间，又有胥吏在贷款发放点的旁边设置酒肆歌坊，农民一拿到贷款往往就买醉买欢花个精光；农田水利法是最早的全国性基建规划，只不过标的不是铁、公、机，而是农业水利。至于保甲、保马，均是试图强兵之军事改革。保甲是民间武装自治防盗，以及兵农合一加强国防力量，在后世渐蜕变为防民之术、开网格化维稳之先声；保马强调马在冷兵器时代的关键作用，却让国防责任由民间分担，倒有点像现代的战时统制经济。

抛开军事改革不说，在经济层面的改革，王安石的确是超前的，也是过于理想化的。他努力使公共财政可预算化、打破官商勾结的寡头垄断、借金融手段与公共投入以提高农产业效率，其目标不仅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包括保护弱势群体权益。除非以国产奥利奥派铅笔社的眼光去看，否则很难断定王安石新政一无是处。当然，其政策不免带有一些计划经济的气味，忽视社会与个体之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不明白人类经济行为在根本上是不可能被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的，再加上安石本人的执拗、孤僻与狂妄，在旧党及利益受挫者的围攻之下，流弊与功效同样显著的新法，终于还是失败了。

苏东坡对王安石先是不感冒，后是厌恶，但在安石晚年他们却有了一定的友谊，元丰七年两人相会多日，即使够不上知己的程度，至少也是惺惺相惜。日后安石去世，东坡代皇帝写《王安石赠太傅制》，对安石的人格与才能评价颇高，对其变法功业则几乎不提。但总之，东坡不像他老爸苏老泉，对安石他是有一份温情与敬意的。

这正是苏东坡的伟大之处，他有超凡的理解力并且有极坚韧的执著，尽管看上去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朋友的朋友可以是他的朋友，但朋友的敌人未必是他的敌人。连迫害他的人他都不当成敌人。章惇整他整的那么惨，他对章惇只有戏谑而无甚恨意。他从不把人当坏人看。他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他可能是千古第一个持“我没有敌人”观念的人，他不恨任何一个人，因为那样会显得无能，而且会让本就哀乐相寻的人生彻底倒向悲哀的那一边。

苏东坡并且是个从骨子里具备平等意识的人道主义者。贬谪黄州，他与贩夫走卒为友，要人跟他说鬼故事，人讲不出来，他就要人“姑妄言之”。他回忆其少年时代，所居书室前有桐花凤翔集其间，此鸟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见之，以为异事，东坡却觉得并不稀奇，不过是自己对鸟儿也讲诚信而已。对鸟儿他都能以平等、诚信的态度对待，对人他怎会凌虐或欺诈呢？贬谪黄州时，他发现当地有溺婴习气，于是上书太守，并带头捐款，以拯救溺婴。此前他主政密州，遭遇大荒，专门从仓储中拨出大米，收养弃儿。更早在杭州当通判，他为监狱配备狱医，在西湖边建立安济坊，这是最早的公立医院之一。后来在杭州任太守，他见不得平民受苦，为救灾荒不断上书朝廷，喉咙都快喊破了，急得像悬崖边的牧羊人。也是在杭州，他留下了为欠债被告的可怜人画扇的著名故事，以及为冒充他和子由的名义将绢匹封上以逃避场税的进京赶考的老秀才亲笔写好封条的故事。这些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它们反映了民间对东坡的看法，因此确实是真的。他还善于自嘲，只有具备平等意识与幽默感的人才会若无其事地自嘲。贬谪海南时，有个老婆婆跟他说，内翰啊，您过去几十年的富贵，不过如一场春梦，他听了一点都没有不开心，还给她起了个绰号叫春梦婆。他有个朋友马梦得，跟他同年同月生，命运也不济，他就调侃说，在他俩这年生的人，没一个以后能富贵的，而他与梦得为穷之冠，若只就他俩而言,那还是梦得夺冠。他不止幽默，而且浪漫。浪漫就是有出格的想象力，做出格的事，对他人并无伤害，对自己则富含美感。捉放云就是出格的浪漫。有天东坡走在山下，见云气如群马奔突自山中来，便用手打开随身带的笼子，捉一片白云收于其中。回到家，看笼中白云盈盈，遂开笼放之。

我常想，苏东坡的政见其实并不卓越，思想也未有万丈光芒，做人也有不那么大气甚至怂的时候，为何在当时及后世，他的声名如此之高、受人热爱如此之深？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是天才，文艺与生活的天才。谁都知道，苏东坡是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全才，他一写字就天下第三行书，一展画纸就开创士人画，一写词就千古绝唱，一写诗就冠绝两宋，连写篇半夜不睡觉瞎蹓跶的承天寺短记都百代流传，但这些都还不够，他更是生活的天才，他将吃肉变成一种最高享受，将酿酒变成一种与技术无关的至美之事。他的情感在乐天与苍凉与沈痛中自然往来，他明明失去了一生所爱，却面不改色地拄仗独行于孤岛，露出不可思议的微笑，他上一分钟还在为文同从前与他的互相调侃而乐不可支，下一分钟就对着后者画的偃竹痛哭失声。他贬谪岭南时上谢表说自己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但不久他给子由写信，却大谈吃羊蝎子与烤生蚝的乐趣，末了还要弟弟千万别告诉人，以免那些家伙都争先恐后求着来岭南流放。他的哀与乐都是那么过人却从不沉浸于任何一方中不能自拔。他知道哀与乐都是如此连绵不绝从而扭结成人生的绳子，因此他能够将之挽成一个上吊的绳圈然后轻轻用脚而不是脖子去入进绳圈然后优美而天真地踏绳起舞。他知道人生如寄但并不短暂反而那么漫长，所以离别从来不止一次却也用不着那么惊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面对而从不逃避苦难，他并非苦中作乐而是融苦乐于一身并且体味其间一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将生活活成一种艺术并且以艺术表现这种生活，生活被他创造成最高超的艺术他就在最高超的创造中生活。这就是苏东坡，创造而非摧毁的天才，情感高于理性的天才，任何人只要深入他的创造他的情感就会被卷入白云的漩涡而后乘风归去、长恨此身非吾有、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临终前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我一生没做过坏事，死了必不会下地狱。你们不要哭泣，让我自然地死去。只有东坡能说出这样的遗言，如此平静，如此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