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武侯祠博物馆向外发布诸葛亮殿墙体新发现8通清代碑刻的重磅消息，一时万众瞩目。近日，关于这些碑刻的研究有了最新进展。

据悉，新发现的这些碑刻内容多样，既有时任四川主政官员的题记、乾隆朝状元书《出师表》，又有武侯祠祭祀活动记录、文人墨客访谒留书画等。其年代最早为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距今350年；最晚为1821年（清道光元年），距今201年，前后跨度150年。其中5通碑刻在清道光年间纂修的武侯祠历史专志《昭烈忠武陵庙志》中有所记载，本次发现与其相互印证，另3通碑刻未见记载，是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今日（8月28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相关研究人员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出师表》碑刻的研究成果。

（石韫玉出师表碑局部）

石韫玉《前、后出师表》成孤品

1821年秋天的某个上午，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聚集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众本地官员和社会贤达站在殿前等待着。随后，在十余个书院学子的簇拥下，7方盖着红布的碑石被抬了进来，即将镌藏上墙。它们同属一通碑刻，内容为诸葛武侯的千年名篇《前、后出师表》，人们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当最后一方碑石完成嵌入，一名四十余岁的官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位官员名叫聂铣敏，嘉庆十年（1805）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翰林编修、典贵州乡试，嘉庆二十四年（1819）入川为官，督四川学政。聂铣敏素来感念敬佩诸葛亮正直忠义、鞠躬尽瘁的精神，在拜谒勉县武侯墓和成都武侯祠时，便有重新抄录《出师表》以勉励后学的想法。

巧合的是，聂铣敏的老师，著名学者、书法家、藏书家石韫玉听闻其学生入蜀为官，并为己所曾任学政一职，可谓衣钵传承，欣喜不已。不仅寄来书信予以祝贺激励，更是手书了《前、后出师表》，希望得以刊刻于武侯祠。聂铣敏一刻未怠慢，请来了最好的工匠，并为镌藏之日举办了典礼，以实现老师夙愿。

“这通碑刻的情况记载进了道光九年（1829）成书的《昭烈忠武陵庙志》中，然200年来，武侯祠的诸多碑刻还经历了破坏、整理、修缮的复杂传承过程，人们出于保护的目的，将一些碑刻改嵌进了墙体之中，今人无以得见。石韫玉的这通《前、后出师表》便是在本次诸葛亮殿新发现碑刻中重新面世，让我们得以品观碑刻艺术精品的人文魅力和精彩故事。”武侯祠相关研究人员表示。

石韫玉是当时广有盛名的书法家，尤重楷书，他认为楷书之精要在于“秀劲平匀”，书写之法与求学之心应相得益彰，互为成就。这通《前、后出师表》虽有部分漫漶不清，但从留下的字迹中能够看出其结构谨严，腕力遒劲，石氏以“煌然与斯文同光”之郑重心意，将诸葛亮运筹帷幄、善谋图强、一心兴复汉室的人生境遇融汇于翰墨之间。聂铣敏少时受老师悉心指导，更是评价此书“银钩铁画、色正芒寒”，与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之同表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的作品总是受人推崇，此等精品更应永垂不朽，于是，聂铣敏还将此表另摹刻一碑于定军山，有两地神明遥相辉映之意。可惜的是，定军山的这块碑今天已无法找到，武侯祠所见石韫玉《前、后出师表》碑成为了弥足珍贵的孤品。”研究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王之楫前出师表碑局部）

多人书写《出师表》，岳飞行草最豪迈

“其实，后人以重书《出师表》来表明忠君爱国、踌躇满志的情感并非个例。”武侯祠相关研究人员说，武侯祠博物馆内除石韫玉之碑外，还存有其他几方《出师表》的碑刻。

嘉庆十七年（1812），江左名流王之楫随新任中江县令多龄额一同入蜀，他向当时的庙祝打听到，蜀地的众多官员都有在武侯祠镌刻《出师表》的意愿，但均未能实现，于是便手书此表，并将《梁甫吟》《隆中对》一同录入，镌刻完毕后将碑石从中江运送至成都，嵌至诸葛亮殿墙壁，至今仍为武侯祠现存年代最早之《出师表》版本。

（刘心原《出师表》碑局部拓片）

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任成都知府刘心原又书《出师表》，其技称“铁线篆”，笔画纤细如线，线条又内存微妙的粗细变化，转折处圆滑活润，筋骨却刚劲如铁，刚柔并济的字体适配原文宽严有度的文风，其碑嵌于诸葛亮殿外后壁，堪称书法艺术上乘佳作。最为出名的还是现代重刻的《前、后出师表》碑，相传碑文为岳飞墨迹，行草一蹴而就，大气磅礴，字里行间尽显生动豪迈之气韵，观者不仅能从中赏鉴其书法之美，亦能感受两位英雄跨越时空却殊途同归的气节风骨与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千百年的品读和传承中，《出师表》条理分明的行文、情理并重的措辞、坚贞恳切的情感早已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形成了崇尚“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的时代思潮。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编辑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