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20年秋，在整理虹口区档案馆藏医学相关旧档时，无意中在原第四人民医院卷宗中发现一位护士的档案记录；其中并非常见的人事档案形态，而是她任职四院之前求学、聘用、调任等各种服务证明。从那些证明材料中可以判断，档案主人在抗战时曾任慷慨从戎，转战湘桂川黔。因为所存材料有限，一时间无从了解更多信息，也不知天壤间是否能拼凑出这段传奇的经历。后与四院退休的陆明老师聊起，竟然与这位档案主人及后人相识，遂于去冬大寒之日，冒昧登门拜访，得闻后人的回忆与所存父母手书回忆文献，中不仅有母亲早年毕业证、护士职业证书外，还有其手书自传材料若干种；档案主人的丈夫是一位民国时代的知名记者，同样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由于自述文字皆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忆描述也伴有浓重的时代特征。综合档案、自述、回忆以及相关的考证，我们逐渐走近了这位平凡亦不平凡的白衣天使，今天的主人公：孙怀典（1915.1.30-2007.7.21）。

白衣天使的成长：求学家乡前后

在粤东揭阳县沿榕江东南二十里初，有一处地名“京岗”，传说揭阳于南宋最初建县时，治所就选在这里，我们的主人公就出生在这里一个叫祠堂埔的地方。孙家为基督教家庭，家中务农，有十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三。因家境贫寒，很晚才读书；其自述十一岁才入学乡间的小学读书，但似乎不久就辍学在家，不得不通过做手工补贴家用。在攒到一些收入后，孙怀典要母亲重新送她去读书，并再三要求下，母亲终答应把她送到自己当年的母校：汕头市内的教会所办淑德女校，继续求学，时在1932年。近代汕头淑德女校，为潮汕地区的知名新学，由英国长老会于1870年开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弥漫全国的“非基”运动中，广东教育界也掀起过收回基督教学校教权运动，不过孙怀典就读的淑德女校似乎是其中受影响最小的学校，从后人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淑德的课程中也就是在传统教会教育基础上，略微加入了学生会、纪念周等活动而已（杜式敏《20年代的基督教会女校》）。在这样的氛围里，两年后的1934年，孙怀典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决定，考入汕头福音医院所设护士学校：岭东高级护士学校，立志成为一位白衣天使。

汕头福音医院（Medical Missonary Hospital，Swatow）于1863年由英国长老会创办，是粤东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中国最早创办的西医医院之一。因创办差会相同，且地址相近，院校皆在今汕头老城外马路南三牧楼巷上，孙怀典应该是在求学时便已熟知这所医院及附设护士学校的信息。这里的学制是三年；但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孙怀典的求学生涯。1937年岭东护校毕业后，按照学校规定，还要进行一年的产科学习，毕业后才能拿到毕业证名，而毕业的重要一环，是要求每个产科学生必须独立接生二十个产妇才能毕业。孙怀典认为那是战争时期的故意刁难，那时汕头产妇锐减，很难准时完成考核，且她自己已经协助接生超过两百位产妇。加上战时临时停学复学，她差不多延时一年才接生到数，成功毕业，那时已经是1939年了。

虹口区档案馆藏福音医院1947年为孙怀典所开《服务证明书》，其中言其护校毕业于1938年（三十七年），误，当为1937年。毕业后的孙怀典一开始留在福音医院工作，先后做过病房与门诊护士，也在手术室任洗手护士。但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到危急时刻，潮汕的形势也急剧恶化；尤其广州沦陷后，汕头成为仅剩的对外的口岸，很快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最终于1939年6月21日沦陷。当时仍在福音医院工作的孙怀典，半夜能听到医院隔壁日军临时监狱中被鬼子拷打的人发出的惨叫，这让她既愤怒又害怕。且白天手术的病人多为受到战争创伤的外科病人，有时病人还要遭到日军闯入逮捕；即便福音医院英国教会的背景，也无法抵消日军带来的恐惧。此时年轻的孙怀典心里激起了抗争的种子，她在自述中写道：“亡国奴的悲凄生活以及许多惨不忍睹的事实，激怒着我民族的仇恨，使我们不能再往下去”。她决定到内地前线，参加抗日。

孙氏后人藏1939年毕业照，后排左二为孙怀典，与后排右一黄雪芳，前排左二李恩惠三人于抗战间毅然参加军队医务工作。其中，李恩惠于1943年因病于长沙殉职。

奋起抗日：前线的日子

1940年5月，拿到中华护士学会会考证书的孙怀典，真正成为了一位职业临床护士了，这年她决定和几位同届同学，投身抗战前线；现在保留的岭东沪校档案中显示，这次获得证书的同学是九人，最初有五人想去内地为国家服务，最终孙怀典等三人最终成行。据孙自述中提到，当时大家都没有内地熟人，唯自己有个表妹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做护士，她便暗中写信给表妹辗转相托，终于来到了江西省大庾卫生院做护士，一行同学三人在1941年1月离开了敌占的汕头。

家属藏孙怀典中华护士学会会考证书来到大庾卫生院的工作虽与之前在福音医院相似，从事护理工作、管理器材、化验及助产等等，但因为当时赣南地区仍是后方，并非前线，孙怀典与同学间对之不满，要求介绍人把他们送到前线去，最终如愿。孙与同学好友黄雪芳来到了长沙，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九大队。同年4月，二人来到长沙，见到第四中队中队长林竟成，林把孙怀典派到了益阳过鹿坪防务前线的643小队做护士。

虹口档案馆藏民国红十字会聘孙怀典为643医务队护士档案。署名处林可胜（1897-1969）为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来到益阳后孙很快发现小队长赵某工作风气奇差，野战医院情况也很糟，这让她心灰意冷，向小队长请辞，被拒绝后又在次年春向林竟成请辞，林极力挽留，并把孙调回长沙辗转多个小队，已经是1942年春天的事情了。

林竟成（1907-1987），福建闽侯人，卫生管理学专家，曾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附属中美医院院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医学院教授、附属第二医院院长。抗战时，曾任红十字救护总队第九大队大队长，负责第九战区救护事宜。就在她驻守益阳的1941年9月及12月底，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了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当时年轻的孙怀典，扎扎实实地投入到最前线的抗战救护之中。虽然益阳都不是那两次日军主攻的方向，但战争的实况无疑给主人公留下过深刻的额印象。除此之外，她对本小队的小队长赵某心生厌恶，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紧张的时候，赵派孙怀典陪一位将军夫人去后方桃花仑生产，作产后特别护士，这让孙大为不满。孙自述中记下的那位将军为99军军长，可能就是兼任贵州保安处处长的傅仲芳，他所带领的99军3个师投入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不过陪官太太的经历让孙怀典心生去意，更兼她在643小队目睹的混乱场景、“慢性杀人场”的感受，应该就是接待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后所亲身体会的。

家属藏孙怀典手书自传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的1942年2月，孙怀典请假来到长沙找林竟成得以调回长沙；当年林竟成便升任第九大队大队长，兼任位于湖南东安的国民党政治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第五分所的主任，之后又把孙怀典从长沙又调至东安。1943年2月，刚到东安后的工作是协助筹办病室，如做衣服枕头被单等等，很快便接受了伤兵入驻。正是在这动荡的岁月里，孙怀典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

铠甲与软肋：辗转后方

孙怀念的爱人陈烈川（1921.6.17-2001.8.8）与孙同为广东揭阳人，民国时期的知名报人，《国民日报》的编辑，主要报道金融财经类新闻。陈烈川的自传中记载，两人偶然相会在1942年的夏天，调回长沙的孙怀典与他在长沙的一场篮球比赛时相遇，二人异地逢乡音，格外亲切，很快就恋爱了。1943年6月孙怀典调防东安时，二人结婚。因为当时两个年轻人没有什么钱可以在长沙摆酒席，所以选择去桂林旅行结婚，并借此名义在报上登了一个“结婚启事”，结婚启事上的介绍人，一位请的是时任长沙市长梁霖，和《国民日报》社长杜绍文（潮州澄海人）。同年8月，因为新婚以及便于照顾同行好友李恩惠肺病，孙怀典又要求从东安调回了长沙第九大队，在912区医疗队工作。然是年秋天，李恩惠仍因病于长沙去世。

1944年4月，侵华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豫湘桂会战爆发，国军在此次大会战中惨败，多条战线大溃退。5月末，长沙第四次沦为战场，大会战中的“长衡战役”打响。此次战况尤为惨烈，在著名的“衡阳保卫战”中，守军伤亡惨重，孤军无援，被迫放下武器，至衡阳陷落，长衡会战方才落幕。战时孙怀典随长沙第九医疗大队迁至东安，而她的丈夫则随《国民日报》撤至衡阳，二人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内迁逃难之旅。如果说《围城》中主人公一行在战时赴内地“三闾大学”任教的经历，多少带有点喜剧化的滤镜，那么孙怀典夫妇回忆里的内迁经历，无疑要真实残酷得多。孙怀典先是在战火中的东安，诞下一位男婴，但丈夫尚在风雨飘摇的衡阳；衡阳很快告急，陈烈川脱离报社，来到东安陪伴妻儿，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全家只能靠孙怀典一人的收入过活。长衡会战后期，孙怀典所在红十字会第九大队撤至广西柳州西北的一个小镇怀远镇（今属河池）暂居，陈烈川告诉妻子去隔壁的宜山县，找份工作补贴家用，如果医疗队要撤离怀远的话，他在随大家一起撤。陈烈川在宜山县文教科做助理文员。此后孙怀典再随医疗大队撤退迁徙，从河池怀远转移至贵州独山。1944年11月柳州告急，宜山宣传队解散，陈烈川才沿桂黔铁路撤出，步行北上贵州独山，与妻儿汇合。

在独山仅住了半月，日军炮火便逼近这里。这座贵州的小城后来见证了中国抗战史中一场传奇战役：独山战役，这里最终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终点站，此后日军再未侵占过我一寸山河。但独山战役开始前及战场之中，伤亡最大、且最为惨烈的还是沿途奔逃的难民，孙怀典夫妇就是这漫漫西北行旅中的一份子，步行两周至贵阳，时间已经到了1944年底，其中艰辛无可名状；孙自述中说，“忆及西南山区逃难的凄惨情况，惊恐万分”。抵达贵阳，孙怀典至图云关红十字总部报告，并住在那里的集体宿舍，丈夫只能来到贵阳的西南文化人招待所。此时恰巧“西南文化人救济车”北上重庆，陈烈川说服家人，挤上救济车来到重庆的日子，正好是1945年的元旦。陈烈川自述之中，也提到桂黔逃亡生活痛苦之状；其中提到二人1944年离开长沙时一家人尚有行李十二件，因沿途损耗丢弃，到达重庆时只剩下一床破棉絮，其狼狈可见一斑。

一家人抵达重庆的一开始，都住在重庆的西南文化人招待所，因为邻居们都是编辑、记者、教师，陈烈川也通过他们找工作解决生活问题。这其中提到一个有趣而无奈的故事。衡阳保卫战总指挥第10军军长方先觉，因为城破投降，后脱身回到重庆，背负骂名。听说国府军委会给了他一大笔钞票，住在招待所里的西南地区新闻记者们都想趁机敲他一笔竹杠。陈烈川便同一些记者们来到重庆第10军办事处找到了方先觉，你一言我一句要求方救济，方估计是受不住磨，给去的人每人一万块救济金。用陈烈川的话“就这样东领救济金，西敲竹杠之下，我一家不独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生活，而且还有余钱购买一些必需的日用品”，可见当日重庆生活的无序。

从1945年2月起，孙怀典夫妇俩都找到了新的工作，陈烈川供职《新蜀报》，孙怀典则任职于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央医院，担任护士工作。中央医院是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南京所创综合性医院，抗战初期随国府内迁，先长沙、再贵阳而重庆，坐落歌乐山之上，院长是知名外科学泰斗沈克非教授。而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战内迁后，1941年自昆明转迁重庆歌乐山，与中央医院成了邻居；两年后的1943年，卫生署将中央医院划归上医管理，次年初正式改名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央医院，成为重庆当时最先进的医院之一。1945年春的孙怀典并没有在那里工作太久，因为新生的幼子并重，被迫去职照顾孩子，并还短暂在朱学范主办的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临时劳工时疫医院做过护士。不过此时已经迫近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了。是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丈夫陈烈川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成为复员人员，辗转从南京来到上海，此后再也不曾离开。

1947年上海市国民政府给孙怀典颁发的奖状

虹口档案馆藏解放初孙怀典工作证明，1946年起孙怀典陆续在“北四川路区”卫生事务所、区防疫站等处工作。解放后不久，“北四川路区”卫生事务所、及区防疫站等医疗机构相继撤销合并，孙怀典加入上海市公费医院第二门诊部，历任护士长。1968年第二门诊部整体并入第四人民医院，孙怀典调入了职业生涯最后一站，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门诊。1979年，孙怀典光荣退休，从此安度晚年。

结语：大历史中的普通人

大历史的车轮是无情的，遭其碾压过的条条痕迹，构筑出整个人类共同的痛苦记忆。同时大历史对于后人又是迷人的，通过它的视角，一段段经历成为了传奇，普通的人们变成了英雄，混乱、暴戾与血腥成为了浪漫与胜利与狂欢。逐渐地经过岁月之后，后人只会记得浪漫的大历史，而忘记了具体的历史，忘记了其中挣扎过的普通人，就像本文的主人公，那位普通的白衣天使，一位活泼真挚的妻子，温和勇敢的母亲，以及那段独特的经历，这些都是在翻检她的档案及其夫妇自述之前，今天的读者无法想象的。档案馆里留下的不只是真实珍贵的文献，还有属于整个过去时代的记忆，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档案文献，可以让后人在面对大历史时保持更多冷静与睿智，我们只是大历史中的普通人。

感谢虹口区档案馆与孙怀典家属惠允使用历史档案，感谢陆明老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