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立科眼中，孙力军岗位重要、上升空间很大，于是借各种机会拉近关系。2011年，他在孙力军到辽宁出差期间，首次送上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孙力军毫不推辞就收下了，也意味着接纳了王立科。此后，王立科多次专程到北京等地“看望”孙力军，送上银行卡、美元、公司股份。
孙力军说：“他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30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王立科历年送给孙力军的“小海鲜”，到案发时累计折合人民币9000多万元，而孙力军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去了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又当了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这一路我都提供了帮助。我把他当作自己人。”孙力军说。
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
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2010年，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上，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进入了孙力军的视野。他感到龚道安业务能力出众，于是主动拉拢示好，通过积极推荐运作，使得龚道安被提任为公安部技侦局副局长，之后又陆续提任技侦局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
“孙力军直接跟我说，愿不愿意到公安部来、到技侦局来？我也感觉得到，孙力军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龚道安说。
孙力军在业务上需要利用龚道安，因此他对待龚道安的方式，和对待王立科截然相反。从王立科身上，孙力军是大肆收钱；而对龚道安，则反过来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从受贿所得中拿出大笔资金，为龚道安解决孩子住房、安排亲属工作等各方面问题，还给龚道安下属团队发“奖金”，促使龚道安不遗余力地为他效命。
龚道安不仅自己为孙力军效命，还帮孙力军经营充实“小圈子”，向孙力军推荐时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孙力军帮助邓恢林先后提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
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
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2014年，孙力军物色到了刘新云。刘新云原来是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一次公安部在山东有会议，刘新云负责安保，晚上主动到孙力军住所自我介绍，拉近关系。
孙力军也在物色“小圈子”成员，看到刘新云积极贴靠，马上心领神会。他向刘新云透露了当时正在查办的一起案件情况，既是炫耀自己能参与要案，也借此显示把刘新云列为了“自己人”。
“第一次见面就和我这么说，我当时就感到，这么重要的机密直接和我说，人家瞧得起咱。”刘新云说。
经孙力军运作，2014年12月，刘新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局长。他一到北京，孙力军就安排饭局，和其他“小圈子”成员给他接风。
刘新云私下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重要网络舆情；龚道安也同样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信息、汇报案件办理情况。他们违规提供给孙力军的材料，绝大部分孙力军无权知悉。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
胡怀邦于2013年至2018年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9年7月，胡怀邦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深刻反省，确实认识到自己所犯罪错的严重性、危害性。作为党员干部，收受财物而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因为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腐败。”胡怀邦忏悔道。
国家开发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主业主责是服务国家战略。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深化国开行改革工作，就是明确要求国开行进一步聚焦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压减商业性项目。胡怀邦作为国开行一把手，却公然违背党中央要求，抢在改革方案印发之前，帮助一家私营企业的商业性项目获取巨额贷款授信。
胡怀邦说：“开行改革方案，我是全程参与的。我知道这个改革方向，还是在改革方案下发之前，把他的贷款给批了，后来造成了不良贷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确实我应该承担责任。”
胡怀邦这样做，正是因为收受了这家私营企业的巨额贿赂，这家企业就是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已宣告破产的“华信系”。“华信系”掌门人叶简明和胡怀邦从结识到发生权钱交易，另一个人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掮客”角色，那就是2017年落马的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叶简明和王三运早就有利益往来，后来经王三运介绍认识胡怀邦，并请王三运出面帮助自己提出请托事项。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在2015年向国开行申请48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授信，叶简明再次请王三运出面，请托胡怀邦推动国开行批准这笔贷款授信。
经审查调查，王三运和胡怀邦各自从叶简明那里收受了数千万元巨额贿赂，胡怀邦用“一把手”的权力强力推动，使得国开行批准了这笔从一开始就潜藏重大风险、也明显不符合国开行定位的巨额贷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刘华松介绍，胡怀邦理想信念丧失，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都严重扭曲，他明知华信的业务并不属于国开行的贷款范围，但是他还要把它包装成、解读成一种政策性业务，其实这背后就是胡怀邦想利用他手中的金融资源与地方领导作结交、相勾连，甚至通过向一些所谓“神通广大”的老板进行利益输送，妄图给自己的个人仕途升迁铺路，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胡怀邦说：“金融业的高管，你打交道的人层面都比较高，人家私人飞机什么都有，所以自己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意志薄弱，那就滑向深渊了。我忏悔书里边也写了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随着叶简明于2018年涉嫌违法被调查，“华信系”迅速土崩瓦解，其经营中隐藏的诸多违法违规手段、靠高负债支撑的脆弱根基，都随着它的崩塌清晰地显现出来。如今它旗下71家公司已经合并破产，资产正在司法拍卖中。国开行至今有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给国家金融资产造成重大损失。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
王富玉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先后在海南、贵州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抓了我是对的，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敲响了警钟，警示后来的干部不再有这类问题了。”王富玉说。
经审查调查，王富玉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王富玉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墅，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电影厅、健身房一应俱全，陈设细节无不讲究。
有意思的是，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洁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煞费苦心地将“富玉”二字藏在对联中，对王富玉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
在海南工作时，王富玉就开始收受大笔贿赂，而且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1995年就违规为本人和妻子女儿办理了移民手续，直到2009年他担心影响自己的前程才取消。
“我到了琼山做书记、市长的时候，思想上就对自己放松了，就让人家老板拿钱买房子了。”王富玉说，“在琼山拿人家钱，买了房子，又进了（海南）省委常委了，就没有敬畏了，拿纪律、拿法律不当回事儿，这就是我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强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连王富玉的弟弟都劝他考虑收手，他却仍然胆大妄为。
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王富玉忏悔道。
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
陈刚曾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他的突出问题是，利用规划审批这一重要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陆续收到一些关于陈刚和老板交往密切、作风奢靡方面的问题反映，对陈刚进行了函询，陈刚全部予以否认。
2017年2月，陈刚被调到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2018年又调整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陈刚意识到，组织可能进一步对他进行调查处理。
2018年整整一年，陈刚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态，过着自我毁灭式的生活。他不但不收敛不收手，反而变本加厉，疯狂收受近7000万元巨额贿赂，占他的总受贿额一半以上。同时，他内心又极度惶恐空虚，每天靠纵情声色享乐麻醉自己，多次想到主动投案。2019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因另一起案件，找陈刚核实情况时，他的一些异常言谈引起了专案组注意。
陈刚当时正处于矛盾纠结之中，既有交代的冲动，又举棋不定。专案组捕捉到了他的心态，立即对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场取证谈话，变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攻坚战。
长达几个小时的深入谈话，促使陈刚当场下了主动投案的决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后正式对陈刚立案审查调查。陈刚很快交代了自己所有违纪违法事实，涉及受贿金额达1.2亿元之多。但专案组察觉到，他当时的心态更多是希望通过主动交代争取从轻处理，对自身错误的反思却不够深入。
专案组和陈刚一起，对他过往的人生展开系统的梳理反思。陈刚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正赶上极佳的历史机遇。那时候，北京还只有三环路，地铁只有一、二号线，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急需高学历专业人才。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陈刚参加工作仅仅八年，就走到了北京市规划建设领域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他当时也曾满怀激情，为能参与北京的建设心潮澎湃。
陈刚31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36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主任，40岁成为北京市副市长，人生前半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回头看去，他才意识到自满懈怠也由此生长。
忽视了理想信念的锤炼，自然很难建立起拒腐防变的坚实防线。而陈刚手握规划审批权，又正值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在房地产商重点“围猎”下，陈刚逐渐失去了定力。老板从安排他吃请娱乐，发展到提供车辆、信用卡，再到直接送上房产、巨款；陈刚则利用职务便利，为老板在项目用地性质变更、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规划调整、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
2002年到2014年期间，陈刚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老板出资数千万元，分两期在北京怀柔为他建造了一座私家园林。由于这处园林违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陈刚被查处后已经被拆除。该园林总占地面积109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装饰奢华，内有中式四合院、西式临水全玻璃别墅、日式庭院等，建有半悬空的游泳池、人造白沙滩、影音室、按摩房等场所。建成之后，陈刚经常带家人亲友和商人老板来这里休闲娱乐，沉醉于自己打造的“品质生活”空间。
还有一件事陈刚也尤其悔恨，那是在2008年，和他关系密切的一名房地产老板，在北京黄金地段开发一处房产，陈刚看中了小区的环境位置，就要求老板为他盖了一座量身定制的别墅。他亲自修改图纸，将地上面积改为200多平米，以符合政策标准。实际上，他让老板建了两层地下室，地上地下总面积达800多平米。北京市有关部门来实地检查住房面积时，他安排老板精心遮挡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电梯，伪装住房只有地上一层。
2021年2月，法院公开审理陈刚一案。法院认为，陈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亿余元，构成受贿罪。鉴于他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最终判决陈刚有期徒刑十五年。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
刘国强曾任本溪钢铁集团总经理、本溪市政府市长、辽宁省政府副省长，2017年1月退休，2020年7月被审查调查。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办理另一个案件过程中发现刘国强受贿线索，经初核后对刘国强采取留置措施。当时刘国强表态会向组织坦白全部问题，但实际上是避重就轻。
刘国强的问题其实相当严重，从2006年至2020年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达3.5亿多元，受贿金额如此巨大，刘国强却在思想上掩耳盗铃，找借口自我麻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赵锋介绍，刘国强的儿子与父亲隔空对话，问他爸爸说，收了这么多钱，你是享受了还是能带走，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对他触动很大。
刘国强从最初抱有对抗情绪，到有所保留地一点点交代问题，到最终坦白了所有问题，并真诚地写出了对党和人民的忏悔书。
2021年8月，法院进行一审，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刘国强收受非法财物3.5亿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将择期宣判。刘国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从任何判决。
“非常后悔，也很愧疚。法律给我什么惩罚，我认为都不过，都是应该的，我不上诉，完全服从法庭判决。”刘国强忏悔道。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
刘川生，2005年到2016年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9月退休。2021年7月5日，她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动投案，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首名被留置的中管高校“一把手”。
“为什么要主动投案，我觉得实质上我心里一直压了一块石头，只有早投案、早交代，才能早一点把心里的石头放下。”刘川生说。
2011年，刘川生的儿子留学归来，想在学前教育领域创业，但是既没有资金、场地，也没有经验、基础。刘川生就利用职权，违规让儿子在外使用北师大招牌开拓业务。当时，和北师大合作办学需经专门的合作办公室办理，有规定的程序，也需要向北师大缴纳一定费用。但刘川生却绕过了程序，安排下属违规帮儿子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园。
到2015年，刘川生感到快退休了，决定趁着还有权力，为儿子彻底铺好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李明介绍，刘川生要求下属，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这么一个品牌，相当于一次性授权给她儿子的公司使用。
刘川生说：“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战略协议，他可以去挂牌，可以挂北师大幼儿园的牌，他就变成了代理商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所谓的“战略协议”，完全是违规私下签订的，并未经北师大认可。随后，刘川生儿子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办了“北师大附属幼儿园”。
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进行巡视时，就收到了相关反映，巡视组明确指出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要求立即整改。刘川生让儿子的机构摘掉了北师大品牌，认为就算“过关”了。2021年，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再次巡视北师大，也再次指出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刘川生看到消息后，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主动投案。
刘川生投案后，她儿子对其所属的教育机构严格整改，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所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违纪违法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等，经报请党中央批准，2021年12月给予刘川生开除党籍处分，按六级职员调整其退休待遇。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向群
白向群曾任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2018年4月被审查调查，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群行贿的37名老板中涉煤的多达20人。
白向群忏悔道：“内蒙古这样的资源富集地区，企业家给你行贿也好，送东西也好，诱惑确实很多。”白向群说，“最大的诱惑就是说了算，你为老板批这个，批那个，你抵御不了这种诱惑，最终的结果就上秦城。”
“我想掏心窝子说两句话，过去在外边，睡不着觉，特别是反腐高压下，要想睡好觉，有一个安心稳妥的明天和后天，赶紧该投案的投案，没干的千万别再干，干了的想法跟组织说吧。”白向群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
云光中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
“近些年鄂尔多斯好多干部落马，我作为地方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自己又落马，这个教训特别深刻。”云光中说。
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是鄂尔多斯市的一家私营企业，2010年该企业向鄂尔多斯市申请换一块储量更大、煤质更好的井田。为了获得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云光中的支持，公司老板托关系结识了云光中的儿子和妻子，上门后，云光中妻子给了他一个暗示。
涉案商人郝深海说：“去他们家，他夫人提出来说，这个房子院子里头有一个大的高压铁塔，说这个对人非常不好、睡眠不好什么的，就给我提示，就是有困难，不想在这儿住了。她这么说完以后，我就知道意思，回来就筹措了现金，直接送到他家里。”
郝深海再次上门时，用一口皮箱一次拖过去200万元现金。此后，他又多次向云光中妻子、儿子送钱送礼，总额近300万元。与此对应，恒泰公司顺利置换到一块优质井田。
“被围猎的不单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结果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下一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把握住。”云光中说。
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
云公民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
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实质上就是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
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在内蒙古涉足房地产、道路工程建设，云公民一方面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儿子拿地，一方面指示华电集团下属煤业公司在儿子公司团购住房，让儿子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所以就很方便，我们进行土地开发什么的，就给我们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云公民之子云凯晨说。
云公民还直接利用央企领导的职权为家族牟利。比如乌兰察布市运煤公路项目，云凯晨名义上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设，实际只是通过父亲的权力，从华电集团下属的信托公司获取3个亿的贷款，就分得了项目一半的利润。
“我利用职权纵容他们，我儿子、姑娘做煤炭生意，很明显就是我的人脉关系。”云公民说。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
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周江勇和他的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周江勇说。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七百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他继而又和同乡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史时红主动找关系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过哥哥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周江勇说。
2017年，周健勇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周江勇忏悔道。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
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严重违反党的多项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予以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2020年12月，法院判处张琦无期徒刑。经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达1.07亿余元。
张琦是1988年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号召下，辞去安徽老家的工作来海南发展的，当年20多岁的他也曾满怀激情，希望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他从基层做起，几十年里一步步晋升，历任儋州、三亚、海口多地市委书记，却也在权力增长的过程中，渐渐丢失了当年闯海南的初心。
在权钱交易途径上，张琦受贿的1亿余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万元，其余都是通过妻子儿子来收受的，而且拿“经营投资”当幌子。张琦的妻子钱玲早年就下海经商，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明令禁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张琦安排妻子表面上和公司撇清关系，实际上藏身幕后控制。
他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启动一条主干道的景观提升工程，这个标的额数亿元的工程，中标企业董事长张海林正是和张琦有利益往来的关系户。一方面，张琦让妻子在“炒股”、“理财”等貌似合法经济行为包装下，从张海林的企业收受上千万元贿赂；另一方面，他则通过表面合规的招投标程序，来掩盖收钱为张海林批项目的实质。
除了妻子，张琦还将儿子张岩也拉进了权钱交易之中。张岩早年留学加拿大，2012年，张琦出国参加了儿子大学毕业典礼，并让儿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板送上的“生活费”。
张岩回国后提出想做生意，张琦就介绍各路老板给他认识，并再次向老板“借款”给儿子作为本钱。海南建丰旅业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海强就“借”给了张岩3000万元，作为回报，张琦为罗海强的企业在推进征地拆迁上提供帮助，这些所谓的“借款”，自然都没有还。张岩很快就习惯了倚仗父亲不劳而获，也开始主动向老板索要。他往返于中国、加拿大之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刘立锋介绍，张琦的儿子在加拿大生活期间，跟老板索要钱财，要几十万加币购买豪车，没几天这个车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几万加币修车。
张琦还让海南恒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陈学辉出资，在海口和深圳为儿子购买了两套房产，深圳的这套海景房购买价格就达到3500万元。张琦则利用职权，帮陈学辉的公司在承揽项目、解决土地纠纷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了掩人耳目，房产一直放在陈学辉公司名下不办理过户，2019年，张琦感到组织在调查自己，又安排陈学辉多方进行掩盖。
2019年9月，张琦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由于他儿子涉案金额巨大，中国向全球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张琦这才深感后悔。
张岩至今背负红通在海外东躲西藏，在张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板却很快认清了形势，纷纷主动回国配合调查。
“是我毁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美满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现在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男人，要忠孝吧，我现在不仅不能为国家尽忠，而且成了国家的罪人，尽孝也尽不了。”张琦忏悔道。
此外，在该专题片中，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等人也出镜忏悔，片中还公布了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等人的忏悔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