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安利主义者（Anli-ism）我有种“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心理，即凡是看见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就非常想分享给身边人的习惯。

分享的物体包括但不限于：影视作品、书籍、餐馆以及衣服。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推荐的难度正在逐渐降低。

在过去，假如要向亲朋推荐一部电影或者书，你得完整地讲一条故事线，突出它的背景、桥段甚至是自己刹那间真挚的感受；推荐件衣服，还得讲讲背后的历史故事；要是推荐一部游戏，你还得着重描述一下操作的感受和快感。

如果你的描述足够打动他，朋友或许还会饶有兴趣地追问，你还得进一步阐述其中奥妙；总之，早年先的安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极力展现作品的复杂与深度，才能完成推荐闭环。

然后，一切都变了，变简单了。

现在，推荐文艺作品，你不需要讲述任何故事，只需要将某部作品的评分告诉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推荐；安利衣服，也不需要包装它的故事，只需要告诉他们：“它很火，你穿上就是最IN的人”就能让人们轻松买单。

至少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又不止一位朋友拒绝《爆裂无声》的理由是：

“xx上评分低于8.5分的电影我不看，那都是垃圾。”

描述这种体验并非是要旧调重弹，行活儿式的去批判评分体系：一者批判本身就显油腻，二者问题不在于这个评分体系，评分自有其参考价值，但人们把一根思想拐棍，上升至区分好坏的唯一神圣标准，才显怪诞。

评分系统出现伊始，是人们试图通过这套模式，直观地感受一部作品科学、公正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基地，碰撞出更有价值的思考。

但时至今日，暂且不论一些售票平台，所有电影都高达可怕的评分是否可信；在经历了《流浪地球》《最后的生还者》《辛德勒的名单》《热辣滚烫》等等一系列差评大战之后，你会发现评分系统存在的意义正在褪色，沦为党同伐异的另一个战场。

一出接一出的闹剧，总会让温存的人呐喊“就让电影的归电影，凯撒的归凯撒罢”，但这不过是梦中的一厢情愿，毕竟两者分开的缘由，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除非凯撒自愿出走。

或许在这时评分平台的创始人们才会惊讶地感受到，自己理想中思辨和对话空间，正在成为身份政治的舞台，这里没有妥协，只有共鸣和抱团。

你瞧，尽管评测仅供参考，结论也值得推敲，但“评分引导人民”仍然成了时代显学，以至于一旦自己的体验跟“权威评论”相差甚远，人们就会不自觉地产生耻感，进而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出了问题。

马丁·斯科塞斯在五年前就抱怨过自己对评分系统的不满，但被评分系统影响的又岂止是电影，在生活里我们见识过太多被评测劝退的故事了：

拿最近上的一个游戏《浪人崛起》来说吧，我一位朋友对幕末历史巨感兴趣，从早年先汤姆克鲁斯演的《最后的武士》到《西乡殿》他都快背下来了，但就因为游戏发售后他听评测说不咋地，逐放弃，直到在我游戏机上体验了一下，才决定重新尝试。

这次遭遇便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当干什么都先看评价成为人类新天性——人们为什么评价仅凭数量就能取代你感知到的事实和真相？是什么让人们不再看重自己体验的价值？

这样的感受在生活中和网络上比比皆是

总有人说之所以人们需要这些简化的辅助，是因为大脑总爱偷懒，所以直观的好坏二元评测和打分，会在这个信息流爆炸的时刻，成为决定人们对作品好恶的第一印象。

但在懒的背后，更深层的缘由是人们害怕出错。错的概念可能是怕浪费钱，也有可能是怕浪费时间，但它映射出的是人类更大价值观的变迁。

按照加拿大作家F·S迈克尔斯在《难逃单调》里的说法来解释，人们接受了单一文化，即绩效主义、经济故事的框架，放弃了对多样性的认可，这种状况沁入了各个角落：

...

当创意艺术的故事以经济效益为准绳之后，任何给予艺术创作时间、不顾市场需求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天真。

当人际关系成为绩效与成就必须超越他人的故事后，人和人之间的人性将遭到否定，而我们也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因为我们的价值与归属完全取决于绩效。

...

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下，理解当下人们不再重视文化作品之旅的理由，便显而易见。

为什么要谈评分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文艺作品评分对人选择的影响，本身就是当下量化一切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符号。

如果你厌烦了这种单一价值的生活，希望重拾复杂性，不如从现在开始，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开始，尝试放弃外部的影响，重拾体验未知的勇气。

这或许就像爱斯戴斯说的那句话一样：

“如果你不走到森林深处，你绝对看不到任何新鲜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